女佣坠楼案

女佣坠楼案值得国人深思 （2012-05-07）王智凤 　　看了本月4月24日林传贤先生在《联合早报·交流站》发表的“建议立法禁止高楼抹窗外玻璃”的短文，深以为然。女佣坠楼案频频发生，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不知从何时开始，女佣几乎成为本地的高危行业了。今年以来仅仅4个多月，就已发生7起女佣坠楼意外。7条鲜活的生命因为做擦玻璃、晾衣等“家务琐事”而猝然逝去，令人难以置信。就算传统意义上的高危行业，如建筑业，化学工业等也不曾如此频密地发生意外。 　　原因是什么？是的，我们了解，有些女佣来自偏僻的乡下，对在高楼大厦里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适应能力可能不尽如人意，劳动素质不是很高。据早报4月7日报道，印尼政府已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投资了一套完善的训练系统，加强女佣们出国前的有效训练，进而提高她们的劳动素质，以减少工作时意外丧生的事故。 　　不过，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本地因素还是占有主导地位。女佣坠楼大约有下列几种常见情况： 　　一、晾衣坠楼。由于多数女佣都是个子比较娇小，力量单薄；竹竿晾满大件湿淋淋的衣物，对娇小的女佣而言是太重了，当她踮起脚，将竹竿伸到窗外，结果不小心被重重的竹竿拉下楼去了。其实，这类事故完全可避免，只要在女佣刚来的几天内雇主耐心地告知和培训几次，就应该没有问题了。另外，也应教导女佣，尽量先把衣物弄干（例如在浴室里滴干手洗衣物才放在竹竿上），并教女佣多用几根竹竿，每根竹竿的重量就会减少。 　　二、换窗帘坠楼。在高楼上做这种攀高的家务事，一个女人是很难应付的，雇主家人最好协助一下。哪怕你不动手，只是到场监督一下也好。 　　三、高楼抹窗玻璃坠楼。这是最不能令人接受的一种情形。因为这完全属于高空作业，根本不是女佣该做的家务事。可是因为没有”立法禁止“，总有个别雇主为了一己之私，不顾女佣的生命安全，要求她们高楼抹玻璃。看来很有必要要求政府“立法禁止”。如果立法，必须规定严罚违法者，只是罚款无济于事，须以等同“侵害人身权利”的刑事罪论处，才会起到威慑作用。 　　在许多国家，高楼抹窗是专业人员的工作，而且全是男性。他们有专业的安全保护配备和作业准则。想干净，只要肯花钱就可以了。而本地有的雇主动不动就把可怜的女佣当作廉价的“蜘蛛侠”使用，实在要不得。 　　再说我们给予她们的薪水，跟港台等地相比是偏低的。如果我们不能以宽厚之心对待她们，愿意来新的女佣必然递减，终有一天本地会发生“女佣荒”，我们的床单会没人洗，我们的老人孩子也没有人来照顾。

新加坡能不接纳外才吗？

新加坡能不接纳外才吗？
（2008-08-23）
● 林晓东

　　新加坡队终于获得一块奥运银牌，许多国人欣喜若狂。但是在媒体上也时而听到一些非议，认为三位主力女球员全是引进的中国人才。

　　许多新加坡人显然不了解世界乒乓球运动的现状。本月15日，新加坡与韩国队争夺决赛权的关键一仗中，韩国队头号主力唐汭序击败新加坡的王越古。唐汭序原名唐娜，本来也是中国国家队球员，2000年才移居韩国。

　　16日被韩国队淘汰的美国队主力球员高军、王晨，均为前中国国家队的球员。
　　不仅美国、韩国这样的体育大国要依赖中国球员作头号主力，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引进中国的乒乓球员，比如，刘佳(奥地利)、吴佳多（德国）、李佼（荷兰）、陈卫星（奥地利）、王增羿（波兰）、王建锋（挪威）、杨敏（意大利）、何志文（西班牙）、林聚（多米尼加）、冯喆（保加利亚）、刘崧（阿根廷）、蒋卫中（克罗地亚）、黄文冠（加拿大）、成应华（美国）、吉田海伟（日本），谭文玲（意大利）、李云飞（比利时）、连茜（多米尼加）、徐光宏（加拿大）、苗苗（澳洲）……

　　这个名单很长，而且还在不断增长中。绝大多数中国海外乒乓球员是当地国的主力选手。

　　中国人习惯上将这些为外国出力的球员称为海外兵团。当年中国国家队主力何智丽移民到日本，改名小山智丽，在1994年广岛亚运会上代表日本击败中国，取得金牌。中国国内舆论一片哗然，官方媒体公开指责小山智丽是汉奸叛徒。

　　不过近年来中国人意识已经全然改变，绝大多数中国人以宽容的心态接纳这些加入外籍的球员。这是因为中国体育界也引进了一大批的洋教练。

　　比如在8月14日的射箭女子个人决赛上，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箭手朴成贤以1环之差输给了中国选手张娟娟，而中国队的教练却是韩国人杨昌勋。在同一天的女子佩剑团体半决赛，中国以45-38战胜法国，中国队的教练也是法国人鲍埃尔。

　　通过这些事例，许多中国人认识到体育是一种健身文化，让中国体育人才走出国门，让外国体育人才进入中国，实质上是一种有益的国际文化交流。如果用狭隘的民族政治理念来阻挠这种国际文化交流，无异于文化上作茧自缚，不利于自身文化的成长壮大。

　　另一方面，新加坡与中国女乒决赛时，现场的中国观众不仅为中国队加油，也大声地为新加坡队加油助力，展现了大国的体育风范。对于真正的体育爱好者来说，双方实力相当，展开高潮叠起，精彩纷呈的比赛，这才是体育事业的最高境界。

　　如果像中国、美国这样人才济济的体育超级强国都要大量引进外国人才，那么新加坡作为一个文化多元的小国，引进一些外国体育人才是理所当然。需要深入思考的不是引进人才对不对，而是引进人才后如何发挥更好的社会作用。

·作者从事网络与翻译工作

也谈引进外来人才（2008-06-06）

也谈引进外来人才

（2008-06-06）

● 翁德生

　　笔者非常赞同潘国驹教授写的《亚太地区的科技与外来人才》（6月2日《联合早报·言论》），他认为：“在吸引海外人才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爱国主义以及民族感情。历史上有很多显著的例子，说明爱国主义以及民族感情对科技发展有重大作用”。

　　我必须这么说，政府很懂得全球化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国在引进外来人才是当今领头羊，任人唯才制度（meritrocracy），让过江龙有宾至如归之感。当下许多曾经有排外色彩的国家，也正悄悄地改变策略欢迎外来人才，可见我国做法是先知先觉的，具有前瞻性。

　　在处理“过江龙与地头蛇”问题上，那些曾经保护地头蛇的国家是吸引不了过江龙的，因为真正的人才到世界到处都铺满红地毯，他们不会选择在有“二等公民”地方落脚。

　　新加坡不只不会让过江龙沦为二等公民，反而让土生土长国人有二等公民之感，这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在处理地头蛇和过江龙课题上，我们不能说已经是十全十美，但应该认真研究如何改进求取平衡。

特殊领域应优先考虑地头蛇

　　以美国为例，这个当今最成功的开放社会，吸引全世界最优秀人才汇集，创造美国奇迹。不过在一些特殊领域里，例如当白宫主人或是中情局局长，出生背景还是考虑因素，因为这牵涉到国家生存策略的考量。

　　新加坡是个年轻国家，国民意识是百年树人工作，爱国主义对小岛国太重要了。我认为我们可以继续在大部分领域绝对开放自由竞争，商场上过江龙打败地头蛇无所谓，甚至像星展银行总裁用外来人才也无妨，反正他只要实现“股东利益主义”就行。

　　一些比较特殊领域应该优先考虑地头蛇，从媒体管理层到电台广播员之类的，我认为只要是能力，落差不大，应该以土生土长为主。

　　目前政府的思路可能以政治领域为主流，殊不知现今社会潜移默化力量来自四面八方，拿笔的拿“麦”的一样具备影响力，他们的爱国主义相对而言以生于斯长于斯较可靠。

　　一代股神巴菲特忠告人们投资应以所在地为主，意思是比较了解市场状况。所以一个住了五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永久居民，对本地课题理解程度肯定会有落差，这和个人水平没有直接关系，纯粹是时间作业。　
　
外来人才政策有改进空间
　
　　笔者几年前就公开支持外来人才政策，不过总觉得必须适度调整符合国家利益。不久前有啤酒女郎和咖啡阿嫂的辩论，开放社会，海纳百川，啤酒女郎胜出有理，可是咖啡阿嫂可能有孩子当过兵，这就必须细致权衡国民服役和爱国主义的共生关系。

　　我很肯定我们目前没有这种“捍卫本土”意识。每当我从电台节目听到外来和尚空中念经时，尤其是针对国家社会民生课题，他们无疑字正腔圆，但本土课题还是让本土广播员谈论会更加胜任。这里必须强调这些本土广播员水平，须与外来人才不遑多让。

　　重视爱国主义的重要性，这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如果我们无知地无视爱国主义，然后天天在高喊地球村世界大同之类，到了有一天需要展现爱国护国时才临时抱佛脚，那才是最愚蠢的自误。

　　这不是一篇排外保护主义文章，而是相信我国在本土和外来人才政策上还有改进空间的感言。

·作者是本地商人

请给客工和新移民多一丝包容（2008-06-07）

请给客工和新移民多一丝包容

（2008-06-07）

● 江秀岚

　　《我报》记者洪奕婷，在5月21日的评论文章《外籍员工应具一定英文程度》中，以亲身的两个经历去油站打油和上餐馆吃饭，提出中国客工既然加入了这类服务业，与顾客交流，理应用英语来沟通。洪记者表示，这么要求或许是苛刻了些，不过，会以英语交流在我们的社会是必须，必然的。

　　我认为，记者遇到的上述中国客工，应该都是新手（其中有些人也有可能是新移民），给他们数个月，他们应可学会基本的英语对话。打油工人、侍应生，能说英语当然可和更多顾客沟通，但其劳力付出、友善服务的态度也应该是行业的必备条件。只要肯学，谦和地工作，掌握新加坡式英语会话，应该指日可待。此外，看菜单点菜，给予数字或符号指示，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再说，我们到餐馆吃饭，如果服务员的英语说得溜，但是，上菜的速度慢，态度又不佳，可能顾客感受还更糟糕。

　　华人看到华人，都自然地用华语交谈。见到香港人、台湾人，大马华人，我们华人都会自然地用华语交谈。用英语，反而很怪。是的，碰到异族，就用英语。语言的亲和力，自然流露。例如我的父母，今年60多岁，曾受过小学华文教育。他们会用方言和华语和人沟通。遇到异族，就用简单马来语和英语聊聊，他们喜欢这样的多语言混杂的沟通方式，我也认为这样很融洽。

　　在新加坡，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期间诞生的国人，都受益于政府双语政策；华人只要受过小学的教育，大体上，都可以讲新式英语和华语。加上教育的普及，受高深教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时势造就了这批双语的人，我们对此应该珍惜。不过也不必对不同语文环境成长的新移民和客工要求过高，要外来客工或新移民一定要马上投入我们的语言环境，口操国际语言英语。

　　用方言，就上不了台面？用华语，就将自身束缚于国际社会以外？这样的社会观感，令人怅然。语言是人们的文化遗产，不是身分的表露。虽然，服务业员工英语流利对新加坡旅游业有帮助。但去过曼谷的人都知道，许多酒店、餐饮业的服务生，和大多数的德士司机也说不了几句英语。大家用预先以泰文写好的酒店地址（或要去的地方的地址）和手势沟通，曼谷旅游业并未因此走下坡。

　　是的，我们的社会，不能原地踏步，务必要步向全球化，英语作为我们的商业用语的环境不能放弃。而这群出卖苦力、劳力的中国客工，肯定会在这个环境中，学好基本的英语；只要有决心。同时我也想借此提问：我们的双语人，要到港、台工作，现在要学会从小不曾学过的方言，可行吗？而英语人才，要到中国发展，现在要学华语、华文，可以吗？

　　可以，时势造就“人才”。只要有这个环境，加上自身的意志力，肯定可以。

有利于持续发展的外劳政策（2008-04-19）

　　我国的劳动力人口本来就比较缺乏，再加上一些又脏又累的工作本地人不愿意做，所以从其他国家引进劳务人员就成了一项长期的政策。不仅如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里，所有企业都在千方百计地增强自身的竞争力，这样就使劳动力的素质和成本变得越来越受重视。

　　就我国而言，一直以来，政府就非常务实和灵活地实施劳务开放政策，一是要弥补劳动力不足的缺陷，尤其是要填补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包括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二是要帮助本地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三是要避免外国资本因为本地劳动力成本高而流失到其他国家。

　　除此之外，本地还有大量小本经营的生意也缺乏人手，包括咖啡店、餐馆、清洁公司等。这些行业只靠本地人是不够的，况且很多本地人都不愿意做这样的工作，主要是嫌报酬不高，又累又不够体面。假若无法以合理的薪水请到人手，这些小本生意就很难维持下去，我们的日常生活就会遇到很多不便之处。

　　很多人实际上都明白这个道理，因为毕竟事实天天摆在我们面前：在一些行业，若没有聘请外劳，很多事情就没有足够的人手去做，例如组屋区的清洁卫生、高楼大厦的建设、道路的施工，等等。可是，在某些时候，部分民众还是想不通，认为这些外国工人是来“抢”他们饭碗的，或者认为这些外劳的到来，使新加坡人的薪水降低了。

　　针对这样的问题，总理公署部长林文兴前天在劳资政论坛上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在咖啡店捧咖啡的一个阿嫂曾经向他抱怨说，来自中国的啤酒女郎抢了她的饭碗，害得她必须打两份工才能应付日常开销。林部长向她解释说，老板聘请了啤酒女郎之后，咖啡店门庭若市，生意变好，这样店主才有钱聘请阿嫂来捧咖啡。这个简单的故事其实含有很深刻的道理，那就是，外劳在表面上给本地员工增加了竞争压力，但实质上却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持繁荣的积极因素。

　　李显龙总理最近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从全球经济的宏观角度，非常透彻地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不能把本地低薪工人所遇到的问题完全归咎于外来工人，因为这是全球化的必然现象，其他国家也面对同样的问题。他说：“我们的邻里商店和小型企业常常投诉生意难做。生意的确难做，不少可维持生意的小商人是因为他们可以雇用外国工人，成本不会太高，才赚得到一点钱糊口。如果你不允许他们请外国工人，强迫他们以很高的薪水来请新加坡工人，我看他们就不得不关门大吉了。”

　　其实，政府在允许引进外劳的同时，已经充分考虑到了本地低薪员工的处境，并且采取了多项维护本国公民的重要措施，例如就业入息补贴和劳工税。低薪工人每月可获得200元的就业补贴，以此鼓励他们积极寻找工作，同时也能鼓励雇主积极聘请本地员工，因为政府实际上是帮他们支付了一部分工资，降低了他们的人力成本。

　　因此，面对外国工人的到来，我们应该有正确的认识。首先，新加坡要参与全球化竞争，引进外劳就变成必然的选择，因为它符合全体新加坡人的利益；其次，低薪工人要尽可能多学新技能，以此扩大就业机会，改善就业待遇；第三，我们不要忘记，在引进外来工人的同时，政府一直在采取措施保护低薪工人的利益，国人本身的利益不容忽视是明显不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