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外来体育人材

何谓‘我们’？
（2008-08-30）
● 洪艺轩

　　前阵子到国家博物馆参观时，一件历史展品让我留下深刻印象。那是一份我国建国初期的旧报纸，里头一篇文章讨论的正是我们时下的热门课题——“新移民是否抢了我们的饭碗？”

　　新加坡是个移民社会，我这代人当中，很多人的父辈或祖父辈都是从其他国家移民到新加坡，近则来自马来西亚、印尼，远则来自中国、印度、阿拉伯国家、欧洲等。新加坡从未停止吸引外来人才，而有关新移民的辩论之火也未曾熄灭，再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这些争论也不见得就会消失。

　　“我们”与“他们”之间是个不断移动的分界线，谁该归于哪一方，总是看时间、场合而定。我们也曾经是别人眼中的“他们”，而随着人们落地生根、成功融入本地社会，原先的移民已自豪地以“我们新加坡人”自居，“他们”又成了后来者的称号。

　　但是究竟何谓“我们”？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华人本来就不是一个单一的社群，而是由多元文化和背景组成的。以教育背景来划分，可分为英校生和华校生两大块。以方言来分，则可分为闽、粤、潮、客、琼等许多不同的群体。“我们”和“他们”的区别不仅针对新移民，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表现出来。

　　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前年12月至去年1月对1824名新加坡公民展开的调查，结果显示同其他种族对本身族群同胞的100％接受程度相比，本地华人对自己族群同胞的接受程度只达到99％。

　　此外，在本地，华人虽然是最能够被其他族群接受的，但是华人对其他族群同胞的接受程度却是最低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其他种族对他族的接受程度分别是88％、93％、94％和95％。

　　专门研究多元文化问题的主要调查员诺曼华素助理教授受访时表示，这样的调查结果并不意味着华人讨厌其他族群，而是因为华人作为本地社会的大多数，较容易忽略其他族群。反观少数族群比较能够互相容忍和接受。

　　在最近有关新移民的辩论中，同其他种族相比，土生土长的华人对新移民骂得最凶，想必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本地社会奉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原则，身为“多数”的群体，难免会认为“少数”群体得顺应他们。但是“少数”的内心服气吗？未必。

　　《海峡时报》的一名年轻马来族记者在今年国庆期间，就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我觉得自己是最不受宠爱的孩子”。她在文中满腹委屈地谈到自己总觉得身为马来人，而比其他族群的新加坡人次一等，许多国人都对马来人有成见，认为马来人懒惰，或者误会本地马来人在情感上较亲近马来西亚。她在文末感慨自己那不曾被征召入伍参加国民服役的父亲，每逢国庆都会在家里前后门各张挂一面国旗，仿佛这么做就能成为较受宠爱的新加坡之子。

　　读了这篇文章，让我非常感慨，因为在英治时代，本地华人也面对许多歧视。反共时期，许多华校生甚至莫名其妙地一律被套上“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当时也有许多人质疑这一大批华族移民是否真心诚意要落户南洋，还是只来捞一笔，然后衣锦还乡？

　　如今，土生土长的华人在新加坡社会占了大多数，在政府、私人企业、非官方机构等，都坐上领导位置，声音也最大。我们对国家的忠诚已经成了无庸质疑的，因此我们当中有些人就理直气壮地把矛头指向他人，用别人曾经质问我们祖先的口吻来批评新一代的移民。

　　今日的世界是个地球村，一个人出生的地方未必就是他成长的地方，成长的地方也未必是工作的地方，而工作的地方又未必是终老的地方，终老的地方更未必是下一代出生或成长或工作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一代或我们的下一代，国家认同感也许已经不再是一选一的问题了，人们会把心切成多块，所到之处都把一块留在那里。




也谈引进外来体育人才
（2008-08-30）
● 叶碧娇

　　关于外来人才或新移民的争议，最近被炒得沸沸扬扬。然而，人们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引进体育人才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如果这项政策仅仅停留在国际赛事中争得奖牌上，那么国人对于外来人才能否真正代表新加坡实力的疑惑将永远存在，而且时不时地发出这种不安，接下来是国人胸怀是否够宽广的争论，周而复始。

　　根本的问题，是本地的体育实力和水准。我们不能因为新加坡是个小国，仅有400万人口，就认为无法像美国、中国那样体育人材辈出。在本届奥运会上，牙买加这个人口仅200多万的小国，众人眼中所谓的穷国，在田径场上让人刮目相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的奖牌源于政府制定并支持人民投入短跑项目的系统训练，更源于人民对田径尤其是短跑项目的热爱，以及艰苦卓绝和持之以恒的训练。

　　那么外来体育人才，能否起到推动本地体育事业发展的作用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显得很微妙了。因为如果国人没有响应起来，配合进行，有再多再强的外来体育人才都无济于事。

　　首先，新加坡政府已经行动起来了，为了让国人能够更顺利地看到奥运会上新加坡团队对垒中国队，争夺冠亚军的实况，李显龙总理宣布把同这场比赛“撞期”的国庆群众大会英语演讲的现场直播延期。

　　在英语演讲时，李总理甚至将现场和远在北京的新加坡团队连线，向国人及时报告队员的心情和情况。

　　相当一部分的国人也迈出了第一步，他们聚集在各个公共场所，就像在现场那样，为新加坡团队加油打气，高声呐喊。他们兴奋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充分表露了由新加坡女乒团队带动起来的对体育的激情。根据报章报道，由这次女乒夺得银牌胜利开始引发了一股乒乓球热浪，吸引了很多人对乒乓球运动的兴趣。

要建立广大群众基础

　　然而，要让新加坡的体育运动趁这次女乒夺得48年以来的第一枚奖牌而掀起波澜，仅仅靠这些是远远不足够的。体育事业是一项需要长期投资的项目，它不能只靠一时的热情和冲动；它是一种文化形态，需要耐心持久地耕耘和努力。它更是一种广泛的、以群众为基础的大众产业，需要全民的支持和投入。

　　体育是必须付出大量精力和心血的“长期投资”项目，是必须具有坚韧的毅力和惊人的忍耐寂寞的心境才能得以坚持的事业。试问，以如今冷气室里“泡”大的新一代，哪一个愿意“冬练三寒，夏练三伏”呢？又有哪一家父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教练的吼叫中摸爬滚打，摔倒又再爬起呢？这样的客观条件，造成了新加坡体育人才的严重匮乏，构成了新加坡政府引进体育人才的社会背景。

　　如果国人不能够改变观念，把体育运动当作生活的一部分；如果国人不能够改变观念，依然文凭至上，把钱途当作第一位，继续剥夺有体育才华的青少年对体育的热爱，遏制他们在这个方面的才能；如果国人继续过分重视物质享受，视艰苦奋斗为过时或者畏途，那么目标仍然遥不可及。

　　而如果我们的社会，比如媒体一味为了收视率等问题，不能主动负起为体育制造舆论的责任——及时主动地转播报道具有世界水准的大型国际赛事，起到号召引导的作用，那么新加坡永远只能靠用重金吸引外国体育人才的方法来走上国际，赢取奖牌。这样的奖牌从本质上来说，是不能真正代表一个国家的体育实力的。

　　希望我们能够充分把握这次女乒夺得银牌，激起全国人民体育激情的机会，将整个新加坡的体育运动引领进一个新的起点，迈向更高水准。

·作者在政府中学任华文教师　



季候鸟与嫁接树
（2008-08-30）
● 陈华福

　　今年2月29日，国际乒联董事以45票对3票的绝大多数票通过了“限外兵团”的议案，乒联董事主席欣慰地说：“这个议案对有些国家有利，有的国家不利，但对于整个大家庭来说肯定是利大于弊的。”

　　海外兵团犹如季候鸟群，良禽择木而栖，随气候的变化四处迁徙。它们的到来增添了一个优良鸟类的品种，没有不受文明国家的欢迎和保护之理。

　　然而，美国国鸟是白头雕，中国的国鸟是象征长寿的丹顶鹤，已惨遭捕杀灭绝的渡渡鸟仍是毛里求斯的国鸟，再小的国家都有自己心仪的国鸟。季候鸟难成为国鸟，因为任何一种国鸟都是民族精神的象征。

　　外来移民不等同海外兵团，他们更多是像移种或嫁接的植物。比如由巴西移植到南洋的橡胶树，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终于成为具有代表性的本土植物的一员。

　　诗人舒婷笔下的橡木，不论是长于中国寒带北方还是美国，任何公民对这生态植物的深厚感情都胜过气候改变才飞来的季候鸟：“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无可讳言，我们不少先贤是海外移民，至今仍然深获民众的爱戴和敬仰。但这无疑说明，任何移民与其子女，只要能融入当地的社会，并能在那里受到培养成为杰出的公民，必然受到当地群众热烈的欢迎。

　　由于人的体质和兴趣差异，以及生活所处的地理环境等有别，没有一个体育强国能包揽所有的运动项目。同一类运动项目，不同人种进行竞争，才有精彩伦比可言。要是角逐同一种奖牌的运动员都来自同一原始培训练基地，尽管团队用上不同国籍包装，但的确是不利于此项运动在全球各地的推动。

·作者是本地自由撰稿人　



站长的话
（2008-08-30）

　　新移民的融入是一个过程，我们要吸引外来人才，弥补自己的不足，就必须了解到，我们必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我们的先辈来到南洋时，总是想到落叶归根，只有在这里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生活后，才逐渐产生认同，并决定在此落地生根。他们土生土长的后代，自然而然就和这片土地认同了。

　　在新移民的家庭中，我们正在看到这样一个过程的重演。家长在原来的国度土生土长，对那里自然会有挥之不去的感情，小孩子在这里读书上学，天天唱国歌，耳濡目染，很快就融入了本土。因此，一家子在支持中国还是新加坡球队上从骨子里流露出来的自然差异，对我们实在具有很大的启示。




支持哪一队？
（2008-08-30）
● 单超

　　四年一次的奥运会已经圆满结束了，作为新加坡人，8月17日那个晚上可算是非常难忘的一刻。阔别了48年的奥运奖牌梦终于实现，可算是众望所归。

　　我们一家是新移民，那一天同样感受着岛国的喜悦，就在我们看电视直播的时候，我那读小学一年级的8岁儿子的小小言行，让我们想到了很多。要支持哪个队呢？我们夫妻二人在中国土生土长，很自然的就支持中国队。然而，孩子却是铁了心支持新加坡队，这可是一个很好的社会现象啊！小孩自从在新加坡上学的那天起，每天早上都升新加坡国旗、唱新加坡国歌，他能自发的为新加坡队加油、打气，这才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

　　新加坡政府和人民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环境和教育，我们没有理由不珍惜啊！自从我们成为永久居民那一刻起，就开始教育孩子：你现在在这里读书、生活，长大了要为新加坡服务和工作，回报这里的社会和人民。小孩的小小言行应该是发自内心的，他已经把自己看成一个十足的新加坡人了，可见新加坡政府的移民政策是非常有效的。那些还在对移民政策说三道四的小市民们要放眼未来了，胜利永远属于你们的。

　　加油吧，新加坡！

　　未来是美好的，让我们一起不分彼此的心连心，一起努力吧！

新移民的贡献

只要有贡献都会获得承认
（2008-08-27）

我国女子乒乓队前天携带48年以来的首枚奥运银牌，如英雄般从北京凯旋。自回到国土的那一刻起，无论在机场还是在沿途所经之处，都有大批挥舞国旗的民众夹道欢迎。

　　而在莱佛士城，1000多名民众早就涌入庆祝会场，争相目睹奥运健儿们的风采，分享她们成功的喜悦和荣耀。对新加坡来说，此情此景还是很新鲜的。那种团结友爱、万众一心的感人场面，不仅为我们这个国家增添了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气氛，而且也使全体国人在自动自发地参与中，接受了一次极其特别的爱国主义情操的洗礼。

　　在庆祝会上，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长维文医生宣布，在内阁的提议下，经总统赞成，政府将为夺得奥运银牌的冯天薇、李佳薇和王越古三名运动员，授予象征着极高荣誉的“功绩奖章”，以表彰她们为国家赢得荣誉而立下的汗马功劳，同时也借此鼓励更多运动员今后在国际赛场上努力拼搏，为国家作出更多贡献。

　　在世界所有国家，政府和社会都非常重视与珍惜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特别是在奥运赛场上的杰出表现。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本国体育健儿的优异成绩以及升国旗、奏国歌的颁奖仪式，不仅浓缩出一个国家的形象，而且更能激发全国同胞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增强全体国人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乃至对整个社会的进步起到鼓舞作用。因此，无论大小与贫富，各国政府都要对获得优异成绩的本国运动员给予物质奖励。

　　而新加坡女子乒乓队此次所获得的嘉奖，不只是物质层面，而且还将获得代表极高荣誉的“功绩奖章”。在此之前，只有两人获得这份殊荣，一位是我国第一枚奥运奖牌得主、举重运动员陈浩亮；另一位是曾多次在国际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前游泳运动员杨玮玲。很显然，这种精神层面的表彰，再次体现了我国政府对体育运动的高度重视。

　　如同我们在此前的一篇社论中所说，为新加坡赢得奥运奖牌三名女乒队员都是原籍中国的新公民，她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这个国家的价值，报答了国家和社会对她们的关心和培养；现在，政府和社会给予她们以高度的肯定和嘉奖，我们认为，她们是受之无愧的。

　　新加坡是一个用人唯才的社会，任何一个公民，无论他们当初来自哪里，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只要为这个国家和社会作出了贡献，他们都会获得承认和肯定。体育赛场上是如此，其他领域同样也是如此，包括文化、艺术、学术、教育和科研，等等。只有坚持这样做，新加坡才能继续旺盛地成长，也才会在世界大舞台上继续受到尊重、令人刮目相看。

　　毫无疑问，引进和培养来自国外的各类人才，绝非意味着本土人才就会被忽视。恰恰相反，这些年来，政府在培养本土人才方面不仅从未懈怠过，反而是格外重视。我们相信，一些民众针对外来人才所发表的质疑和疑虑，政府已经听到了。我们非常希望看到，将来会有更多的本土人才在各个领域，包括在体育领域不断地脱颖而出，从而在不同领域的国际赛场上，为己为国争光。


以宽阔的胸襟接纳新移民
（2008-08-27）
● 李顺福

　　在国庆群众大会上，李显龙总理再一次呼吁国人了解吸引外来人才的需要并接受新移民。以体育为例子，他说，代表新加坡参加北京奥运会的25名运动员中，一半是新公民。我们的游泳小将陶李成功游进蝶泳决赛。我们的乒乓女队更为我国赢得48年来的第一面奖牌。他说：“体育要有成绩，不能只靠土生土长的运动员。我国在奥运的成绩说明这点” 。

　　总理说的一点也没错。从我国奥运健儿的表现，证明了引进体育人才的作法是正确的。不只是体育，总理说：“我们也必须引进其他方面的人才”。在群众大会上，他谈到两个引进外地人才的原因。第一，国人目前的生育率只有1.29，比人口替代生育率2.1来得低许多；第二，我国目前的人口只有400万，要进一步发展经济，这样的基面（base）是相对不足够的。

　　除了上述原因，吸引外来人才的动力来自全球对人才的需求日益殷切。很多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都面对低生育的问题，所以招引外地人才成了执政者当务之急。澳大利亚就是一个例子。在它废除白澳政策后，它大开门户广纳专才。它还通过大专院校到海外招生。近十年来，为数不少的本地人举家移民到澳大利亚去，其中就包括曾到澳大利亚受教育的本地学生。

多年努力有了成果

　　经过多年来的努力，我们清楚看到当局的吸引外来人才计划已经开始奏效。外地人才不断选择到本地工作，其中不少申请成为永久居民或者归化为新公民，成了我国经济的生力军。

　　可是，有些国人在接受新移民这课题上仍旧存有一些疑虑。他们关注的有下列三点。

　　（一）担心新移民会在职场上与他们竞争，甚至抢走他们的饭碗。影响较大的是因经济转型而遭裁退的年长员工。为了减低这方面的压力，有关当局、工会领袖和顾主三方面通力合作，协助工友提升技能，加强他们的受雇率。

　　（二）另一些人对部分新移民的英文掌握能力感到不满。他们还写信到传媒质询为何英语差的外地员工能够受聘在本地服务业中任职。虽然口口声声说没有排斥之意，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客工的鄙视，却是不言而喻。

　　（三）有些国人也对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的意愿感到怀疑。这种疑虑可以理解，因为不是全部的新移民最终能够成融入本地社会。不过，融入社会是个双向工作。除了靠新移民本身的努力，社会整体也得加以配合。如果国人能给于基本的尊重和善待他们，那新移民融合社会的几率将会提高。再者，融入社会是一个过程，犹如涓涓流水，是急不来的。很多华族家庭的祖辈是来自中国的“过番客” ，他们也是在经过一两代人之后，才在本地落地生根，成为本地公民。

　　在接纳新移民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太在乎土生土长和新移民两者间的区分。

　　第一，不管是土生土长或者是新移民，只要是公民，我们应该对他们一视同仁，不应有彼此之分。就以我国的乒乓女队为例，三位女将李佳薇、王越古和冯天薇虽然来自中国，但她们都已成了我国的公民，是我们的一分子。因此，对她们三位能够得奖，我们应该感到光荣与骄傲。就如国际奥委会委员黄思绵所作的，拥抱她们，给她们加油。我想，在参与国际赛事上，团员是土生土长或许是新移民都无所谓，重要的是团队具备实力，赢得奖牌为国争光。

外来部长贡献大
　　
　　第二，刻意把新移民区分开来的做法是有欠妥善的。这种区分可能会被误解为看扁新移民，把他们当成二等公民。我们没理由，也不应该释放出这种不正确的讯息。笔者不时在报章上看到读者对新移民诸多批评的反馈。在8月19日报章上，一位李姓读者这么写道：“虽然我对新加坡赢得奖牌感到骄傲，不过，看到我们是靠着在外地出世的移民获奖，我就骄傲不起来了”。虽然这位读者反映的是少数人的看法，它显示出部分国人看待新移民的心态。据悉，当局已经开始通过市镇理事会等组织主办的庆典把公民权证书颁发给新移民。由社区带头欢迎新移民将有助新移民融入社会，是值得尝试的点子。

　　第三，对华族社群来说，多数家庭的祖辈也是通过移民的方式在上世纪初来到新加坡。作为移民的后裔，我们又怎能忘本而鄙视这一代的新移民？

　　接纳移民是我国多年以来奉行的策略。国人应该记得，在第一代的政府内阁里，一半的部长是来自邻国的移民。可是，非土生土长的事实丝毫没有减低他们对国家的效忠与贡献，而国人也从未曾把他们当外人看。

　　全球化加激使到人才成了各国竞相争夺的资源。如果期望经济持续增长，国人就必须敞开胸襟接纳新移民。除了广纳人才，我们别无选择。　·作者是本地资深文化工作者

新移民融入课题

站长的话
（2008-07-26）

　　如何协助新移民融入主流社会？这并非新加坡独有的问题。世界多数主要国家为了解决人口的老龄化、少子化致使经济停滞的危机，近年相继推出吸引移民的政策。约半年前，一项国际调查显示，“世界移民包容政策指数”的前4名依次为瑞典、葡萄牙、比利时和荷兰，加拿大与芬兰并列第五。温哥华市长说，微软等公司在该市设研究总部，就是由于移民政策成功，让该公司能在温哥华聘请到来自亚洲国家的专才。但加国民调却显示，民众不满现行移民政策，53%受访者坚持新移民须接受主流社会生活方式，只有18%认為主流社会应包容新移民的文化与行为。幸而我们的新移民和主流社会的文化差距不大，相信宗乡会馆和其他民间协会应能配合国策，促进新移民和主流社会的融合。




融入与包容都是个过程
（2008-07-26）

● 李叶明

　　读7月20日《联合早报》李慧玲的文章《你们就是我们就是你们》，娓娓道来如散文一般，情真意切，令人感动。文章中也提到对群体和个体的认识问题，指出，笼统的说一个群体……总是可能失准的。我对此非常赞同。

　　我观察到，不少新移民刚到新加坡时，往往会得出“新加坡人素质差”的印象，这种笼统的评价主因之一，可能是由于新加坡租金贵，很多刚来的朋友为了省租金，往往容易碰到一些“问题房东”。不过这类初步错误印象，几年后都会得到修正。　　

　　了解是融入的起点，而融入是一个漫长、但却是可预期、也必然会发生的过程。回想十多年前我对新加坡的种种评语，那么理所当然，又那么似是而非，有时连我自己都会忍俊不禁。

　　记得当时我曾得出结论：新加坡之所以干净，是因为这里没有像样的工业。当我听新闻说新加坡与马国在谈水供时，就不由地猜想，新加坡是不是也没有发电厂？是不是象水源一样，连电力也要从马来西亚进口？两个月后，当我第一次听说，新加坡是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六个月后，当我第一次亲眼看到裕廊岛上密密麻麻的烟囱时，你能想象我脸上写满的惊讶吗？

　　对于新加坡的了解，就是这样，在不断的惊讶、失望、懊恼中，慢慢调整着与实际的距离。而融入，也就在这过程中，不知不觉发生着。

　　我非常喜欢7月23日张港在《联合早报》发表的那篇文章的标题，《融入本地社会是新移民的长期任务》。它既点出了融入过程的长期性，也表达了新移民对于融入本地社会的主动性（张港本人就是新移民）。

　　主动融入是一件好事。它会使这个过程变得更顺畅、更快乐。不太主动的融入，多多少少会带来一些不快乐，并拉长融入的过程。

　　新移民初来乍到，考虑问题时喜欢拿中国的情况作参照。比如孩子服兵役，跟中国的同龄人比，就难免会觉得是白白“浪费”两年，自然会有抵触情绪。所以有人才会设想一切可能，企图为孩子避免兵役（设想归设想，政策上并不存在那样的漏洞）。

　　但时间会改变一切。当参照系转移之后，跟本地孩子比，当兵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何况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新移民父母也会发现，在优越的生活条件下，孩子欠缺对吃苦耐劳与自律的体验，缺乏责任与献身精神。军旅生涯似乎正是孩子完善人格之路的重要一步。抵触的情绪也就自然化解。

　　当刘学敏君用道听途说的例子指责新移民“机关算尽”的时候，显然他不了解政府的移民条例是否存在这样的漏洞。也不了解新移民的想法会随着时间渐渐改变。对他来说，似乎一个例子就足够证明新移民“逃兵役”，没有国家认同感，这个群体的形象似乎已经清晰。
　　记得刚来时，我也喜欢用简单的几个词来勾勒新加坡人的形象。十多年后，对新加坡人越来越了解了，却再也不敢做这种简单描述了。李慧玲的文章说，对于喜欢笼统描述群体的人来说，“群像看起来似乎很清晰，但个体却模糊了”。反之，当你真正了解那个群体，群体中的个体的形象清晰时，你反而会觉得群像变模糊了。

　　融入是一个过程，同样的道理，包容也是一个过程。让我们多给对方一点时间，先从了解对方开始吧。了解是融入的起点，是包容的前提。刘学敏的文章让我们看到了一部分新加坡人的心态，由此引发的回应，也让人们了解了不少新移民的想法。从这一点来看，这场辩论无疑是好事。




移民与当地社会
（2008-07-23）

● 吴韦材

　　在世界各地的移民历史里，新移民与当地人民之间都需要一段不短的磨合期，才能达到共同生活的和谐。

　　今天世界各地有1亿9100万移民，其中四分之一在欧洲和北美。其他四分之三移民就散布于世界上的28个国家。

　　联合国人口专家指出，2010至2030年之间，各地的移民潮将可能成为所有出生率低的国家人口成长的主力。参与联合国人口调查报告的聚斯穆特女士更强调，除在出生率低落问题上有增益外，接受移民的社会在其他方面也需要移民的帮助。

　　出于经济原因，新移民与当地人都会彼此需要对方，例如在生活革新及创意开发方面等等。

　　移民来到新社会，在掀开一番新生活的同时，其所得承受的风险以及这种心情所造成的忐忑，恐怕是许多当地人难以理解及体会到的。

　　早前时，有些新加坡人对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存着偏见，所幸近年双方接触渐多，那种不明就里或倾向于情绪化的误会也都减了不少。

　　不过，某种难以言喻的隔阂似乎依然存在。

　　尤其在生活接触上，双方总有些生活价值观始终格格不入。或许在这些价值障碍上，大家真需要试试置换角色，以身处地替对方想想，或可达致更进一步理解。


现在的移民与百年前不同

　　百年前的中国南方沿海移民，是带着中国传统思想到新加坡来，一是他们移民目的单纯得多，二是其思想价值与当时当地的人民差异也不大。
　　但现在的中国移民是来自一个经济已飞腾起来的新中国，且各省人都有。尤其来自北方大城市的，眼界开阔过，理想也扩展过，当他们发现拥有七成多华人的新加坡社会在许多方面其实与他们所设想有着颇大差距时，在适应一个新社会模式的同时不免心里也存有各种不同落差。

　　新加坡生活是注重整体安定的。但对于部分新移民来说，或许这种安定在相对上欠缺了纽约、伦敦、东京、香港那种更能容许个人梦想传奇的几率。

　　在这里，安分守己就已经是平稳。除了个别案例，追求个人特殊高度在新加坡相对上倒是机会较少的。加上新加坡种种环境因素也规范了并限制了社会生活模式，对一些抱着以开拓个人传奇前景为前提的移民来说，或偶尔会有“潜龙在渊”的心情。

　　听很多人说中国移民“无孔不入”，行行业业都遇到他们也靠过来排队。

　　但并不只是中国移民肯拼。笔者相信世上所有移民都肯拼。而且总是拼得比当地人更要卖力。很大程度上，这就是由风险、危机感及不安所驱动的，却在当地人眼中，这种“热衷”有时会误读成“威胁”。

　　有人说民众俱乐部只要开个什么班就会有很多陪读妈妈来报名，但争取学习没错啊。陪读妈妈学习后有些还会尽其所能去学以致用，当然这也没错。但这股锲而不舍的热情若过于外化在生活上，或就就会让一些当地人感到敏感而甚至不舒服。

　　其实需要的就是理解，在冷静看待下，这才是一种良性刺激。多少移民城市就因移民的热情与冲劲而刺激了整体经济增长。


接纳新移民我们也缺乏经验

　　若说文化差异，中国新移民与新加坡华人的文化差异不在于那大部分同源共享的传统上，而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痕迹，及近年中国经济开放的“某些特色”，已影响着不少新移民思维。

　　这或许就是时代与社会背景所造成的观念性分歧，也因此无论办事或生活，有时双方就会南辕北辙，觉得方式不同，价值不同，就是无法在共识这块接得上。
　　值得注意是，除20世纪初曾有中国沿海大量移民，新加坡却是近年才稍微开放移民条例。也就是说，在接受新移民融入社会及融入生活这点上，我们这一代人并没太多经验。

　　然而像纽约人就不一样了，他们很早就见识过移民融入社会后的种种境况，正面的，负面的，但同时也就更懂得如何去适应移民所带来的冲击。

　　当地眼界是需要调整的，社会要有新元素融入，才会激发出新的人文基因。这些新元素的刺激纵然在短期内尚无明朗分晓，但凡事皆有两面，社会收到刺激，其实本身也会做出适当调整。

　　假如只看到新移民的各种表象就妄下定论，那并不能使理解距离变得更为理智。要进步，就先要和谐，而冷漠其实就是失败的开始。冷漠导致各方自我防守，并不利于相互切磋与学习。

　　人际接触，真诚为上。只有大家都能摆正这样的心态，卸下所有片面偏见，并回到以人性为本的思维上去，以平常心进行接触，那么，双方才能腾出一个判断公正及真诚容纳的空间来。

·作者是旅居北京的本地写作人




不完全是谁vs谁的问题
（2008-07-23）

● 李慧敏

　　不久前，南非发生排外事件，当地黑人指责外来人口抢走他们的饭碗，于是暴力攻击逃来避难的津巴布韦黑人。其实南非黑人真正不满的是政府在处理经济问题上的无能，但是却把矛头指向拿手无寸铁的移民和难民。

　　从这个极端例子我们可以看到，通常涉及外来人口的课题都会激起人民强烈的反应。但说到“饭碗”问题，如果光将焦点放在我们周围所碰到的新移民身上，则是寻错对象开错刀。

　　因为有因必有果，所以我们该问的是，我国的外来人口政策是否太宽松，以致让本国人民觉得自己的生活失去了保障？

　　很多人都有这个印象：新加坡的居民权很容易取得。甚至有些外国友人告诉我，政府发信邀请他们申请成为永久居民或公民，这给他们的感觉是：It's too cheap（太廉价了）。

　　即使在香港这么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你也必须连续待满7年才能成为居民，之后才能享受到自由居留和找换工作的权利（当然香港也有自己的社会问题）。

　　暂且别说要成为他处的居民，我们要到其他国家工作，单靠一纸文凭是不足够的，因为雇主还必须证明所聘请的外国人具备了该国人民所没有的能力。但放眼看看新加坡，我们所引进来的“人才”是不是本地所缺乏的？


移民政策和对本土人的保障

　　我有时候翻阅香港的招聘广告，也发现虽然香港相当国际化，但是除了金融机构等跨国公司，很多工作因为面向本土市场，所以设有语言要求，即英语和粤语。这道要求，就自然把许多不符合条件的人排除在外。

　　另外，公务员职位都只保留给香港居民，除非是特殊情况。而且他们也接受香港非大学毕业生的申请，条件是，你必须要以更多年的工作经验来补其不足之处。


　　新加坡政府大开门户，大量增加外国人口，但如果聘请的外国“人才”所从事的工作是大多数本地人口也能胜任的，那么，我们的决策者有没有确保我们本来就不大的就业市场不会出现不必要的竞争？

　　曾经有一个持新加坡政府奖学金的外国友人告诉笔者，他毕业后会申请成为居民，但才不愿长期留在新加坡。他说：“又不是我抢着要来，是你们政府要花钱招我们过来的。”

　　虽然任何人都可以选择留下或离开，然而这些话听来很不是滋味。这个学生留了下来，一毕业就成为永久居民，而且不必服兵役，马上到职场上跟其他本地学生竞争，然后吸取了宝贵的工作经验之后就离开。

　　我们也许可以自我安慰说，在培养外国学生时，新加坡也是在为世界作出贡献。但无论全球化进程到了什么程度，最终我们要面对的还是本土的问题。因此我们要知道的是，国家资源是否分配得当，本地学生的利益是否被牺牲了？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是，一方面政府大量增加外来人口，但另一方面，新加坡每年有为数不少的本地才俊举家移民国外。政府已经关注到本地人才大量流失的趋势，但是否提已出方案正视并解决这个当务之急？

　　如何避免本地人才进一步流失，以及如何留住现有的新移民，都要比不断引进新人口，使得社会人口结构不断发生变化更为迫切。


融入过程所需的尊重

　　除了政策问题，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外来移民融入与否不光是一个“他们和我们”的二元对立问题，而是这过程中，为什么有人成功，有人失败？

　　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之间出现矛盾，相信在任何社会都发生过或正在发生。即使在中国，来自不同省份的人在交流中也会出现冲突，例如一个南方人到北方去做生意，也可能受到排挤。

　　其实，人类都是不太喜欢改变的，当大批外来人口到来，带来了他们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使本地人口原有的生活发生变化，再加上如果新到移民又不愿意尊重当地人的生活和文化，这都会让原有人口对新来人口产生抗拒心理。

　　过去《联合早报》刊登的好几篇新移民写来的文章，都呼吁新加坡人用豁达的心态接受新移民。然而融入过程是要经过双方，尤其是到来者的努力的。是留学生身份也好，是新移民也好，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如果要更好地融入于当地，还是那句老话：入乡随俗。

　　不仅如此，我们也要对他人的文化具有敏感度，否则惹人反感。我就曾经遇到一些新移民仍然以“大国子民”的身份自居，成天数落新加坡的种种不是，让人不禁怀疑这些人的修养。

　　当然，话说回来，没有人会喜欢一个不欢迎自己的地方。新移民如果真正想融入于本地社会，但却碰到一鼻子灰，也会引起他们对本国人民的不满。

　　现在新移民已经到来，他们的出现在在提醒大家，别夜郎自大，必须要不断提升自己，免得自己在竞争中被淘汰。而我们所能做的，除了希望政府更妥善的安抚人民的情绪，检讨外来移民政策外，就是在民间的层面上，让新移民感受到这里是欢迎他们的地方，让大家从交流中互相学习，建立真正的友谊。


·作者是本地自由撰稿人




融入本地社会是新移民的长期任务
（2008-07-23）

● 张港

　　《联合早报》言论版7月16日刊登的刘学敏的文章《他们vs我们：从本土意识的兴起看新移民现象》，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观点，即新移民必须自觉地融入本地社会。

　　笔者是本地永久居民，在新加坡生活多年。经常看到或听到一些本地人对新移民的抱怨。而新加坡政府一方面努力解决经济结构调整中一些弱势民众遇到的问题，另一方面则以宽阔的胸怀，呼吁新加坡人接纳新移民。

　　刘先生的文章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抱怨，但同时也指出了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的问题。

　　虽然文章发表后遭到很多新移民投书报章进行反弹，但笔者认为，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新移民不能因为新加坡政府努力说服社会接纳新移民，努力协助新移民融入社会，而否认这个问题（issue）对新移民来说并不存在。


应自觉地弥补差距

　　让我举出个例子说明。

　　不久前，我出席本地某会馆举行的一个讲座，主持人是一名来自中国的新公民。在讲座的提问时段，这位主持人要求提问者提“正面”的问题。我在新加坡出席无数的论坛和讲座，从来没有见过有主持人要求提问者问“正面”的问题。

　　我想，这位来自中国的新公民，很可能将中国的一些习惯带到了新加坡。实际上这还是中国以前的习惯，因为中国现在的论坛提问，相信也不会有所谓的“正面问题”的要求。

　　如何摆脱在中国时的旧习惯，融入新加坡这个新的社会环境，相信就是这位新移民所面对的一个内在的问题。

　　正如刘学敏文中引述李显龙总理5月6日在接受汤姆森-路透集团主办的对话会中指出的：“我们在接受外国人移民到新加坡的同时，也必须努力让这些新移民同化和融入到新加坡的社会，让他们逐渐接受新加坡人的价值观和态度。”
　　这种新移民和新加坡人价值观和态度的之间的差距，正是新移民应该自觉去弥补的。

　　刘学敏文章发表后，很多新移民投书报端，有的还加以抨击，与此同时，本地人的文章好像还没看到。这似乎说明了本地人士更容易接纳多元的看法和言论，而新移民却对别人的看法耿耿于怀。这同样说明了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是个艰巨的任务。

　　有篇反驳刘学敏兄的文章写道：“刘学敏文中所提到的必然会带来排外情绪的‘本土意识’，其实更像前一时期在宝岛曾经高涨的所谓‘台湾本土意识’之类的。而在这类型的‘本土意识’下，台湾人也同样被分成了‘我们’和‘他们’（外省人）。”

　　其实刘学敏的文章已清楚地指出，解决社会融合这个问题需要新老移民来共同努力解决。而台湾族群问题的本质，实际上是统独问题。因此，这位新移民作者用例是不恰当的，不只是逻辑混乱，同样也彰显了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任务何其艰巨。


本地社会不回避融合问题

　　新加坡是个开放的社会，对于新移民的到来采取海纳百川的态度，对于新移民融入社会的问题，也从不回避。

　　除了领袖们一再呼吁人们接纳新移民外，很多社区领袖和国会议员，也在基层努力协助新移民融入社会。笔者曾经就遇到过一位国会议员访问选民时路过我家，这位议员显然听出我是来自中国，她对我说“请多多参加社区活动”。可见新加坡协助新移民融入社会是多么的念兹在兹。

　　但是，新加坡人既有此胸怀，作为新移民本身却也应该自觉努力地去融入社会，而不能一味要求本地社会接纳自己，对本地一些不同的看法和声音加以抗拒。

　　李显龙总理本月17日在出席“创业行动社群”所主办的“蓝天大会”时表示，新加坡欢迎外国人才到新加坡来创业，拓展他们的生意，壮大后把根留在新加坡。“这样一来，本地的企业家也会受惠，因为本地企业家将提前接受国际竞争，就会有更多的准备来拥抱世界。”(新加坡政府网站)

　　李总理的高瞻远瞩，以及新加坡人的胸怀，对新移民来说，无疑也是一种鞭策。
　　新加坡人欢迎竞争，同时也协助新移民融入社会，但作为新移民也必须自觉地迎接这样的竞争。新移民到新加坡，显然也面临着竞争。但笔者要指出的是，迎接竞争的前提，是你须要融入这个社会，而融入社会的前提恰恰是你必须承认，这确实是一个问题（issue）。

　　刘学敏的文章正是提出了这个问题。因此，新移民大可不必激烈反弹，而应该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及闻过则喜的态度，仔细倾听。

　　事实上，融入本地社会对新移民来说，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并非加入新加坡国籍就能完成，这个任务甚至须要交棒到下一代。但作为新移民本身，就应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

　　对于在新加坡定居有些年份的新移民，不但会面对本地优良教育体系下培养的人才的竞争，事实上也必将遭到新来的新移民的竞争。因此先来一步的新移民尽快融入本地社会，未来可以协助后来的新移民融入社会，而自己也能获得较多的竞争优势。

　　新加坡是一个高度亲商和尊重人才的社会，也致力打造成企业家的枢纽。因此作为新移民，自觉地尽快融入本地社会，对自己的发展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一课。

·作者是本地永久居民，互联网媒体工作者

让新移民融入社会

政府从多方面着手

让新移民融入社会 　　　

王慧容 2007-03-03

　　在吸引外来人才的同时，如何让新移民融入新加坡社会，并让新加坡人接受他们，是个重要的课题。唯有新加坡人和新移民双方面共同努力，才能维持我们多元社会的和谐。

探讨举办“公民日”

　　副总理黄根成昨天在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总理公署开支预算时，强调政府很认真看待新移民融入社会的课题，并意识到要在这方面做得更多。这包括探讨举办“公民日”(Citizenship Day)，让新加坡人，无论新公民或原住居民，都能欢庆共同的公民身份。

　　主管人口问题的黄根成再次解释，吸引和留住适当的外来人才是整体人口政策的重要部分，很多国家也都在努力吸引外国人在当地落地生根，促进经济增长。

　　他说，新加坡自1976年起，生育率就一直达不到人口替代水平。即使目前每年平均有8000名新公民（2001年到2005年），但以这个数字计算，到了2030年，每年死亡的人数也会超越新生人口。如果没有新移民的加入，我们的人口将如日本在2005年的情况，到了2020年就开始萎缩。

　　多名议员提出新移民无法融入本地社会的问题。黄根成回答时吁请新加坡人以开明的态度，欢迎新移民，而新移民本身也要设法融入本地社会。

　　他指出，吸取了之前作为移民社会和如今多元种族社会的经验，新加坡人应该更善于处理新移民融合的问题，对此有更高层次的了解与容忍。

　　他说：“我们应该承认新加坡人和新移民存在着差异。我们可能说不同的语言，但有一样东西能够把我们凝聚在一起——我们身为新加坡人的共同命运。

　　“要来到这里，选择这里当永久的新家园并不是容易的决定。我们要支持和鼓励他们（新移民）；这会加速他们融入我们的社区，而很快的，之前明显的差异就会消失。”

　黄根成指出，目前人民协会已经通过基层领袖举办社区活动，让新移民和本地人打成一片。马林百列集选区成立了一个附属委员会，为新移民举办聚会和共享新加坡的资讯。由外国人成立的组织如九龙会、华源会和印度俱乐部(India Club)，则协助新移民在新加坡定居。

　　教育部也计划通过系列活动和计划加强外国学生与本地学生的交流以及对本土文化的认识。

　　此外，为了促进国人的凝聚力和公民意识，黄根成也透露政府正探讨办“公民日”的可能性，就如澳洲的做法一样。他说：“‘公民日’将纪念和欢庆我们融合在一起，都是新加坡公民。”社会发展、青年和体育部将负责推动这个节日。

　　不过，黄根成也强调，在吸引外来人才的同时，政府还是会重视新加坡的公民。

　　他说，政府珍惜公民多于外国人，新加坡人的地位还是在外国人之上，因此，最近实施削减外国人和永久居民的保健与教育津贴，确保只有公民才能获得政府的全力支持。很多政府分享盈余的计划如填补公积金、新新加坡股票、经济重组股票、就业奖励花红也只让新加坡人受惠。

　　他说：“但我们也要了解，公民的价值不能用金钱去衡量。新加坡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称为自己的家。你不能为对一个地方的归属感标上价格。家是心之所在。”

　　除了吸引外来移民，政府也会通过鼓励人们生育以及与海外的新加坡侨民维持联系，来解决人口短缺的问题。

　　黄根成昨日也在国会中透露将会推出更多奖励措施来鼓励人民更早结婚和生育。而要确保海外的新加坡人与新加坡保持联系，政府已经成立了侨民联系署和设立网站来促进交流。

国家归属感

没有文化遗产便没有自我 　　　

2007-04-05

　　国家文物局今年开始颁发的“文化遗产赞助奖”，凸显了国家对本土集体记忆的重视。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见于两个方面：在国内这是国人归属感凝聚的所在，也是精神生活的重要养分；对外方面，具有本身特色的文化遗产，将是新加坡吸引国际游客的必要条件。

　　如今在世界各地，海底公园、夜店，甚至清洁城市，都已成了新兴旅游胜地的卖点。你能做的，别人也能做。如果新加坡只懂得复制欧美一些城市的美感设计，在外人眼中便毫无特色，欠缺自我的灵魂，没有吸引力。既然有关文化机构可以不惜重本，兴办只持续一段短时间的巨型国际展览或演出，当然也能够把重点放在悉心保护本地文化遗产上面，让本地的基础文化建设逐步确立起来。

　　从今年所颁发的86个奖项来看，文物局的赞助奖是个令人鼓舞的开始。获颁“荣誉奖”的有四个得奖者，以每个机构或个人所作的捐献达到两百万元的价值为准。得奖者是：

　　一、酒店业钜子邱德拔的后人捐出巨款，落实唐朝“黑石号”5万多件文物的购买，完整落户狮城；

　　二、李氏基金拨款赞助文物局各项建构与活动；

　　三、多元艺术家陈瑞献捐出6500件书籍、文物与艺术品给国家图书馆；

　　四、已故马来西亚商界闻人陈祯禄87岁的幼女陈金蕊，捐出巨款，让尼路的一栋本土式建筑物得以保留和修复。这栋“峇峇屋”将在今年内正式开幕，成为一个土生文化中心。

　　从这四个奖，我们自然可以感觉到新加坡优良传统的积累。而文物局强调，文化遗产奖并非只为捐出巨款者而设。此奖分为几个类别，除荣誉奖外，还有文化遗产赞助人奖、文化遗产之友奖、伙伴奖及支持者奖。换句话说，保存新加坡的文化遗产，人人都可以作出贡献。

　　从捐献者口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新加坡人保留亲人的文化遗产，以供分享，的确有很强烈的心愿。文物局赞助奖的得奖人之一，讲古大王李大傻的遗孀明有好，便对本报透露了她把507张照片、剪报、手稿等捐给国家档案馆之后的欢愉心情。

　　李大傻传人李瑞霞则说，有人曾跟他借了李大傻的珍贵照片和手稿去，却一去不复返。可见对文化遗产“虎视眈眈”的人很多，国家如感觉不痛不痒，“走宝”事件将层出不穷。

　　本月初国会辩论政府开支预算时，新闻、通讯及艺术部长李文献医生强调，推展艺术计划的下个阶段，政府不但提供更多资金，而也把焦点放在政府、人民和私人机构之间的合作上。在文化遗产的保存和展示方面，相信政府的这项方针也将带来推动力。

　　加强合作之外，我们希望当局也能多听听民间的声音。比如4月1日《早报星期天》的私人博物馆专访特辑中，我们便发觉本地有意愿、有耐力、有水平的私人珍藏并不少，经营者也并非伸手向政府要钱。他们只希望政府能在行政上给予一些方便，宣传上提供一些协助而已。

　　多年来，收藏家有的跑遍世界，有的广结善缘，为新加坡积累了大量的文物珍藏。比如广洽纪念馆中保存的书画，其原作者可以串成中国现代美术史的人物志。内学堂的佛像藏品，也常赢得世界各地专家惊羡的眼光。此外，来自北京的学者也鼓励新加坡建立考古中心，使我国在东南亚贸易陶瓷的研究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让文化遗产发出耀眼光芒，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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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榜精神仍然可贵 　　　　　

2007-03-05

　　国家发展部不久前推出新系列的论坛，探讨如何加强组屋社区的“心件”建设。为了照顾不同族群的语言习惯，当局还在英语以外特别增设了以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进行的对话会。

　　论坛小组认为，历时长达半年的公共咨询是有必要的，因为这意味着民众的意见将对决策的过程——包括硬体建设和各种社区政策的制订，具有影响力。换句话说，当局有意重新唤起新加坡各个社群的“甘榜精神”。

　　所谓“甘榜”，即马来语的“乡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加坡的城市化步伐全面加速进行，“甘榜”其实已消失多年，目前也事过境迁。不过，有关方面仍然希望，互相关怀、守望相助的“甘榜精神”，可以在高楼耸立的组屋区重新建立起来。

　　精神是从实体上升华而成的，因此，目前谈论的甘榜精神必须根据新的实体而建立。原本围绕着渔村、农村这些劳作生产方式而形成的社群结构，如樟宜村、林厝港、杨厝港、蔡厝港、忠邦村、潘家村等，都已走进历史，如今即使有地名留下，也不复具有原来的实质意义了。

　　同时，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经济结构，也影响着民众对“优质生活”的定义与追求。新加坡人基本上向往建立小家庭，而新住宅区的设计也日新月异。更甚的是，房地产越来越抽离“家居”的定义，成为有利可图的交易商品。早已形成居民归属感的许多旧社区，房地产纷纷集体出售，蔚然成风，反映的就是这一情况。目前，律政部有意修订法令，让愿意据守旧居的业主能有更公平的说话机会，或让原有的建筑与社群更有可能留存下来，就是要在“发展”与“保留”之间求取更大的平衡。

　　话说回来，聆听民众的意见固然重要，但根据社会学学者的看法，类似“甘榜精神”的树立，却仍然有赖高层次的推动。

　　南大国立教育学院人文与社会学系的黄玉玲教授便对本报说，在别的国家，社区与居民活动主要由地方政府推行，例如美国发生九一一事件，纽约市政府积极推动各种公民活动，务使破坏尽早修复，生活早日回复正常。而在新加坡的语境里，社会动员的角色该由国家扮演。

　　照我们看，甘榜虽然不在，但“甘榜精神”依然是值得珍惜的社会价值观，这是毫无疑问的。首先因为我们是小国寡民，社区与群体的凝聚力是和谐生活的要素。再而是全球化之下，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不断涌现，为了大家的和谐相处，安居乐业的社群必须融为一体。这不但将有助于防止灾难性的事件发生，而一旦发生不幸事故社区也可以及早恢复常态。

　　在建屋局组屋区或私人住宅区建立的“甘榜精神”，当然也须有新的面貌。住宅要成为“家居”而并非只是下一趟转手脱售的资产，便很有必要让居住在这里的人都有“家”的感觉。

　　个别地区成立本身的市镇中心，看来也是很有必要的。市镇中心主要照顾的不是居民的柴米油盐，而是社区邻里认同与归属观念的成长。消息说，建屋局将在预购组屋制度下，推出具环保概念的“生态邻里”设计，而也将在女皇镇老区中落实“公园里的组屋”新概念，都是些令人鼓舞的建设。事实上，关心组屋区的文娱生活，增加足以提升居民文化素养的机制与设施，也都应该是相当及时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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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从多方面着手

让新移民融入社会 　
　　
王慧容 2007-03-03

　　在吸引外来人才的同时，如何让新移民融入新加坡社会，并让新加坡人接受他们，是个重要的课题。唯有新加坡人和新移民双方面共同努力，才能维持我们多元社会的和谐。

探讨举办“公民日”

　　副总理黄根成昨天在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总理公署开支预算时，强调政府很认真看待新移民融入社会的课题，并意识到要在这方面做得更多。这包括探讨举办“公民日”(Citizenship Day)，让新加坡人，无论新公民或原住居民，都能欢庆共同的公民身份。

　　主管人口问题的黄根成再次解释，吸引和留住适当的外来人才是整体人口政策的重要部分，很多国家也都在努力吸引外国人在当地落地生根，促进经济增长。

　　他说，新加坡自1976年起，生育率就一直达不到人口替代水平。即使目前每年平均有8000名新公民（2001年到2005年），但以这个数字计算，到了2030年，每年死亡的人数也会超越新生人口。如果没有新移民的加入，我们的人口将如日本在2005年的情况，到了2020年就开始萎缩。

　　多名议员提出新移民无法融入本地社会的问题。黄根成回答时吁请新加坡人以开明的态度，欢迎新移民，而新移民本身也要设法融入本地社会。

　　他指出，吸取了之前作为移民社会和如今多元种族社会的经验，新加坡人应该更善于处理新移民融合的问题，对此有更高层次的了解与容忍。

　　他说：“我们应该承认新加坡人和新移民存在着差异。我们可能说不同的语言，但有一样东西能够把我们凝聚在一起——我们身为新加坡人的共同命运。

　　“要来到这里，选择这里当永久的新家园并不是容易的决定。我们要支持和鼓励他们（新移民）；这会加速他们融入我们的社区，而很快的，之前明显的差异就会消失。”

　黄根成指出，目前人民协会已经通过基层领袖举办社区活动，让新移民和本地人打成一片。马林百列集选区成立了一个附属委员会，为新移民举办聚会和共享新加坡的资讯。由外国人成立的组织如九龙会、华源会和印度俱乐部(India Club)，则协助新移民在新加坡定居。

　　教育部也计划通过系列活动和计划加强外国学生与本地学生的交流以及对本土文化的认识。

　　此外，为了促进国人的凝聚力和公民意识，黄根成也透露政府正探讨办“公民日”的可能性，就如澳洲的做法一样。他说：“‘公民日’将纪念和欢庆我们融合在一起，都是新加坡公民。”社会发展、青年和体育部将负责推动这个节日。

　　不过，黄根成也强调，在吸引外来人才的同时，政府还是会重视新加坡的公民。

　　他说，政府珍惜公民多于外国人，新加坡人的地位还是在外国人之上，因此，最近实施削减外国人和永久居民的保健与教育津贴，确保只有公民才能获得政府的全力支持。很多政府分享盈余的计划如填补公积金、新新加坡股票、经济重组股票、就业奖励花红也只让新加坡人受惠。

　　他说：“但我们也要了解，公民的价值不能用金钱去衡量。新加坡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称为自己的家。你不能为对一个地方的归属感标上价格。家是心之所在。”

　　除了吸引外来移民，政府也会通过鼓励人们生育以及与海外的新加坡侨民维持联系，来解决人口短缺的问题。

　　黄根成昨日也在国会中透露将会推出更多奖励措施来鼓励人民更早结婚和生育。而要确保海外的新加坡人与新加坡保持联系，政府已经成立了侨民联系署和设立网站来促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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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屋区重现甘榜精神 　　　　　　　

吴大地 　　2007-03-15

　　人到乐龄，每当心惊肉跳地阅览报上讣告栏时，总觉得生命中最珍贵的，还是“情”：亲情、爱情、友情与乡亲之情（邻里之情）等等。

　　社会国家的凝聚力与认同，从较深的层面看，其本质有很大成分是对亲人、朋友、邻居、国人的情感与关爱。所以，国家发展部在规划国家新蓝图时，除了各项宏大的硬件建设外，对邻里认同与归属感的成长亦非常关注。

　　《早报》3月5日的社论，把这邻里认同与归属感的概念，具体化为“甘榜精神”，这不但有助于理解掌握这抽象的概念，同时还指出了培养邻里精神的设计方向。

　　甘榜与都市最大的不同是：都市人基本上是“匿名”的陌生人，而甘榜里的村民，是有名有姓有门牌有性格的财叔、六婶、Ali、Jenny。所以，如果要在组屋区重现甘榜精神，看来有必要设建一个个自成一体的小社区（甘榜）。而这小社区的住户数目不可太大，三四百户应该是极限。

自然聚集并长时间逗留

　　 这里说自成一体的小社区，当然不是说要建篱笆划边界，而是指利用房屋的面向，环绕着一个大家共享的公共空间，促进这三四百户居民自然的认识交流，建立类似以前的甘榜村民的亲切关系。

　　这公共空间必须对各年龄性别的居民都要有吸引力，譬如小朋友喜爱的游乐场地、青年的球场、滑轮溜道、适宜散步晨操蹓狗的花园等。

　　玩在一起的小朋友，他们的父母阿公阿嬷女佣，以及球友们、晨运者或动物爱好者等，日子一久，迟早会相聚在一起，“日久生情”。笔者对此有切身体会：几个终身不渝的死党，都是小时候的邻居，一起踢足球长大的。

　　此外，还有一个绝佳的，可是却常被社区组织者忽视的公共场地——那就是组屋楼下的咖啡店。这是人潮自然聚集并长时间逗留之处。

　　有意搞社区活动者，或可以把办公室设在咖啡店旁边，亲近那惯性集聚的人潮。大家熟悉之后，举办社区活动或收集公众反馈，就会容易得多。马来西亚有一名著名的政治家，就把他的进行政治活动的办公室，设在一间咖啡店后面。

　　以上所列举的居民休闲空间与设施，在今日的组屋区，其实已经非常普遍齐备。问题是，所覆盖的服务地区太广，目标用户太多，所以较难培养基于“长期近距离接触”的甘榜精神。如果要在组屋区重现“甘榜精神”，看来似乎须要有意识地规划小型社区。

·作者为本地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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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公民的归属感

（2007年1月份《联合早报》读者关心的课题 2007-02-16）

　　2006年底有一则充满人情味的新闻，前英保良集团总裁林道荣先生，在2006年12月20日举办大团圆联欢晚宴，招待曾在他辖下几十家百货公司服务过的员工。念故旧、重情谊，这是为人称颂的美德。1月10日，一位老员工胡佛成的投函，道出了很多前英保良雇员的心声，“这次相聚，让我们重新取得联系，今后可以约会款款叙旧。而为我们安排聚会的二老板（即林道荣），还是那么热诚与关照大家，分给每个与会者100元红包和两张大彩券，处事真的非常周到。大家都说二老板是位难得的好老板。其实，他令人敬佩的还是那股不屈不挠、发奋图强的精神。他再度冲刺，重新建立起百货业王国的壮举，将会永远激励他以往的员工，成为每个人学习的榜样。”

　　一个老板能如此真诚对待员工，自然不难使员工对公司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那么，国民又如何才能对国家产生认同感呢？1月1日卓梅华的投函讨了这个大课题。

　　国务资政吴作栋担忧日子一久，到外地发展的国人可能失去同国家的联系，而选择在外地落地生根。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在新加坡人身上植入“回家本能”的基因。其中一个办法就是以已故建国元勋的名字为街道、地铁站、体育馆、公园等命名，以加强新加坡人对国家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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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回家的本能

（2007年1月份《联合早报》读者关心的课题 2007-02-16）

　　卓梅华认为，回家本能里应该包含一种叫做“共同的记忆”的脱氧核糖核酸（DNA）吧。而“共同的记忆”不能只是存在个人脑袋里的图像，它总是需要依附在一些大家所熟悉，并且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场景，如陪伴我们度过青涩岁月的红砖国家图书馆、让我们举国欢腾度国庆的国家体育馆、观赏大型演出的国家剧场、海皇剧院等等。”

　　除了国民，永久居民的归属感问题也在交流站引起了讨论。1月13日，读者项晨的投函说：“最近，常听到关于政府提高永久居民医疗费补贴，以及提高永久居民子女学费等问题的评论。很多永久居民看来对政府的这些措施很不满意，认为这样做对永久居民不公平，太偏袒新加坡公民了。但我却不那么认为，因为永久居民和新加坡公民本来就有差别……其实，新加坡政府已经给了永久居民很多方便。我们不应该再说什么不公平，不满意的话……”

　　这引起了永久居民刘晓阳（1月17日）的回应，“永久居民对国家的义务，和公民并没有什么大的分别。我们一样得缴纳所得税，买东西一样要付消费税，满18岁的第二代永久居民一样要参加国民服役……”“在李总理宣布新政策之前，永久居民和公民之间的待遇其实已经有差别。永久居民没有投票权，这当然不用说；永久居民学生亦没有教育储蓄户头，因此，任何与教育储蓄有关的福利，永久居民学生都不能得到。”

　　刘晓阳的结论是：“由于各人情况的不同，不同永久居民之间对新加坡的认同程度，可以说是天差地别。要吸引合格的永久居民成为公民，培养永久居民对新加坡的归属感是唯一的方法；而削减福利、增加限制对培养永久居民对新加坡的认同感的反效果反而更大。”

　　“由于种种实际上的原因希望成为新加坡公民的永久居民或外国人，政府根本不必做什么他们都会想方设法成为公民；无意在新加坡长期定居的人，区别化的政策对他们来说根本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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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本能”的基因 　　　　　　　

卓梅华 　　2007-01-01

　　随着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多新加坡人出国工作或念书。国务资政吴作栋担忧日子一久，这些国人可能失去同国家的联系，而选择在外地落地生根。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在新加坡人身上植入“回家本能”的基因。其中一个办法就是以已故建国元勋的名字为街道、地铁站、体育馆、公园等命名，以加强新加坡人对国家的归属感。到底这种命名方式对强化国人“回家本能”起着多大的作用，我们还得拭目以待。

　　女友远嫁瑞典已经十多年了。每隔两年，她就会带着两个儿子千里迢迢回到新加坡小住一个月。我问她新加坡有什么地方是令她留恋的。她不假思索地说：“每一次回来，都有一种面目全非的感觉。若不是家人和老朋友都在这里，实在找不到留恋的地方。”这些年来，岛国的面貌日新月异。那些陪伴过她走过成长岁月的学校、街道、建筑物如今已荡然无存。即使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人文景观，不是被迁离原址，就是被改得面目全非。因此，女友 “回家本能”只能根植于她所爱的家人和怀念的朋友，而绝对不是熟悉的街名或建筑物。

　　不久前，和一位迁居国外多年的资讯科技培训员闲聊时，他向我透露，他最终放弃保留了19年的新加坡国籍。这对他来说是个很困难的决定，因为他依然心系祖国，总想着有一天会回来这里生活，只可惜新加坡终究不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个中原因他不愿意说，也说不上来，只抛出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新加坡人拥有共同的历史，但没有共同的记忆。”　

　　回家本能里应该包含一种叫做“共同的记忆”的脱氧核糖核酸（DNA）吧？而“共同的记忆”不能只是存在个人脑袋里的图像，它总是需要依附在一些大家所熟悉，并且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场景，如陪伴我们度过青涩岁月的红砖国家图书馆、让我们举国欢腾度国庆的国家体育馆、观赏大型演出的国家剧场、海皇剧院等等。遗憾的是，这些场景都一一消失。

　　既然是基因就应该代代相传、生生不息。那我们的下一代又如何呢？《我报》的特约作者吴佩琪在12月29日的专栏中道出了我的隐忧：“在这样一个永远往前看、不断追求时尚与进步的时代，我们也许只能通过文物或照片跟孩子们分享，其实并不是很遥远的记忆。然而失去了场景之后，孩子们还能听得懂我们的故事吗？”

　　一位台湾前同事对我说：“去了那么多城市，最爱的还是台北。台北再脏、再乱还是我的归属。”　如果国人也能够做出类似这样感性的告白，那我们应该是真正拥有了回家本能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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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来到了转捩点　　　　　　　　　　　　　　　　　　

2006-11-03

　　我们将在城市建设方面作出投资以打造一个更充满活力、精彩万分的国际大都会。艺术和文化将为新加坡注入富有创意的元素。我们将为滨海湾和市中心披上新装，把它变成一个既能吸引游客，又能在国人心中唤起自豪和归属感的独特地方。与此同时，我们将为组屋区进行翻新以进一步改善我们一流的居住环境。新加坡将成为亚洲最佳的居住、工作及游乐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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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资政：

培养新生代，

迎接25年后的新加坡 　

潘星华　　 2006-11-09

　　25年后的新加坡，将面对一个益发开放、国际化，而且处处是机会的世界。学校现在就有必要培养学生对国家的归属感、灌输正确价值观，和养成终生学习的心态，来迎战未来。

　　国务资政吴作栋昨晚在道南庆祝建校100年的庆祝晚宴上致词时说，新加坡年轻人在接受英文教育，能够掌握双语，多才多艺而又受过良好训练的情况下，将成为世界各国需求殷切的国际劳动队伍，流动力强。

　　但是，他在向在座420名宾客描摹了一幅2030年的世界景观的同时，也抛出了一些问题——面对将来，新加坡人该怎样培养新一代？在那个时候，新加坡人也许贡献给其他国家的，比贡献给培育他们成长的国家的更多。套用“饮水思源”这句成语，他们喝水的时候，有想到源头吗？

　　吴资政说，到了2030年，美国预期仍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强大的国家，不过，中国将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并有着国际影响力。印度的经济力量能与德国竞争。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将改变亚洲的面貌，亚洲国民将能享受目前欧洲国家的生活水平。

　　届时，亚细安将成为一个巨大的经济体。亚细安各国已完成和亚洲重要合作伙伴如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澳洲和纽西兰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工作，整个亚洲将成为一个巨大的自由贸易区域，并且是世界一个最有活力和增长力的区域。

　　新加坡到时也将成为一个非常开放的环球都会。有更多受过高深教育、有才华、有技能的新移民加入，来协助新加坡解决生育率低，人口迅速老化的问题。

　　为了迎接这样的年代，吴资政说，新加坡人有必要养成终生学习的心态，就算教师也应该不断学习新教学法，吸收新知识，掌握新的教育科技。

　　处身在日渐国际化的环境，新加坡年轻人有必要在不断接收外国时尚、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情况下，仍然保有自己坚信的价值观，以免新加坡成为肤浅、没有价值观、缺乏原则的浮萍国家，最终失去在国际上的分量和影响力。

　　吴资政问道：“我们的新生代长大后，会更重视个人的权利、追求个人的抱负，还是也愿意扛起社会责任，贡献国家？他们是想着尽量从国家汲取所需，还是能想着尽量回报社会、同胞，与社会不幸人士分享自己所得。

从小培养归属感

　　他说，当新加坡鼓励人民尽量争取机会出国去，她同时也希望人民能根植祖国。否则，新加坡最终将成为一个只为国际市场提供劳动队伍的工厂。新加坡要作为一个国家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足够的人肯把新加坡当成自己的家、是自己所属的地方。这种归属感有必要从小开始培养。

　　吴资政说，跟很多有历史的国家不同，新加坡是个速成国家，就像一棵速成的树那样，很快开花、很快结果。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新加坡从穷国发展成为发达国家。新一代在舒适和富裕的环境中成长，完全不知道国家曾有艰辛的过去。我们该怎样凝炼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传给年轻人，从而培养起他们对家对国的永恒的爱？

　　他说，新加坡的前途决定在我们有什么样的新生代。有着优秀传统的道南学校，在这项工作上有她该扮演的角色。

　　福建会馆主席兼道南学校管委会主席黄祖耀也在演讲里说：“在日益竞争的世界里，争取优良的学业成绩固然重要，但是培养正确的道德观、敬老尊贤的良好品德，更加重要。”

　　昨晚，吴资政还为道南100周年纪念的铝雕主持揭幕仪式。他也把他和全体教师拍摄的照片，亲手放进一个要20年后才开启的时间囊内。



（让更多年轻人参与志愿工作：2006-11-10）


　　议员花蒂玛医生（马林百列集选区）认为参与志愿工作是培养人民对国家归属感的最佳途径，因此有必要创造更多让年轻人参与志愿工作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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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自主权计划：

让学生更有创意和归属感

蔡慧玲2006 -08-09　　

　　建国初期，许多小市民收入微薄，许多小孩也因为家境不够宽裕而错失上学的机会。随着经济稳健发展，新加坡不但实现了早期“人人有书读”的平等教育机会的愿景，而且也有越来越多国人有能力供孩子上大学。

　　国人的教育程度不断提升，环境不断变迁，学校也不得不与时并进，做出合时宜的调整。21世纪的学校不只是学习新知识的地方，也是培养学生创意、独立思考、发挥专长的教育机构。

　　头发不能长过领口、留海不能过眉梢、女生不能戴耳环、上学只能穿纯白色的帆布鞋……

　　圣公会中学自创校至今，一直以纪律严谨闻名。以上的校规至上个世纪90年代仍然生效，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些校规近年来也在不违反学校教条的情况下放宽。

　　现在，只要女学生将仪容打理整齐，教师不会干涉她们蓄长发；因为圣公会注重体育，为了让学生的足部在运动时得到更好的保护，他们可以穿运动鞋上课……

　　学校训导主任蔡崇彬说，校规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科技和环境的不同，校规也要做出相应的变通。他举例说，现在几乎每个学生都有一台手机，学校就在两三年前修改规定，没有限制学生不能带手机上学，重要的是学生能够自律，知道在什么时候才能使用手机。

　　蔡崇彬说：“我们希望让学生有更大的自主权，就算是纪律方面也不例外。我们不希望学生一味地听从指示做事，如果是这样，将会抹杀他们的创意和自我表达能力。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完全放纵学生让他们凡事随心所欲，重点是如何取得平衡。”

　　现在的学生也比以前的学生敢于发言。由校友变教师的廖永敬就说：“以前的学生都不会投诉或问‘为什么’，现在学生如果跟教师的看法不符，就会挑战教师，问‘为什么’。”

　　因此，学校越来越注重与学生的沟通。自两三年前开始，圣公会中学的校长每年同各年级的学生进行对话，了解他们所面对的问题。

　　有一年，学生提出运动服同一家清洁公司的制服相似，希望改换设计。校方随即举行运动服设计比赛，因为“毕竟最后穿运动服的还是学生”。现在的圣公会运动服就是学生们的设计成果。

　　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学生希望改变一些根深蒂固但却不合时宜的旧校规，学校为什么只有在这几年才决定“成全”学生的要求呢？蔡崇彬认为，这可能同教育部给予学校更大的自主权有关。

　　他说：“教育部现在会赋予学校更多的自主权，很多事情都可以由个别学校自行决定。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每所学校都有不同的学生。”

　　而更大自主权所带来的一些条规改变无形中也增加了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

　　除了中学之外，不少小学也把学生的美术作品拿来做为学校设计的一部分，加强学生对学校的认同感。工商小学就是其中之一。

　　两年前，学校开始把每个新学年的前四天定为迎新日，让所有学生有机会认识班上的新朋友。迎新活动之一就是让每个学生完成同一主题的美术作品。例如，其中一年的主题是“海底世界”，每个班级的学生就依照这个主题进行创作。这些作品后来被贴在校园的墙壁上，和学校的其他陈设融为一体。

　　工商小学美术协调员廖敏琳说，校方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告诉学生，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学校的一分子，都同样的重要。

　　对于这个简单的作业所带来的成果，廖敏琳满意地说：“我们发现很多学生都会驻足在这张大壁画前，找寻自己的作品。家长来学校接孩子放学时也会欣赏孩子的画作。

　　“虽然画作张挂在人来人往的食堂旁，但这两年来却没有受到任何顽皮学生的涂鸦和破坏，所以我们很高兴地说，这些学生是真的对学校产生了一定的归属感。”
注重排名转为更全面教育

　　廖敏琳认为，过去几年来教育环境从注重排名转为注重为学生提倡更全面的教育，是学校可以让学生有这些创意空间的主要原因。

　　她回忆起6年前刚加入学校时的观察说：“当时学校的艺术课程内容有些改变，主要是更加注重孩子是否能真正鉴赏艺术的美，所以我们注意的是整个过程。这大大地提高我们对不同创作的接纳度，也允许我们将所有学生的创作都陈列出来，这也能让学生培养自我评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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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愿清教授：

新加坡是跳板还是家园？

林婉诗 2006 -06-12

　　尽管新加坡有条件继续以一个城市经济体的形式生存下去，不过如果要成为一个有国民意识的国家，却面临艰巨的挑战。

　　美国密歇根大学罗斯(Ross)商学院的林愿清教授说，她的个人经验和观察显示，尽管新加坡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到本地来工作或生活，但对许多外国人来说，新加坡纯粹是一个能提供安全、舒适和优质生活的驻足点，而不是一个能够让他们轻易产生归属感及认同感的国家。

　　她举例说，她在美国接触到不少曾经在新加坡求学的中国和印度学生，到美国顶尖大学念MBA后，并不打算回到新加坡。据她了解，这些学生是把新加坡视为进入美国就业市场的跳板。

　　此外，一些来自东南亚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的美国留学生，之前也曾经在新加坡求学，不过他们最终的目的是回到自己的祖国。对这些东南亚学生来说，新加坡能够为他们提供世界级的高素质教育，从而提高他们回国时的竞争力。

　　林愿清说，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这不一定不利于新加坡，因为人才的循环流动能够提高经济的灵活性，对我国经济是有好处的。但是，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来看却可能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对一个有意对经济和政治保留较严格管制的政府而言。

　　林愿清教授日前在东南亚研究院(ISEAS)与政策研究学院(IPS)联办的讲座上，发表她的论文，探讨新加坡经济发展政策及面对的挑战。

　　她在演讲时提到，这么多年来，新加坡都是一个“环球城市”(global city)，一个从外国进口人才和材料、在本地进行加工后再出口到海外消费市场的地方。新加坡没有所谓的国民经济(national ecnonomy)，它是属于环球经济的一部分。

　　目前新加坡的劳工队伍当中，估计超过25％是外国劳工；对这群技术水平不高的员工来说，新加坡相信不是他们认同的国家，而只是一个他们暂时逗留的地方。

　　对于教育水平较高的外来人才如永久居民证件持有者，情况可能也是类似的。林愿清接触到的外国学生多数是短暂停留新加坡的过客。所以新加坡要成为一个让人们有归属感、有强烈国民意识的国家，是不容易的。

　　其实，要建立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允许人们亲自参与并给予实际的责任。林愿清举例说，就好像在大学里，大学不是由行政人员经营的，而是由一群对教学和教育有热忱的教授们来经营的。只有通过参与，才能够培养认同感，才会让人们对所属机构产生忠诚感。

“政府对市场经济，没有足够信心”

　　林愿清教授指出，“挑选赢家”(picking of winners)的策略，反映出新加坡政府仍然持续沿用上一代的方程式来达到经济发展的目标，政府并没有放手，继续牵导着市场经济的走势和掌握资源的支配，包括大力推动的经济组合(clusters)。

　　这同时也显示政府对市场经济与私人企业没有足够信心，不相信私人界可作为推动经济的力量。

　　她举生命科学为例说，生命科学业是一个需要大量资本、高技术人才，而且风险高的行业，新加坡没有这方面的资源、现成的市场或业者来领导行业的发展。因此政府必须从海外引进人才，并给外国企业提供资助或津贴，来推助这个行业的发展。

对市场力量驱动的经济更有信心

　　她说：“如果一个城市国家的经济是由市场力量驱动，而不是由政府来主导的话，我对它的生存更有信心。”因为在一个由政府驱动的经济模式里，万一有一天基于某种理由政府不再参与经济了，经济就有可能崩溃。

　　在环球化的大环境下，加上科技的普及化，新加坡也暴露于“世界扁平化”的风险，在国际上面对着更激烈的竞争。林愿清说，新加坡如果满足于作为一个没有特色、只求能与其他城市相互竞争的城市，可能会面对经济上的风险和潜在损失。

　　她建议，新加坡要在环球市场上与其他世界级城市相互竞争，或许应该发挥自己独有的特长，设法做到与别人不同，让别人不容易抄袭，比如借助新加坡特有的地理位置、发挥作为本区域中枢的优势，而不是一味追求“环球城市”的定位、复制其他世界级城市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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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岛国英华语前景　　

杨伟宁　　　2006-06-21

　　我一直认为新加坡式英华语都是新加坡文化的重要部分，而这样的文化象征对国人的认同感、归属感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但我们在保留这些搀杂方言、马来语的“本土话”、编拟新语法的同时也务必认识正统英华语的用法和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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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暮乡关何处是？ 　　　　　　　　

叶鹏飞　　　2006-06-26

　　教育部长尚达曼上周访问中国时，在北京与百多位侨胞座谈聚餐，一来说明政府的一些政策思考，二来了解侨胞面对的问题。

　　新加坡经济体制的高速国际化，促使越来越多的国人不得不外出寻求发展机会，而随着旅居海外人口的增多，政府也开始关注如何保持这些侨胞同祖国的联系。

　　无论出于什么因素，愿意离乡背井的新加坡人血液里多少带着祖先的冒险精神，这种精神素质是新加坡未来发展的宝贵资产。如何防止这批侨胞因为常年在外，与祖国的感情联系渐行渐远而最终失连，成为新加坡政府必须重视的课题。

　　尚达曼在发言时改编了邓丽君的成名作《月亮代表我的心》，用华语说：“新加坡代表我的心”，反映当局对侨胞的重视和期待。

　　当日的座谈会问答中出现了两个侨胞关注的议题，一是侨胞子弟的教育问题，二是这些缺乏新加坡生活经验的子弟对祖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淡薄的问题。

　　现场有家长就指出，由于他们全家长期在中国工作生活，男孩子长大后并不认为自己有参加国民服役的责任和义务，因为他们不觉得自己是新加坡人。

　　在大中国地区，只有香港有一所正规的新加坡学校，提供侨胞完整的国民教育，旅居大陆和台湾的侨胞别无选择，只能把子弟送到收费昂贵的国际学校，或干脆融入当地学校接受教育。

　　内阁资政李光耀今年访问中国时也在北京与侨胞座谈。他当时提出仿照大英帝国的寄宿学校制度，让必须出国谋生的国人把子弟留在新加坡接受教育，既解决侨胞的后顾之忧，也防止侨胞因为子弟在海外“在地化”而一并“流失”的现象。

　　或许是深受“亚洲价值观”的熏陶，国人对于把年轻的骨肉寄放在千里之外的学校这种做法似乎还不太能接受；同时，缺乏足够的学生因而没有经济效益，一直是务实的当局婉拒在香港以外开办新加坡学校的主要理由。

　　然而，权衡避免精英侨胞流失，为他们在海外提供国民教育变得越来越值得考虑。虽然尚达曼在会上并没有明确的承诺，但字里行间却可以感受到相关政策可能已经酝酿得接近成熟。

　　政府重视侨胞的另一个迹象，是在今年成立了隶属于总理公署的新加坡侨民联系署。在资政与教长的北京座谈会上，都可以看到联系署署长郭鸿盛忙碌的身影。

　　维持侨胞与祖国的联系可能是关系新加坡未来的千秋功业，政府的政策固然重要，侨胞本身的态度也是另一个关键。尚达曼座谈会上一位口操流利大陆腔华语的印度籍侨胞的发言，就引起现场的共鸣与热烈的掌声及喝采。

　　这位在中国长大，留学英国的沙儿玛先生表示，父母一直教导他自己是新加坡人，必要时得用捐躯沙场的方式报效祖国；他也如此对自己的孩子耳提面命。沙儿玛私下说，父母虽然在中国生活，但是心愿还是打算在新加坡终老。

　　政府的政策固然是维系侨胞与祖国的保证，心系祖国又何尝不是侨胞责无旁贷的义务？家乡可以是故土的风物，也应该是活在每一个侨胞心灵深处的归属。

国家归属感

如何看待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陈子帛 2007-06-20

　　香港主权回归已整整十年。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画卷上，这个曾经的小渔村、这个历经一个多世纪外族统治的前殖民地，注定要扮演一个无可替代的角色。

　　我在给大陆《凤凰周刊》撰写的卷首语中说：“一国两制”的构想，为长达14年过渡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双赢共存，为香港主权的和平交接以及港人的心理调适提供了更多空间。其中，中国始终坚持改革开放路线，是最大的外部推动因素，而“后过渡期”的香港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正因如此，80年代末北京那场政治风波，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都未曾改变香港和大陆逐渐接近的进程。

强烈的香港意识

　　“香港意识”和“香港认同”，在70年代以前是何其陌生的概念。香港意识的萌生以及“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构想的提出，是香港身份认同的开始。对于难民痕迹明显、移民印记凸现的地方来说，多数人选择留下来见证历史，选择了对香港的认同，这是一种进步。

　　真正意义上的身份认同，从1997年进入了全新境界，并经历了严峻的洗礼和考验。这是一条不归路程。身份认同意识的逐渐提升，体现在多次举行由数十万人参加的政治集会。无论是狂风暴雨，或是烈日当空，那种无需动员的自动集结，自始至终的井然有序、守法守纪，呈现了中产阶级政治性格的可敬。它是香港身份认同的里程碑，被视为“经济动物”的香港人完成了政治意识的发育。

　　而恰恰是这种参与意识，印证了香港的身份认同感，勾勒出了香港回归十年的音符与《义勇军进行曲》的交织互动，俨然是一首和谐的奏鸣曲。

　　香港资深文化人陈冠中在接受媒体访谈时指出，九七回归之后，香港人的国家认同一直是一个热点问题。但关于香港人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这纯粹是一个伪问题，是社会学家人为制造出来的政治分裂。

　　但是，参与香港回归进程，包括起草基本法、筹建特区政府的行政会议议员梁振英，6月1日在香港媒体发表的《人心尚未回归，国人仍需努力》的文章，指出相当部分的香港人对国家的归属感仍然薄弱。

　　他说，其中有许多原因，包括国家积弱百年，多数港人或家庭成员因曾经受到大陆极左路线的冲击而心有余悸；大陆近些年来贪黩腐败成风，导致疏离感萌生；英国殖民政府对港人长期分而治之的策略奏效。

　　梁振英在肯定港人对国家认同感渐有进步的同时，强调指出，自豪感是人心回归的积极条件，但不能证明人心已经回归。而任何一个地方的居民对所属社会或国家没有归属感，没有向心力，那这个社会和国家就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因此对于人心回归不能操之过急，也不应放任自流。

家国情怀不容质疑

　　这位被定格在“爱国爱港”区块的政治精英慨然写道，没有一个社会有与生俱来的向心力，人们没有这样的遗传因子，香港人和中华民族也不例外。

　　身份认同、归属感、自豪感、凝聚力、向心力，几乎是一个水平线上的关键词，究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政治现实，还是政治学家、社会学者主观设定的伪命题，在多元结构的香港居民中，不可能有一致的看法。

　　不可能要求香港750多万市民对国家或者香港有强烈的归属感，也不能使用统一的标尺对所有港人做一个衡量和规定。即使在最具政治意识的大陆，今时今日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

　　即使在殖民地时代，香港的中国人也许最具家国情怀，对中国大陆所发生的种种政治、经济、社会变迁，都予以极为高度的关注。

　　这一群被视为政治冷感的“经济动物”，当年何以出现百多万人上街，对北京那场政治风波表达忧心和愤怒？何以在90年代大陆多次遭遇重大自然灾害时慷慨捐助，不断刷新捐款捐物的纪录？何以在九七回归之夜保持难得一见的平静和淡定？何以在临时立法会选举中创下近50％投票率的历史最高纪录？何以在金融风暴、禽流感、沙斯以及特区政府管制危机等冲击下，没有出现任何非理性的举措？

　　即使是50万人上街对23条立法表达忧虑，即使特区政府振兴经济不力、民意支持率创低、中产阶层承受力达到引爆点的时候，香港社会依然相对稳定、法治秩序依然稳固、经济运行未曾失序。

　　这种家国情怀，这种对香港的认同感、归属感、向心力和凝聚力，难道还需要任何人为的提炼和拔高么？

　　我完全同意梁振英的观点，没有一个社会有与生俱来的向心力。向心力不是强加于人的，必须耐心和努力培植，而且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香港未来的发展路向已定，没有任何人、任何外部和内部因素可以改变。中国的香港人和香港的中国人，意义和内涵是一致的，无须作任何政治和学理上的争辩。它并非是伪命题。

　　除了个别人之外，多数港人对自己的血脉传承从没有自我贬低，也不会自我否定。梁振英所担心的人心尚未回归，其实是指港人对中共政权的认同度，还无法达到北京或者爱国爱港群体所期待的程度。

　　对于相当多数港人来说，比较普遍的心态是“爱国爱港,但未必爱党”。这恰恰是特区的特色和常态，说明中国执政党要真正获得港、澳、台的由衷认同，还必须做更多的努力，包括民主法制的建设，清明政治的确立，民众的政治参与权以及贫富差距的缩小……

·作者是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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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烈国（新上任的标准、生产力与创新局（SPRING）主席）还有一个点子，他认为，中小型企业的老板们必须改变思维，以创新方式来吸引优秀人才加入企业。例如把员工视作伙伴，让他们拥有企业的部分股权，或甚至与员工分享盈利。
　　他相信，这么做有助于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心、提高员工的投入感和归属感。这无疑是一个吸引人才的好办法。

　　在一个全球商家求才若渴的时代，如果中小型企业能跳出陈旧的思想框架，开始在争取、珍惜、培养、保留人才方面作出努力，便可能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占上风。 （变则通，不变则滞 ——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几点看法 潘国驹 2007-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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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新加坡的疑虑 　　　　　　　　　　　

杨松坚 　2007-05-02

　　吸引外国人才是扩大我国人力资源，提升竞争力及增加人口的必需途径。在多方吸引外来人才的同时，也不应忽视本土国人和移居国外国人的贡献。

　　旅居海外新加坡当中，不少是学所成的专业人士。他们在国外经年取得一定成就后，可能面对孩子们的教育成长或本地年老父母的照顾问题，面临继续留在国外还是回到成长的父母之乡的抉择。

　　侄女是新加坡公民，她早年留学国外考获特许工程师资格，并任职州立政府工程部门。她与外籍华人工程师结婚并生育儿女，现在也已取得外国居留权。他们曾多次回新加坡旅游、探亲，很向往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和严谨学风，且她父母年事已高，希望他们能回来团聚。侄女一家有意回归岛国，但因具体事项的疑虑，较难于作出抉择。

　　重新觅职需要重新适应岛国的就业市场和环境，他们曾经联络相关行业的公司企业，雇主虽赏识其学历、经验，但在薪酬待遇和专业方面仍需面对风险和抉择。

　　国籍的择一性规定，也令其有后顾之虑。双重国籍涉及归属感和身份认同的严肃问题，但如今在全球人才流动性高，为了更好吸收人才，在技术性调控上可有一定灵活性。新加坡可否在双重国籍问题上适度放宽限制，例如经过审核，可寄予优选专业人才以10－15年的双重国籍期限，容许他们保留外国国籍，并拥有新加坡公民权。

　　孩子就学问题。在国外长大的孩子华语差，未接触汉语拼音。因学制不同，入学和插班在课程进度和时间安排上也有困难，而如须留级，孩子长得高头大马，也有心理障碍。他们很希望教育部和学校有较灵活的入学安排，减轻孩子的压力。

　　瞻望未来，将有更多回归国人回来发展，为吸引更多真正有志在岛国发展的回归人士，希望有关部门能统一规划，为回归国人提供一站式的质询服务和援助配套。除新加坡侨民联系署除可在侨民的联络起纽带作用外，也希望有关当即能成立统一机构，在就业、国籍、子女教育、住屋等方面，对回归热人士提供实质性的质询和必要的协助，有助于他们及时下定决心回归岛国。



对家有归属感终究会回来 　　　　　　

刘晓阳 2007-05-14

　　在众多离乡背井到异乡去寻梦的游子之中，我的资历尚算非常非常的浅。尽管如此，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亦从自己和朋友的经验中知道了一些；我希望能借此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这全球化的世界里，“父母在，不远游”早已成为不可行的过时教条。可是，这并不代表我们这些新一代的游子们都就这样撇下一切不管了：至少，在那些和我一样资浅的朋友心中，“家”所占的比重仍然是相当高的。让我来告诉大家我们是怎样和家里保持联系的吧。

　　高科技实在帮了我们不少的忙。只要电脑开着，我任何时候都能用最少的代价找得到家人。我妈也早已将我的美国手机号码输入到家里的自动拨号系统里去，随时她都找得到我。我曾不止一次在早上被她的电话吵醒，那我当然也不乏还以颜色的机会！

　　视频通讯亦大大地将彼此的距离拉近了。互联网的视像电话并不难使用，而且还是免费的。我的一些朋友几乎每天都和家里用视频通讯；而我则最少每周一次，平时大多使用互联网电话。我的父母相当喜欢视频通讯，他们甚至把我在香港的阿姨舅舅都纳入网络里去了。我们不时都会互相联络，有时因为网络阻塞而听不见声音就用大字报代替，然后大家笑成一团。最离谱的一次是我爸竟然将我的影像用投影机放到屏幕上去，然后要我妈和我“拍照留念”！

　　我和朋友之间就更加不用说了。由于我们都用同样的即时短讯软件，我们找彼此谈话根本无须刻意。那管他们在美国东岸、中部、西岸、英国、澳洲、新加坡，我随时都能一边写报告一边和他们谈天。虽说电脑交流总不如见面，但是如此频密地交流亦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见面时的隔膜。通过虚拟世界交谈亦不等于我们说的东西是虚拟的。我知道，坐在这电脑另一端和我打字的，就是那个我熟悉的朋友。由于即时短讯需要快速反应，我们亦能透过语气、情感符号、甚至通过拖延回答、不回答等来准确表达我们的信息和感情。而且由于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使用风格，冒充者是逃不过法眼的。

　　在资讯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能否有效地和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其实已到了纯粹是个人意愿的地步。如果一个人有心和家人朋友保持密切联系，互联网和电话的普及性对能出国的游子来说根本不会构成障碍。至于在电话里有没有东西好说，我认为，这根本和距离无关。若果平时家庭成员之间有良好沟通，一个人到了外国并不会影响这家人闲话家常。我平时打电话回家，和家人说的并不就是平时在家里就会说的东西？评论时政、说亲戚朋友的是非、取笑妹妹、讨教如何煮菜，哪有说得完的？我那些每天和家里视频通讯的朋友，想必也是一样的。

　　我们到国外去，是为了增广见闻和寻找更多更好的机会；我们到国外去，是为了做一些在家里可能做不到的事。但是，没有在国外生活过，我们也不会知道家里的食物的美味，不会知道樟宜机场原来真的实至名归，也不会知道新捷运其实真的很高效率。要不是这样，上个月在纽约举行的"新加坡日"就不会如此受欢迎了。

　　对家有归属感的游子，终究是会回家来的；就算他不回来，他也会尽量将自己的生活和家里紧密地连起来。对家没有归属感的人们，就算把他们留在家里又怎么样？我们根本不必在上飞机前对妈说：“我会回来看你的。”如果我们还要刻意地“回家看妈”，那我们是否从一开始就已打定主意和家里划清界线了？若是如此，这句话是否显得有一点点多余？

种族和谐

贾古玛：

种族和谐得来不易

国人应珍惜继续推动 　　　　

2007-08-25

　　多元种族与多元宗教和谐是保持新加坡社会团结的基础，也是我国的特色。国人应继续参与推动族群和谐共处。

　　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律政部长贾古玛教授昨天访问设在碧山14街的和谐中心（Harmony Centre）后受访时指出，今日的多元种族与宗教和谐得来不易，人们都有必要自我提醒这并非自然而然出现的。

　　“所以，每个人都应尽力促进种族与宗教和谐。”

　　由回教理事会设立的和谐中心设在安纳达回教堂（An-Nahdhah Mosque）内，由李显龙总理去年10月开幕。

　　这个中心透过文物展览向非回教徒介绍回教的发展和概况，同时为各宗教之间的对话提供平台。至今已有约5500人，包括学生、基层人员和外国客人前去参观。

　　贾古玛昨天首次参观，对那里的展览解说及所举办的跨宗教交流活动都留下深刻印象。

种族宗教和谐：引来外国学者出书

　他说，世上没有多少地方能像新加坡这样，在回教堂里还可见到介绍其他宗教的书籍，而且也举办讲座让人们针对不同宗教课题进行交流。这种跨宗教氛围是很独特的，年轻一代也应参与交流，了解种族与宗教和谐对新加坡的重要。

　　新加坡在维护种族与宗教和谐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也引起了外国学者的注意。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的助理教授诺曼华素博士就编辑出版了Social Resilience in Singapore: Reflections from the London Bombings（《从伦敦爆炸案看新加坡的社会复原力》）一书。

　　诺曼华素来自英国，专门研究多元种族主义、跨国群体、文化与政治哲学。他是这个研究院研究社会复原计划的协调人。

　　本地几名学者，如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蔡明发博士和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许林珠博士都针对这个课题撰写评析文章。

　　这本书主要探讨伦敦前年7月遭恐怖袭击后，英国民众冷静应对并迅速恢复正常生活，也没出现族群关系紧张的情况，并由此提到新加坡也应该对类似情况作好准备，以在万一遭遇恐怖袭击后能使社会迅速复原。

　　许林珠认为社会网络和公民社会的构建，培养了国民对国家的根与归属感，而国民对国家的情感越深，社会复原力也就越强。

　　她也指出，政府在协助建设社会网络与公民社会的过程中，扮演着很重要的引导角色。

　　这部新书已在各大书局出售。

总理讲话

二三十年内全国改头换面 　　　　　　　　

2007-08-20

　　在完成所有翻新后，我们的组屋区会是什么样子呢？建屋局制作了一个视频片段。

　　这将会是个一流的居住环境，有绿意和水道，融入其间的房子，社区之间的距离会拉近，培养出归属感。

　　世界上没有其他城市能做到这一点，具吸引力、负担得起和动人的公共住屋，为每个公民提供的品质保证房子，为你提供会增值、而且在老年时能提供帮助的资产。

　　但是在新加坡，只要我们愿意共同努力，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将有系统地提升和翻新我们的家。我们会重新打造整个城市。虽然这可能需要二三十年时间，但最终整个国家将改头换面。这将会是新加坡人称之为家园的地方。

　　我们作出很多承诺，但我们能实现。

　　我想我们应该答谢实现这些诺言的机构，首先是建屋发展局。至于那些视频片段，单靠建屋局是做不到的。

我们有一支非常优秀的队伍——南洋理工学院的互动与数码媒体系。

全民发挥团队力量向前迈进

　　我今晚的演讲，重点谈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特别是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我已经讲解政府针对这些问题而提出的主要对策，包括提升教育、延长就业年龄、改善公积金制度和翻新组屋区。

　　我把这些政策串联起来，目的是希望新加坡人能够了解全面情况。

　　这些问题都是艰难的挑战，但我们都一一找出解决方法。我们的力量来自人民，来自具有献身精神的工友和能干的领袖。带动这个社会的不仅是少数出色的个人或几个高层的机构，而是富有凝聚力的社会和强大的新加坡团队。

　　人人为国家付出最大的努力，我们并肩携手能取得的成就，是没有任何人单凭个人力量做得到的。这是我们的最大财富，也是我们成功的秘诀。我们已做好准备，向前迈进。

未来5至10年增长料为4％至6％

　　沙斯风暴后，我们估计新加坡的持续增长率介于3％至5％，我们当时有些保守，但认为那是较实际的估计。贸工部就最近这几年的经济表现重新评估，未来5至10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已经调高到4％至6％。

　　依照新加坡目前的发展阶段，这是个很有雄心的目标。很少国家做到这点，也许日本例外，直到它在90年代遇到困难。就连欧洲国家或美国都无法做到，但只要我们继续采取应变措施，保持思想开放，维持竞争力，乘势起飞，那么我们的增长将不仅局限于这个小岛国所有的资源，还可以随着亚洲整体发展而取得增长。

　　未来几年的前景相当乐观，我们应该努力超越4％至6％的增长。目前风势对我们有利，让我们乘势而上、勇往直前。

　　去年，我们的帆船选手们在多哈亚运会夺下5面金牌。我观看了对垒印度的龙骨船决赛。两支队伍都使用同样的船，新加坡却胜出了。有什么差别？差别就在于我们的选手，由黄明豪、张为珺、郑俊豪、陈晓龙与郑稳铨组成的五人队伍，他们的能力、技术、训练、团队精神、毅力、坚韧不拔的决心、面对压力时的冷静，使他们最终排除万难。

　　这正是我们在重新打造国家、建设家园的过程中，推动我们向前进的新加坡精神。

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挑战，我们将一一克服，乘风破浪。

　　未来十年，我们享有独特机遇改造新加坡。让我们共同把新加坡打造为一个真正的机遇之都，我们人人能够称之为家的地方。

回教徒被纳入《人体器官移植法》　显示与政府互信

马来语演讲

　　新加坡回教理事会（MUIS）的裁决委员会（Fatwa Committee）允许回教徒被纳入《人体器官移植法》，显示马来族回教徒社群与政府所建立的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

　　李显龙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以马来语讲话时，宣布政府将回应马来族回教徒社群的要求去修订人体器官移植法，将回教徒纳入法令的管辖内，以使更多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病人能获得帮助。

　　他也指出，马来族回教徒社群不时都会面对一些敏感的课题，因此希望回教理事会将来能够继续引导整个社群，以促进马来族社群与政府之间的合作。

　　政府是在1987年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法，并于2004年修订，规定除了回教徒，所有21岁至60岁的新加坡人如果未选择退出，就等同于自愿捐献，让医生有权在他脑死后将其器官取出，为其他病人进行移植。愿意捐献器官者在自己需要进行器官移植时，也享有获得器官的优先权。

　　李总理指出，自人体器官移植法通过之后，马来族回教徒社群对人体器官移植的认识和接受程度已日益提高。

　　“现在，裁决委员会允许回教徒参加‘选择退出’机制。马来族及回教徒领袖希望需要器官移植的回教徒病人能够享有同等的优先权，拯救生命的迫切需要以及对病人的怜悯，是主要的考虑因素。”

　　他说：“马来族社群和政府，以及回教徒与非回教徒之间的信任和信心，是国家的主要资产之一，现在尤其如此。许多社会的回教徒与非回教徒社群关系紧张，在一些欧洲和亚洲国家还导致社会疏离和暴力。然而在新加坡，由于推行了全面的种族融合政策，已使回教徒融入广大的社会。”

　　马来族社群与政府机构合作，为解决破裂家庭、早婚和青少年未婚先孕等问题作出的努力，也获得总理的支持。

　　他呼吁马来族社群继续与回教社会发展理事会（Mendaki）进行长期合作。

　　他说，马来族回教徒社群意识到极端恐怖主义的威胁，因此回教领袖已经挺身而出，以直接与诚实的方式去克服这个问题。

　　宗教改造小组（Religious Rehabilitation Group）的工作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受尊重的宗教师辅导被拘留的激进分子，反驳激进思想，已帮助我国的回教徒在世俗社会的背景下了解回教教义。

　　李总理表扬马来族社群这些年来不断地进步，并且展现了自信、团结、自力更生的精神，迎接了全球化的挑战，也成功地到国外发展。

国民教育

国民教育轻松新方式

讲述祖父母的故事……

王珏琪　　2007-08-15

　　黄诗敏（11岁）曾经不知道自己是我国先驱颜永成的后裔，也不认识这个名字，直到北区学校的国民教育委员会在今年4月开始收集有关新加坡的故事。

　　为了寻找相关故事，她向祖父母了解他们的童年。她在电话上受询时说，“祖父分享了他的童年经历，说当时有多好玩，然后又冒出一句，说颜永成是我的曾曾祖父。”

　　颜永成是对新加坡早年兴办教育有巨大贡献的先驱人物（1844年-1899年）。黄诗敏把祖父母的童年往事写成了故事，这故事还获选收录在北区国民教育故事集《北区学校国民教育之宝》（Treasures from the NEST）中。她说：“这个写故事的活动很有趣，我从中知道了祖父母的童年，认识了新加坡的历史、日本占领新加坡的时期和他们当时的生活，当时的生活是很不一样的。”

　　北区学校国民教育委员会是让北区学校的学生向家长、祖父母、朋友、亲戚、邻居收集故事，委员会最后收到了216份作品，其中40个被选中编入故事集中。这本故事集昨天在国民教育研讨会上展出。

　　今年国民教育研讨会的主题是“脑到、心到、手到”（head.heart.hands），响应了今年初推出的新国民教育政策。不少参与研讨会的政府机构和私人团体一改以往平淡严肃的作风，而以轻松、创新的方式来推动和介绍国民教育的素材，鼓励学生更积极地参与国民教育。

　　负责指导学生讲故事的亚洲讲故事网络助理经理罗斯玛丽说：“如果人们开始讲自己的故事，他们就能将他们的价值观、对国家的愿景，同听故事的人分享。”

　　除了学生，中央国民教育司自2003年起就开始鼓励教师和新加坡武装部队的军官接受讲故事的训练，目前已有400名教师和250名军官接受了这种训练。

　　参与指导工作的亚洲讲故事网络经理拉希说，有的军官不知道如何让新士兵更热衷国民服役。她分享了她指导的一名军官的经历。这名军官在讲他的故事时，眼中泛着光芒，回忆着他的队伍是如何通过那次在森林的经历，变得更加团结。而既然那次经历对他来说很有意义，他一定能够向新士兵传达那种感受。”

　　国立教育学院昨天也在研讨会上介绍国民教育电脑游戏，让学生经历建立国家的过程和在敌人入侵时决定应该舍弃或留守家园。这套游戏目前由7所中学试用，让教导社会知识课程的教师能够通过游戏介绍课程里较抽象的概念。

　　通过照片也能实行国民教育，《我报》摄影员李欣赏在研讨会上分享他通过摄影接触一房式租屋、锡克族和犹太人的经验。他受访时说：“通常我们看到的新加坡都是漂漂亮亮的。事实上，新加坡不只是这样，还有很多方面。”他就提议教师们能够举行主题式的摄影比赛，让学生探索新加坡的不同面貌。

　　教育部去年8月成立国民教育委员会，检讨和改革推行至今已有十年的国民教育，并在今年3月的国会上分享了调查结果。他们希望通过“脑到、心到、手到”的国民教育框架，让学生超越掌握国家的基本知识，并有能力对国家课题进行思考，进而对国家所面对的课题有深入了解，能由衷地爱国和对国家有归属感。

爱国歌曲

话说爱国歌曲　　
　　　　
王振春　2007-08-09

　　走过42个年头，岛国在各方面的进步，从民生到医药、教育、交通和国防等等，成绩昭昭焉在人耳目。但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比如最能振奋人心，提高国家意识的爱国歌曲，我们似乎就比较缺乏。

　　今年也有两首新出炉的爱国歌曲，那是叶良俊作曲，陈洁仪演唱的《There is No Place I Rather Be》与《Will You?》。宗乡总会提早庆祝国庆，整个礼堂挤得满满，出席者很多都穿红色的衬衫，兴高彩烈，合唱一首又一首爱国歌曲，营造国庆的气氛非常成功。

　　爱国歌曲，能激励士气，鼓舞人心。但迄今为止，爱国歌曲似乎并不太多。我们的建国元勋，我们42年来在建国道路上的苦与乐，我们的军人保家卫国的故事等等，都可以写成振奋人心的爱国歌曲，在校园唱，在民间唱，在卡拉OK唱，对培养国民归属感，肯定会起一定的作用。

　　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的作曲家，也创作过一些爱国歌曲，如《家》，《奋起吧，新加坡》，《相信我吧，新加坡》，《唱吧，新加坡》等，都很受欢迎。前年如切翰林书会主办新中文化常识比赛，我受邀担任评判，印象最深刻的是，中间有段合唱的余兴节目，唱的那首歌，是本地声乐家田鸣恩五六十年代的作品《新加坡，你多年轻》，这么好的爱国歌曲，当年那么轰动，时过境迁，被冷藏了几十年，难得如切翰林书会想到它，让它再登舞台，如切国会议员曾士生还带头领唱，实在难得。

　　建国42年，我们从风雨中走来，再大的困境都克服了，没有理由在推广爱国歌曲方面做不出成绩来。我们几乎每年都有一两个大型的歌唱比赛，年轻的歌手比比皆是。最近一两年，歌唱比赛还走进校园，莘莘学子，几乎个个都喜欢唱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歌唱环境，为什么不推广爱国歌曲呢?

　　中国当年对日本的八年抗战，最后获胜，光复失土，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当时有唱不完的抗战歌曲，什么《大刀进行曲》，《歌八百壮士》，《保家乡》，《松花江上》，《黄河大合唱》与《毕业歌》等等，这些激昂雄壮的抗战歌曲，唱遍了大江南北，唱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使他们热血沸腾，士气大振，才能坚持八年抗战。所以，今天老一辈的中国人，对那些跨越时空几十年的抗战歌曲，还念念不忘。国共内战，站在中共一边的作曲家与作家特别多，田汉、冼星海、光未然、聂耳、安娥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为中共写了不少悦耳动听的革命歌曲，对它最终获得政权肯定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唱吧，新加坡》，期盼更多这样的歌曲在岛国出现，唱到校园，唱到民间，因为，要把新加坡建立得更美好，需要更多的爱国歌曲。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

新移民

应更有系统地助新移民融入 　　　　　

2007-08-10

　　政府决定在本月18日举行有史以来首次全国性的新公民宣誓仪式，以表示对这一移民宣誓成为公民的仪式的重视。届时，将邀请新移民代表出席，接受公民证书。这个仪式具有很重大的象征性意义，等于是昭告国人，新加坡吸引新移民的努力，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政府正在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加大力度吸引更多外来人才落户狮城。

　　事实上，吸引新公民的努力在去年可以说已经跨越了一道新的里程碑。在此之前的五年，也即从2001到2005年，我国每年吸引到的新移民人数约为8000人，去年一年却激增至1万3200人，而负责全国人口委员会的副总理黄根成表示希望，今后每年都要吸引1万至1万2000人左右。

　　政府如此大力吸引新移民所折射的是新加坡人口问题的迫切性。据当局推算，如果今后经济的年增长率为6％，那么，我们每年所需的新劳动力就是8万7000人，但新加坡本身的劳动队伍估计每年只能增加5万2700人左右，因此短缺3万多人，只能由外来移民补充。此外，新加坡还面对人口急速老化和生育率偏低的问题。从1976年起，生育率就一直无法达到人口替代水平。新加坡每年需要6万名婴儿，但我们目前每年的新生婴却只有3万5600个。以2001到2005年每年只增加8000个新移民来计算，到了2030年，每年的死亡人口就会超出新生人口。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个非常严重的课题，而加大吸引新移民的力度，已成非做不可的重要工作。

　　不过，对各种可能与之俱来的问题，政府也必须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新移民的涌入所带来的最大挑战是融入当地社会的问题。新移民增加的速度越快，协助他们尽快融入的工作也就显得愈加迫切和繁重。新移民之所以会选择在这里落户，主要当然是觉得这里的生活环境适合。一般来说，在做出这个重大的人生决定之前，他们也都已有一段在这里工作、学习的日子，对适应新环境有一定的信心。但这不等于说一旦成为公民，他们就能自然而然的融入本地社会。西欧一些国家近来所发生的移民后代不满现状甚至参与街头暴乱的事件，实足以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这些国家的经验说明，如果听其自然，即使过了一代人的时间，融合也不会自动发生。

　　新移民人口每年以一万多人的速度增加，是非同小可的数目，如果再加上永久居民，每年新增外来人口的数目就更可观。因此，假使协助新移民融合的速度配合不上的话，就很容易出现不健康的社会现象。最容易出现的是本土公民和外来移民之间的隔阂扩大；与此同时则是新移民为了寻找安全感和归属感而不自觉地形成各自的小圈子或“聚落”。如此种种都会对融合过程造成额外的障碍。

　　综上所述，有系统的协助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实属必要，而目前这方面的工作看来尚未到位。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是大家都注意到的，但迄今为止却还缺乏完整的统筹。有些新移民有自己的联谊会、同乡会，更多的是没有。基层组织固然有在活动上多少考虑到新移民，但似乎并没有系统的活动计划。基层组织、会馆、学校、政府相关部门其实都应该更有系统地进入这一工作中。中华总商会成立移民联系组是值得鼓励的，但这也只能联系一小部分的人。传统会馆和宗乡团体其实应在宗乡总会带动下，配合新时代的社会需求，把协助新移民融入社会当作新的工作重点。考虑由全国人口委员会来统筹这项重要的工作也许是必要的。

归属感

根据调查显示：我国年轻一代对国家缺乏归属感。试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提出你个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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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这就是修身比修学更为重要的道理。

　　修身是做人的价值观。同样的命题，却可以有两个不同出发点：一是“人应该是怎样做的？”，另一个是“我应该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

　　“人该怎做”里具有“符合正当模式”的含义。这想法本身没错，虽然它是较被动的。一般人们也多会如此认为，我们身处什么环境，为了适应从而决定自己该作个怎么样的人是无可厚非的，至少，那是“正当”的，里头也就包括他对这个社会的索取及付出。

　　我们新一代脑袋里很多的“理所当然”功利价值观，多属于此。

　　但另个“我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的想法，里头就含有更多的自觉审视及完善论（perfectionism）的价值思考。依循这方向，人更会去探讨自己对生命的责任、对社会群体的责任、对与他人关系的责任，而这种对自我人格的多方观照及完善追求，是人在品格塑模时一份真确的自我省悟。

　　能自觉到自己责任的人，会对社会感激，能有归属感，也更愿意付出。一个社会要不断进步，就需要不断拥有这样具有“大我”意识的新一代。（大学与人的品质培养：吴韦材2007-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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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移民人口每年以一万多人的速度增加，是非同小可的数目，如果再加上永久居民，每年新增外来人口的数目就更可观。因此，假使协助新移民融合的速度配合不上的话，就很容易出现不健康的社会现象。最容易出现的是本土公民和外来移民之间的隔阂扩大；与此同时则是新移民为了寻找安全感和归属感而不自觉地形成各自的小圈子或“聚落”。如此种种都会对融合过程造成额外的障碍。（应更有系统地助新移民融入：2007-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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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国歌曲，能激励士气，鼓舞人心。但迄今为止，爱国歌曲似乎并不太多。我们的建国元勋，我们42年来在建国道路上的苦与乐，我们的军人保家卫国的故事等等，都可以写成振奋人心的爱国歌曲，在校园唱，在民间唱，在卡拉OK唱，对培养国民归属感，肯定会起一定的作用。（话说爱国歌曲：王振春2007-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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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国民教育研讨会的主题是“脑到、心到、手到”（head.heart.hands），响应了今年初推出的新国民教育政策。不少参与研讨会的政府机构和私人团体一改以往平淡严肃的作风，而以轻松、创新的方式来推动和介绍国民教育的素材，鼓励学生更积极地参与国民教育。

　　教育部去年8月成立国民教育委员会，检讨和改革推行至今已有十年的国民教育，并在今年3月的国会上分享了调查结果。他们希望通过“脑到、心到、手到” 的国民教育框架，让学生超越掌握国家的基本知识，并有能力对国家课题进行思考，进而对国家所面对的课题有深入了解，能由衷地爱国和对国家有归属感。（国民教育轻松新方式 讲述祖父母的故事……：王珏琪2007-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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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林珠（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认为社会网络和公民社会的构建，培养了国民对国家的根与归属感，而国民对国家的情感越深，社会复原力也就越强。她也指出，政府在协助建设社会网络与公民社会的过程中，扮演着很重要的引导角色。（贾古玛：种族和谐得来不易，国人应珍惜继续推动2007-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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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香港回归进程，包括起草基本法、筹建特区政府的行政会议议员梁振英，6月1日在香港媒体发表的《人心尚未回归，国人仍需努力》的文章，指出相当部分的香港人对国家的归属感仍然薄弱。

　　他说，其中有许多原因，包括国家积弱百年，多数港人或家庭成员因曾经受到大陆极左路线的冲击而心有余悸；大陆近些年来贪黩腐败成风，导致疏离感萌生；英国殖民政府对港人长期分而治之的策略奏效。

　　梁振英在肯定港人对国家认同感渐有进步的同时，强调指出，自豪感是人心回归的积极条件，但不能证明人心已经回归。而任何一个地方的居民对所属社会或国家没有归属感，没有向心力，那这个社会和国家就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因此对于人心回归不能操之过急，也不应放任自流。

　　…………身份认同、归属感、自豪感、凝聚力、向心力，几乎是一个水平线上的关键词，究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政治现实，还是政治学家、社会学者主观设定的伪命题，在多元结构的香港居民中，不可能有一致的看法。

　　不可能要求香港750多万市民对国家或者香港有强烈的归属感，也不能使用统一的标尺对所有港人做一个衡量和规定。即使在最具政治意识的大陆，今时今日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

　　…………我完全同意梁振英的观点，没有一个社会有与生俱来的向心力。向心力不是强加于人的，必须耐心和努力培植，而且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如何看待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陈子帛2007-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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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烈国（新上任的标准、生产力与创新局（SPRING）主席）还有一个点子，他认为，中小型企业的老板们必须改变思维，以创新方式来吸引优秀人才加入企业。例如把员工视作伙伴，让他们拥有企业的部分股权，或甚至与员工分享盈利。

　　他相信，这么做有助于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心、提高员工的投入感和归属感。这无疑是一个吸引人才的好办法。

　　在一个全球商家求才若渴的时代，如果中小型企业能跳出陈旧的思想框架，开始在争取、珍惜、培养、保留人才方面作出努力，便可能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占上风。（变则通，不变则滞 ——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几点看法：潘国驹2007-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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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文物局今年开始颁发的“文化遗产赞助奖”，凸显了国家对本土集体记忆的重视。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见于两个方面：在国内这是国人归属感凝聚的所在，也是精神生活的重要养分；对外方面，具有本身特色的文化遗产，将是新加坡吸引国际游客的必要条件。 （没有文化遗产便没有自我：2007-04-05）




教育部：

改革国民教育：

脑到、心到、手到 　

2007-03-08

　　教育部将改革现有的国民教育框架，校内的国民教育接下来将更加强调如何提高学生对新加坡的归属感，让年轻人从小就心系祖国。

　　教育部去年8月成立国民教育委员会，检讨和改革推行至今已有十年的国民教育。在为期半年的检讨工作中，对1200名学生、学校和中学后教育机构领导人、教师、家长和社区团体进行调查，了解他们对国民教育的态度。

　　调查发现，新加坡人大多认同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并认为现有的国民教育计划是好的。另外，国民教育推行后也加强了学生对新加坡的了解。不过，年纪较大的学生表示，希望通过更开诚布公的讨论，对国家课题进行探讨，并可以有更多机会回馈社会。

　　另一方面，由于学校在推行国民教育方面没有统一制度可循，不同学校的学生可能因为学习历程的不同而对国民教育持有不同的态度。

　　例如：那些来自国民教育教学框架较清楚的学校，对国民教育的接受程度较高。他们认为校方主办的学习之旅和社会科学课程，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课题进行思考，并对国家所面对的挑战有更深入的了解；社区服务计划也让他们更懂得关心其他人，知道自己可以为社会作出贡献。

　　调查也发现，学生多数喜欢在小学所上的国民教育课程，但在升上中学后就对国民教育产生怀疑。相当多学生认为社会科学等于国民教育，认为它是乏味，甚至是有政治宣传目的的。少数学生也认为，参与社区服务计划只是要应付教育部定下的最少参与小时，而不是出于助人之心。

　　领导国民教育委员会的教育部政务部长吕德耀昨天在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教育部开支预算时，宣布以上的调查结果。

　　他表示，国民教育委员会认为，目前以爱国，“爱、识、治”分别作为小学、中学和中学后教育机构的课程目标是导致国民教育无法取得全面成功的原因。

　　吕德耀说,这样的制度可能无意间导致每个学习阶段只注重取得其中一个环节，而忽略其他环节。学生突然从小学着重‘爱’的阶段升级到中学的着重‘识’的阶段，重点突然放在知识上，中学生的‘心’可能就会因此疏远。

　　因此，教育部将推出新的“脑到、心到、手到”国民教育框架，确保不同级别学府的国民教育具连贯性。

　　委员会也提出16项建议，通过三方面——给教师更多的教学支援、提高学生在国民教育的参与、以及加强学校同社区的合作——确保国民教育时时符合不同级别学生的需求。

　这些建议相信可以协助学生达到“脑到、心到、手到”的目的。换句话说，学生应该超越掌握国家的基本知识，并有能力对国家课题进行思考，以致对我国所面对的课题取得深入的了解；他们也应该由衷地爱国并对国家产生归属感；此外，学生也应该因此有回馈社会的心。

　　吕德耀说：“国民教育是否成功，就要看接下来几年我们如何落实这些建议。我们需要全体教育工作者、家长和社会人士的不断付出，以培养出以身为新加坡人为豪、全民一心，共同带领国家前进的年轻公民。”

早报中英对照：

中学后教育机构：post-secondary education institutions／　脑到、心到、手到：head, heart and hands／爱、识、治：love, know and l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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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国家的凝聚力与认同，从较深的层面看，其本质有很大成分是对亲人、朋友、邻居、国人的情感与关爱。所以，国家发展部在规划国家新蓝图时，除了各项宏大的硬件建设外，对邻里认同与归属感的成长亦非常关注。（在组屋区重现甘榜精神：吴大地2007-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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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老板能如此真诚对待员工，自然不难使员工对公司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那么，国民又如何才能对国家产生认同感呢？1月1日卓梅华的投函讨了这个大课题。

　　国务资政吴作栋担忧日子一久，到外地发展的国人可能失去同国家的联系，而选择在外地落地生根。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在新加坡人身上植入“回家本能”的基因。其中一个办法就是以已故建国元勋的名字为街道、地铁站、体育馆、公园等命名，以加强新加坡人对国家的归属感。 （2007年1月份《联合早报》读者关心的课题 2007-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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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梅华认为，回家本能里应该包含一种叫做“共同的记忆”的脱氧核糖核酸（DNA）吧。而“共同的记忆”不能只是存在个人脑袋里的图像，它总是需要依附在一些大家所熟悉，并且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场景，如陪伴我们度过青涩岁月的红砖国家图书馆、让我们举国欢腾度国庆的国家体育馆、观赏大型演出的国家剧场、海皇剧院等等。”（2007年1月份《联合早报》读者关心的课题 2007-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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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在城市建设方面作出投资以打造一个更充满活力、精彩万分的国际大都会。艺术和文化将为新加坡注入富有创意的元素。我们将为滨海湾和市中心披上新装，把它变成一个既能吸引游客，又能在国人心中唤起自豪和归属感的独特地方。与此同时，我们将为组屋区进行翻新以进一步改善我们一流的居住环境。新加坡将成为亚洲最佳的居住、工作及游乐地点。（新加坡来到了转捩点：2006-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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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年后的新加坡，将面对一个益发开放、国际化，而且处处是机会的世界。学校现在就有必要培养学生对国家的归属感、灌输正确价值观，和养成终生学习的心态，来迎战未来。

　　面对将来，新加坡人该怎样培养新一代？在那个时候，新加坡人也许贡献给其他国家的，比贡献给培育他们成长的国家的更多。套用“饮水思源”这句成语，他们喝水的时候，有想到源头吗？

　　吴资政问道：“我们的新生代长大后，会更重视个人的权利、追求个人的抱负，还是也愿意扛起社会责任，贡献国家？他们是想着尽量从国家汲取所需，还是能想着尽量回报社会、同胞，与社会不幸人士分享自己所得。

从小培养归属感

　　他说，当新加坡鼓励人民尽量争取机会出国去，她同时也希望人民能根植祖国。否则，新加坡最终将成为一个只为国际市场提供劳动队伍的工厂。新加坡要作为一个国家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足够的人肯把新加坡当成自己的家、是自己所属的地方。这种归属感有必要从小开始培养。

　　吴资政说，跟很多有历史的国家不同，新加坡是个速成国家，就像一棵速成的树那样，很快开花、很快结果。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新加坡从穷国发展成为发达国家。新一代在舒适和富裕的环境中成长，完全不知道国家曾有艰辛的过去。我们该怎样凝炼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传给年轻人，从而培养起他们对家对国的永恒的爱？ (吴资政：培养新生代，迎接25年后的新加坡:潘星华2006-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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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员花蒂玛医生（马林百列集选区）认为参与志愿工作是培养人民对国家归属感的最佳途径，因此有必要创造更多让年轻人参与志愿工作的机会。（让更多年轻人参与志愿工作：2006-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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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新加坡有条件继续以一个城市经济体的形式生存下去，不过如果要成为一个有国民意识的国家，却面临艰巨的挑战。

　　美国密歇根大学罗斯(Ross)商学院的林愿清教授说，她的个人经验和观察显示，尽管新加坡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到本地来工作或生活，但对许多外国人来说，新加坡纯粹是一个能提供安全、舒适和优质生活的驻足点，而不是一个能够让他们轻易产生归属感及认同感的国家。

　　其实，要建立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允许人们亲自参与并给予实际的责任。林愿清举例说，就好像在大学里，大学不是由行政人员经营的，而是由一群对教学和教育有热忱的教授们来经营的。只有通过参与，才能够培养认同感，才会让人们对所属机构产生忠诚感。 (林愿清教授：新加坡是跳板还是家园？林婉诗 2006 -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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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长尚达曼上周访问中国时，在北京与百多位侨胞座谈聚餐，一来说明政府的一些政策思考，二来了解侨胞面对的问题。

　　新加坡经济体制的高速国际化，促使越来越多的国人不得不外出寻求发展机会，而随着旅居海外人口的增多，政府也开始关注如何保持这些侨胞同祖国的联系。
无论出于什么因素，愿意离乡背井的新加坡人血液里多少带着祖先的冒险精神，这种精神素质是新加坡未来发展的宝贵资产。如何防止这批侨胞因为常年在外，与祖国的感情联系渐行渐远而最终失连，成为新加坡政府必须重视的课题。

　　当日的座谈会问答中出现了两个侨胞关注的议题，一是侨胞子弟的教育问题，二是这些缺乏新加坡生活经验的子弟对祖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淡薄的问题。 (日暮乡关何处是？-叶鹏飞2006-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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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感、认同感、自豪感 　　　　　　　　　　

2006 -08-10

　　每年国庆日，新加坡人总是抱着兴奋的心情，信心满满的期待一个精彩的国庆庆典，因为自己的亲人、邻居、同事或朋友，也许便是国庆检阅或表演节目的参与者。况且，这个精心策划、安排紧凑的庆祝活动，每年都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演出，让国人弥漫在欢腾又高昂的气氛中。

　　今年的国庆当然也不例外。当总统登上检阅台，国家体育场内奏起国歌，迎风飘扬的国旗徐徐升起，3000多名参与演出的人士和近6万名观众一起肃立时，爱国意识又重新被唤起，全民士气也再度受到鼓舞。那是每年全国最庄严的一刻。

　　自新加坡建国第二年开始，国庆检阅和演出便已经成为每年最重要的庆典节目。不只因为这是一项举国上下配合、动用多种资源、务求尽善尽美的重大演出，更在于它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从最初为了展示国防力量、提高安全信心和培育爱国意识开始，这个年度庆典已经逐渐蜕变成本地最重要的军警演出和文化活动。

　　除了让海陆空三军、警察部队和其他队伍在检阅和会操中展现雄风之外，由学生、志愿人士和民间团体等所组成的文娱表演队伍，每年也为国人提供高水平的演出，长久以来已经成为国人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新加坡文化的重要景观。

　　具体而言，国庆庆典并不只在于展示武装实力和培养纪律精神，而且也是一个结合了各民族色彩的文化活动。在一个强调多元文化、多元种族的国家，这项活动在促进各族和睦共处、团结一致、互相包容方面，意义不可低估。当全民都为一个庄严的节日感到热血沸腾时，国民的归属感和同胞之间的认同感已经油然而生。

　　近年来，每年国庆都以一个意义深远的主题作为庆祝重点，这正反映了我国与时并进的特色。在2002年，当国人都面对经济衰退的冲击时，国庆的主题是“一个有关爱的国家”；在2003年当全民合力对抗沙斯病害时，所提出的主题是“全民一心”；今年，当我们正力求在全球化浪潮中发展成为全球先进都会时，国庆的主题则是“我们的环球都市，我们的家园”。

　　这意味着，时代正不断变迁，新加坡人已经不能固步自封，当我们为自己美好的家园感到自豪时，我们必须勇于接受挑战，以发展成为环球都会作为目标，向全球的顶尖城市看齐。

　　事实上，新加坡早已经是一个拥抱全球化的都会，不只是本区域重要的金融、航运、炼油、教育、旅游中心，也在多项领域博得全球好评。本地的6000家跨国企业，便是新加坡品牌的最佳说明。但更重要的是，新加坡建国以来所取得的各项成就，国人应该感到自豪，而国家也应该要为和睦、团结、勤奋、上进的国人感到骄傲。

　　随着越来越多国人到国外经商或居留，以及更多学生到国外留学，而新加坡也吸引了更多外国人才到来，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作出贡献，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正是我们重新强调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的时候。

　　41年来，新加坡人已为建设美好家园作出努力，也为克服一度又一度的经济危机作出贡献和牺牲，未来我们仍须为迈向全球都会继续奋勇向前。在这当儿，政府也已多次向人民确保，没有人会因全球化的冲击而被遗弃在后。这是最令人温馨的一项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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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总理国庆群众大会演讲：

新加坡心件 　　　

2006-08-21

建设坚固心件 凝聚社会动力

　　在全球化的今天,人才四处流动,国人纷纷踏出国门,走向世界；我们也引进了不少外来人才。

　　李总理说，如何让每个新加坡人都感觉自己是新加坡的一分子,加强我国的“心件”（heartware)建设是一个关键。唯有深化国人对这里的情感,才能留住他们的心。

　　要建设起坚固的心件,不能靠政府。从个人到团体,我们需要更多关怀社会的新加坡人站出来参与心件建设,才能凝聚出让社会团结前进的动力。

新加坡故事，是我们的故事

　　我们要怎么样使国人感受到自己是新加坡人、自己属于这里？我们不是网络世界里的公民，我们不持有“网络共和国”所发出的护照。我想，我们必须从多方面做起。

　　首先，我们必须讲述“新加坡故事”，要懂得“新加坡故事”。今年我国的三名建国元勋去世。林金山、拉惹勒南以及蒂凡那。我们举行了追悼仪式，但许多新加坡人不认识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曾做过了什么。例如：拉惹勒南撰写信约、林金山让我们能有政府组屋住。

　　这是新一代的国人。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才能够感受。能感受，他们也就能有归属感。这样他们才能了解“新加坡故事”的精髓，了解我们是怎么一路走来的。

　　我认为父母以及祖父母扮演重要的角色。你们得把故事讲给你们的子孙听。让他们不但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事，也让他们知道你的感受。他们才能把这个故事当作自己的故事，更想要为故事写出下一个篇章。

学习如何当一个新加坡人

　　学校也任重道远。因为我们到学校去不单单是要学习知识，也要学习如何当一个新加坡人。

　　我们10年前开始推行国民教育计划。我最近同几位老师见面，问他们有没有进展。他们说有进展，而且进展得很好。但是，他们认为不应该把它称为“国民教育”，因为学生觉得很没趣，认为这是个需要苦读的考试科目。但是，情况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大家感受，要大家感受到自己是社区的一分子。

　　所以我们让孩子们到国外去参与一些学习项目，他们回来后会更了解新加坡。我们让孩子们到社区里去参与活动。他们帮助末期病人，他们回来后，知道社区里有比自己更不幸、比自己更需要帮忙的人。

　　通过这些活动，他们建设人格、培养韧性、领导能力和团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