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民融入课题

他们vs我们：
从本土意识的兴起看新移民现象
（2008-07-16）

● 刘学敏

　　近几年来，每一次回国，发现新加坡的人口组成面貌（demography）变化最大的，大概就是外来移民的增加。记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才会看到的外来人才：如大学里得到奖学金的顶尖学生，代表新加坡比赛的运动员，大学和研究机构里的科学家，国际舞台上表演的艺术家等。

　　演变到今天，新加坡却在各行各业都可以看到新移民的身影。不管是在地铁、咖啡店、食阁，都会听到这样的悄悄话：“看，这么多的中国人。”

　　如果把时间拉回到殖民时代，当时几乎每一个新加坡居民都是移民，自然对于新移民的到来一般都能以平常心对待。毕竟大家都是离开了家乡到这里讨生活，都是暂居的侨民，打算赚够了钱回家乡落叶归根，没有长久居住的想法。

　　但经过了43年的独立建国和政府有意识的塑造国民意识以后，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已经自然而然的不再把自己当成是移民，而是成为具有强烈本土意识的公民了。

　　就像那首爱国歌曲《We are Singapore》的歌词中所唱的，“新加坡就是我们，我们是新加坡人（We are Singapore, Singaporeans）”，新加坡已经成为了本土新加坡人心灵的家乡。

　　和大陆居民比起来，岛国居民，不管是英国人还是新加坡人，都更容易产生一种对于本土的认同和相应而来的排外情绪。英国媒体人兼作家派克斯曼（Jeremy Paxman）在他的著作《英国人面面观》里头，就借用了曾经被广泛使用的新闻标题“大雾迷漫，海峡交通中断，大陆被封锁”，来形容英国人那种更愿意自成一国，自外于欧洲大陆的排外态度。

　　所以，既然“我们”是新加坡人，那相对的“他们”，不言而喻，自然就是新移民了。

　　他们vs我们。这样的对立情绪在民间已经悄然成形。

希望新移民融入社会

　　当然，不是所有新加坡人都具有这样的排外情绪。本地资深报人韩山元，就曾在不同的场合撰文肯定新移民对文化建设的贡献，认为“数十万中国新移民进入新加坡……为新加坡本土文化注入新的生命。（《联合早报·现在》6月27日，《研讨会上谈文化交流》）。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低收入的国民，埋怨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和更长的工作时间的新移民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淡滨尼集选区议员伍碧虹（Irene Ng）在今年3月的国会中，就提到了她的选区的一名60多岁的新加坡工人，被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抢了咖啡店助手的工作的例子，来说明本地年长工人的困境。

　　她也同时呼吁政府保护这些无法和外籍劳工竞争的新加坡人，让他们仍然保有工作机会。

　　就算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国人，也对新移民所得到的各种优待表示了不满。一位五年前以荣誉学位从南洋理工大学毕业的读者朱志强（音译：Zhu Zhiqiang），在了解了政府为吸引中国学生到新加坡求学所提供的各种奖励措施后，投书《海峡时报》，认为“非奖学金得主的新加坡学生，不管成绩多好，和这些外国学生比起来，都没有得到政府任何的奖励。这样的差别对待是让新加坡人心灰意冷的。”

　　可以说，新加坡的政府领导人一直努力的尝试消除这股排斥新移民的负面情绪。在今年3月的国会中，时任人力部长的黄永宏医生就提供了数据，说明新加坡的经济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源才得以持续增长。

　　虽然新增加的工作机会中有六成雇用了外国人，但大多数的专业，管理和技术工作还是让新加坡人得到。

　　外交部长杨荣文和代人力部长颜金勇，也都在不同的场合提醒新加坡人要以更开阔的胸怀来接受新移民。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了解到，这种由高涨的本土意识所带来的排外情绪不是那么容易可以通过冷冰冰的数据和由政府领导人的理性说服得以轻易消解的。

　　反对党的网站充斥了各种各样的民粹议论，新加坡民主党网站中就有论点认为，行动党政府之所以大举引入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根本是为了让这些“听话”的新移民来取代那些具有英文教育背景和批判精神、因为不满行动党威权统治愤而移民的本土新加坡人，以巩固自己的政权。

　　本地知名英文作家林宝音（Catherine Lim），也在她的博客里猜测行动党政府目前的各种做法，是希望在后李光耀时代，通过中国的崛起和更大的影响力，来延续李资政所建立的威权统治的模式。

　　面对民间的反弹情绪，李显龙总理5月6日在接受汤姆森—路透集团主办的对话会中也坦承：“我们在接受外国人移民到新加坡的同时，也必须努力让这些新移民同化和融入到新加坡的社会，让他们逐渐接受新加坡人的价值观和态度，也让他们的下一代在新加坡出生，成为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

　　我相信从总理的建议里头，新移民应该可以认识到，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都期望他们能够真正的融入到新加坡的社会来，真正的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份子。

机关算尽让本地人忿忿不平

　　政府要通过各种措施来“转变新移民的政治忠诚，以使之成为多元国族建构工程的一部分”，用意很明显。这包括总理公署内设立了公民与人口办公室，负责整合新移民到新加坡社会中；也包括了设立公民日，组织本地人与新公民一起参加，以庆祝获得新的公民身份与取得新加坡的认同。

　　但从民间的角度来说，也许更有效能够缓解这种负面排外情绪的，是本土新加坡人从他们所看到的新移民的言行举止中，是否看到新移民真正的从心底接受了新加坡作为自己新的国家，愿意为之效忠，和与新加坡社会产生认同。

　　让本土新加坡人感到难受的，是发现不少的新移民，在决定是否要成为新加坡的公民时，考虑的几乎都是物质上的回报——能够为孩子上学节省多少的学费，为自己和家人节省多少的医药费，是否能得到资格购买建屋局的新组屋，能够得到多少津贴，节省多少组屋升级的费用等等。

　　对这些新移民来说，这个新加坡人认为神圣的公民权的意义难道就仅仅是那些物质上的好处而已吗？

　　更让新加坡人忿忿不平的，是有的新移民家庭那种机关算尽的入籍——如让家中的女孩子成为公民，却让男孩子保持永久居民的身份。到了服兵役的年龄，男孩子就放弃永久居民的身份来逃避兵役，到外国求学。毕业后再在已经入籍公民的家人的帮助下，以公民亲属的理由重新申请移民。这种只想捞好处，不想尽义务的做法，能够让本土新加坡人服气吗？

新移民应多接触英语群体

　　就算是已经放弃了原有的国籍，取得了新加坡公民的身份的新移民，个别人士的表现也让人摇头。有的宣称自己还是中国人，取得新加坡的国籍只是为了旅行方便而已。有的根本把新加坡的公民身份作为跳板，当成是移民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之前的过渡。有些人虽然已经入籍成为了新加坡公民，却还去挥舞中国国旗，唱中国国歌。

　　这样的行为虽然只具有象征意义，但看在本土新加坡人的眼里，又是什么滋味？　　另外，新移民也必须了解到，正如李总理在汤姆森-路透集团的对话会中所说，新加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还会保持是一个以英文为主的社会。也因为这样，在必须学好英文的前提下，一般新加坡华人对于中文的掌握程度不可能达到普通中国人的水平。

　　新移民最常批评的就是新加坡人的华文水平低落，英文的掌握又只有工具的水平，没有所谓的“灵魂语言”，这样居高临下的批评，听在本土新加坡人的耳里，难道不会对新移民更加的反感吗？

　　要真正融入新加坡社会，我认为新移民也应该更多的接触新加坡的讲英文的群体（English-speaking communities）。

　　在新加坡，华语社团和讲英语的社团之间不论在待人处世、文化观念和价值观，都有很大的不同。讲英语的新加坡人所接触的资讯主要来自《海峡时报》，关心的课题更偏重新加坡和欧美世界，看待问题的角度和立场其实更接近西方的主流媒体。

　　比较起来，《联合早报》用大量的篇幅刊载的和中国有关的评论和新闻，却不一定是《海峡时报》的读者所同样关心的。举例来说，近几周针对中国的“软实力”的话题在《联合早报》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在《海峡时报》却几乎引不起任何的兴趣。

　　新移民如果只把社交的圈子限制在以华语为媒介的活动，只愿意活跃在宗乡会馆和华文文艺团体，将无可避免的会把自己对于新加坡人的接触局限在一个和其他新加坡人几乎截然不同的特定圈子里。

　　不去接触和了解讲英语的群体，把自己的接触面局限在讲华语的社交圈，自然就更容易造成讲英文的新加坡人和新移民之间的隔阂和误解。而这些隔阂和误解，又正是可以操弄的民粹课题。

　　不论在澳大利亚还是英国，都有以反移民的民粹口号来竞选的政客和政党。对于存在于新加坡民间这股暗流汹涌的和新移民对立的情绪，谁又能够保证不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操弄，以谋取自己的私利呢？

　　英文有一句话说，It takes two to tango, 意思就是要跳好一场探戈，需要两方的配合才有可能。新加坡政府一直很用心的通过各种劝导来减轻民间这股对于新移民的对立情绪。新加坡的民间到目前为止还是默默的配合了政府的移民政策。

　　和谐的社会，需要本土新加坡人和新移民之间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我希望本土新加坡人在接纳新移民的同时，新移民们也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努力的融入，和本土新加坡人共同建设新加坡这个我们共同的家园。

·作者是在中国从事管理工作的新加坡人，文发自上海



站长的话
（2008-07-17）

　　在全球化的时代，移民现象已经遍及世界各角落。每个开放和接纳移民的社会，既得到移民所注入的新活力，也的在一定程度上面对移民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政府如何治理和引导，至关重要。但问题却并不能完全靠政府来解决，本地人要有宽阔的胸怀，能看清楚移民的贡献，新移民也须努力融入本地社会，这样才能相得益彰。　　



一个新移民的感想
（2008-07-17）

● 李小荣

　　我是一个来自中国的新移民，看了7月16日发表在《联合早报·言论》刘学敏的文章“他们vs我们：从本土意识的兴起看新移民现象”，觉得有些话不吐不快。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移民与接受移民，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移民的产生，来自于双方对彼此的需要。我喜欢新加坡的政府，廉洁高效，虽然人民为此支付的费用也不菲，总体而言还算值得，这是我选择移民新加坡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新加坡接受我作为移民，是因为我是专业人士，有工作能缴税，为新加坡作贡献，不会成为社会负担。

　　刘君有些说法不太准确。

　　新移民在新加坡，并没有享受到什么优待，只是政策相对公平，而这对我，就足够了。新移民都知道，政联企业和新加坡本地公司，会对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优先，而新移民的工作选择多半在跨国公司。在政府发放的奖学金里，如果同等条件，一定是优先选择新加坡人，而且很多奖学金是只对新加坡人的。当然喽，如果有人不满新公民享受到一样的权利，可以考虑推动立法，模仿马国的“土著人优先权”制度，根据个人以及祖辈加入新加坡国籍的年限，制定相应的优先权制度，看看会怎么样。

　　担任咖啡店助手的大多数中国人，不能被称为新移民，他们多半是持有工作准证, 准证性质和电子厂和建筑工地上的外劳，没有区别，只是外籍劳工而已。他们不可以带家属进新加坡，女工不可以怀孕，合同到期后除非延期，就要回国。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中国人有好有坏，新移民中有好有坏，新加坡人中同样也有好有坏。只追求物质的人，到处都有，谁也不敢铁齿地说，哪里的比例最高。

　　至于说居高临下的批评，我不想提我所遭遇到的某些甚至带侮辱性质的对于中国人和新移民的评价了，有些甚至反映在电视和广播节目里。

　　新移民的问题，不是要多去接触讲英文的群体，而是没时间接触任何团体。绝大多数新移民在新加坡都是无亲无故，完全要靠自己双手打拼，手停口停，为生活而奔波。不过请放心，新移民大多数识英文，读《海峡时报》和看“亚洲新闻台”的。

　　在这个变化莫测的世界里，只有变化才是永恒。对待不断变化的环境，人人都有恐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迁怒和责怪他人是容易的，但是却于事无补。对于自己不能改变的，要调整自己，试图适应，这是我在新加坡生活的信条，与大家共勉。



来自‘他们’的声音
（2008-07-18）

● 桑　竹

　　拜读刘学敏先生的文章《他们vs我们：从本土意识的兴起看新移民现象》，我对其中的一些看法有不同观点。

　　首先，今天世界上绝大部分移民是经济移民。移民的主要动力是寻求好的生活环境、教育条件和就业机会。新加坡人移民英国，不是为了效忠女王陛下，而是为了个人教育和发展空间；中国人移民新加坡也不是为了学唱“Majulah Singapura”，而是为了较好的生活。为政治权利而移民的是极个别的，大部分移民是为了追求好的生活。如果作者认同这个前提，那么新移民在入籍时打的经济小算盘便是合理行为。新移民对自己政治权利和义务的认识肯定没有经济方面清楚和直接。其实，这种重经济轻政治的现象在本土公民中也很普遍。

　　其次，对“机关算尽”的入籍，是否值得如此愤愤不平？假如有人真的照刘先生所说，让家中的女孩入籍，男孩作永久居民，到了当兵的年纪，逃避兵役，去国外求学，毕业后再回来重新申请移民，我们可以帮忙算算这么做成功的机会有多大？

机关算尽？不要以偏概全

　　一、这个家庭要有比较好的收入，负担男孩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所有开销；二、家庭收入必须稳定，只能往上升，不能往下降。因为男孩越来越大，开销也越来越大。如果父母中有一人中途失业或者患病，那么这个计划就要夭折；三、男孩成绩要够好。不然去到外国一个末流大学，还不如守在父母身边好；四、男孩要愿意配合父母才行。如果男孩有自己的志向，有自己的朋友，不愿听从父母摆布怎么办？如果男孩有了个新加坡女朋友，不肯去外国怎么办？五、执行这个计划要十几二十年。如果这期间政策变了怎么办？

　　最后、就算计划成功，男孩子忍受了二十年的不便，绕了半个地球，回到新加坡，不用服兵役，拿了新加坡公民，那又怎么样？他还是要结婚生子，他的孩子呢？他还愿意自己的孩子再来一次吗？这样的人，与其说他“机关算尽太聪明”，不如说他“自作聪明，自讨苦吃”。

　　分析了以上种种，那么，有多少新移民会这样做？想想这件事的难度和不确定性，恐怕一百个新移民家庭中不超过三五个。他们能代表整个移民群体吗？其余的家庭需要为这三五个家庭背黑锅吗？

　　本人在新加坡当了14年的新移民，遗憾的是两个孩子都是女儿，无法证明我们的忠诚。但是，从我的朋友邻居中，可以介绍十个以上的小男孩给刘先生认识，核查身份，看看他们是不是新移民的后代，有没有和父母一同入籍。女孩入籍，男孩不入的家庭，对不起，我还没见过。

　　第三，国民认同感的培养是需要时间的，急也急不来。就算有人拿了新加坡公民，还去挥舞中国国旗，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要去中国，还是要申请签证，没有合理理由，也不能在中国长住。在新加坡呢，他有一切公民所享有的福利和便利，他也肯定有一份工作，这一生最有可能在新加坡度过。

　　当在一个地方生活了十年二十年，有了自己熟悉的同事、朋友，知道地铁巴士多久来一趟，楼下的流浪猫一共有几只，楼前的树开什么颜色的花，停车场里抄牌开单的一天来几次，他就成了这里生活的一部分。反过来，这一切也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全部。如果把这些突然从他生活里拿掉，那他还有什么？到了那个时候，不管他拿什么护照，他都是新加坡人。至于那些为了旅行方便，为了去第三国，由他们去吧。也许他们还不知自己想要什么，也许他们有一天还会回来。

忠诚度是个伪命题

　　第四，新移民活跃于宗乡会馆和华社团体，是因为这些团体最愿意接受新移民。如果以此为依据，断言新移民不愿接触英语社群，不愿融入主流社会，自我封闭，是不正确的。在新加坡，从事脑力工作的人必须使用英语为工作语，从事服务业的也需要一定的语言能力，否则会面对来自上司、顾客和《海峡时报》言论版的巨大压力。从事体力劳动的对语言要求不高，但那些工作主要依靠短期外来劳工，不是新移民的主体。当新移民被要求接受新加坡的中文水平时，社会对新移民的语言能力和阅读习惯是否也应有一丝谅解？

　　第五，无论新移民怎么做，政客们都可以拿移民课题作文章。新移民是政治上最软弱的群体，因此也是最价廉物美的政治靶子。想想看，如果新移民都融入主流，成为社会的中坚，登上《海峡时报》主版，投机政客只要把题目改改，变成：“They take too much from us. We want it back.”那不是同样的好文章？

　　第六，在新加坡，新移民的忠诚度是个伪议题。就算我们在报纸上争论一个月，看不懂《海峡时报》的依然看不懂，喜欢去新加坡大会堂拉二胡的还是会去。这种讨论无法改变新移民的个人行为。

　　想想一百年前，过番南来的先辈有几个打算在这里终老的？可为什么他们再也没有回到家乡，而成了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的祖先呢？他们可想到忠诚的问题？他们留下来，是因为相信这里是安居乐业，抚养儿女的好地方。他们慢慢成了新加坡人，有了国民意识和忠诚。同样的，只要新加坡保持安定繁荣，让人们安居乐业，政府把该计划的计划好，该管住的地方管住，给它一百年，还分得出谁是新移民吗？

　　第七，“机关算尽”不是友善的字眼，希望作者慎用。对于大部分勤奋工作、热爱家庭、有社会责任感的新移民是不公和伤害。也希望早报编辑把好关，不要选用这样的文字作小标题。如果没有这四个字，我也就忍住不吭声了。毕竟我是新移民，最好的策略是交税和闭嘴。

·作者从事商业管理工作




新加坡需要怎样的本土意识？
（2008-07-18）

● 李叶明

　　笔者来狮城已经十多年了，怎奈乡音未改，一直被当成“新”移民。与朋友聊天，他们知道笔者已在狮城居住超过十年，便冲口而出：“那你根本就是新加坡人了！”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时，不但大家的关系更近了一层，而且一种美妙的认同感油然而生。

　　同样的聊天也会产生另一种反应。在一次讲座上，笔者下意识地用了“我们新加坡人”。茶点时间，一位听众对我说，“我很惊讶，你竟然会说‘我们新加坡人’……”。

　　看来，当一个新移民认同新加坡，以新加坡人自居的时候，并不是所有新加坡人都能接受的。

本土意识vs国民意识

　　刘学敏先生7月16日在《联合早报》言论版发表文章《他们vs我们：从本土意识的兴起看新移民现象》，显然就反应了这一部分人的心态。我好奇的是，为什么新移民就不能是“我们”的一部分，而必须是“他们”呢？

　　刘学敏君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有一个前提——“对于本土的认同和相应而来的排外情绪”。他认为，经过43年的独立建国和政府有意识地塑造国民意识之后，新加坡人已成为具有强烈本土意识的公民了。而在刘学敏君看来，“强烈的本土意识”必然会导致“高涨的排外情绪”，新移民理所当然被当成与“我们”不一样的“他们”。

　　刘学敏君提出的这个问题，无疑是非常严重、相当负面的。但我不认为这是新加坡塑造“国民意识”的结果。

　　必须指出，“本土意识”并不是“排外”的代名词。新加坡早期华文文学中所出现的“本土意识”的作品，就丝毫不带任何排外的倾向。而刘学敏文中所说的排外的“本土意识”，类似于前一时期非常高涨的所谓“台湾本土意识”。在“本土意识”下，台湾人被分成了“我们”和“他们”（外省人）。好端端的一个社会竟然被活生生地割裂，出现了水火不容的族群对立和恶斗。难道新加坡需要这样的“本土意识”吗？这样的“本土意识”怎么可能是新加坡所培养的“国民意识”呢？！

　　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新加坡的“国民意识”除了对国家的认同外，还有强烈的不分种族、不分宗教，追求平等与自由的信念。这是新加坡能够独立建国，实现种族和谐的保证。既然我们的“国民意识”能够帮助人民包容种族、宗教和文化的差异，能够凝聚新加坡人追求“One Nation, One Singapore”的大融合，为什么又允许所谓的“本土意识”去切割“我们”，制造一个“他们”，最终造成“我们vs我们”的隔阂？

苛求认同，无助于认同

　　刘学敏君在文章中列举了一些极端的个例来讨论新移民的认同和融入问题，他也提到了一些新加坡人典型的排外言论。我认为，这样只会挑起更多情绪化的反应。

　　事实上，来自中国的新一代移民，已不再像先辈那样，是为了求出路、求活路而移民的。他们更多的是为了追求更美好、更富裕的生活。在选择是否移民时，考虑新加坡能为他们提供的“好处”，是合理的逻辑。如果他们选择了新加坡，就证明新加坡还有一些优势，这是值得新加坡人自豪的。

　　新移民与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成长经历，不同的习惯，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这太正常不过了。没有必要把这种种“不同”上升到“不认同”的高度。新加坡人完全可以像包容种族和宗教差异那样，去包容这些小小的“不同”。

　　新移民选择了新加坡，就必然要选择融入。对任何一个新移民来讲，拒绝融入纯粹是自找麻烦！所以，关于新移民“不愿意融入”的担心，是多虑了。

　　可是在现实中，新移民的融入，却总是不太顺畅。三江会馆会长李秉萱曾经提到，新移民要融入新加坡必须过一道难关，就是老移民的心态。事实上，新移民在新加坡到底可以融入到什么程度，绝对不是由新移民单方面决定的。

　　黄根成副总理在去年的一次讲话中也指出：多数新加坡人对外来移民表示欢迎，但也有一些国人抱有负面的看法，即使对方真心要根植新加坡，也对他们采取排斥的态度，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他认为，这些人对新移民的负面看法其实是情绪化的反应。

　　为此，黄根成呼吁新加坡人反思：“如果一直对新移民抱着怀疑的态度，最后必定会弄假成真，导致新移民只在新加坡短暂居留。理由很简单，没有人会喜欢长期住在一个自己不受欢迎的地方。”

　　而刘学敏君在他的文章中也提到：It takes two to tango, 意思是要跳好一场探戈需要两方的配合。事实上，“认同感”的形成，也同样需要双方的努力。如果一味指责新移民不够融入，苛求对方无条件“认同”，夸大双方的各种“不同”，把新移民当成“他们”来看待，这才是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的最大障碍。

·作者从事教育与科技工作



站长的话
（2008-07-19）

　　如何让新移民融入新入籍国家的主流社会，是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和媒体“意见领袖”都关注的问题。要融入主流社会，首先需要了解主流社会，从而进一步分析、理清融入主流社会的障碍。要求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应多接触英语群体”，是出自希望移民和本地社会更快融合的善意，抑或是出自下意识的对新移民的歧视，或是“以偏概全”的错误观察。这是还可澄清的枝节，并非要旨。重点仍是，不论是本地或是外国，主流社会与新移民的融合，向来都需要双方努力了解对方的历史文化背景，接受对方的文化差异，分析批判一些阻碍理解和融合的偏见和情绪，确立一些有助于融合的机制与法规，往往还须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磨合，才能让新移民更顺利地融入主流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应和新移民平等交流
（2008-07-19）

● 王树森

　　翻开7月16日的早报言论版，刘学敏君的一篇文章《他们vs我们》的标题吸引了我。可是读了以后，我心情特别沉重，心里也不禁有许多疑问：

　　一、在该文里怎么中国人成了抢新加坡人饭碗的乞丐？那么作者刘学敏到“乞丐王国”又是去干什么了呢？

　　二、作者引用反对党的话说：“行动党政府之所以大举引入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根本是为了让这些听话的新移民来取代那些具有英文教育背景和批判精神、因为不满行动党权威统治愤而移民的本土新加坡人，以巩固自己的政权。”那我就纳闷了，好好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什么时候就孤立到如此地步，要靠外来移民的支撑才得以巩固它的统治？这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不能不说起到了贬低、丑化的作用。

　　三、我第一次听说，一个加入新加坡国籍的外国人，连自己原来是什么国家的人都不可以讲了、挥舞一下自己原国家国旗就犯法了、唱一下自己原国家的国歌就成了新加坡的叛徒。这是什么逻辑？这是什么主义（一个小国的大国沙文主义）？

　　四、作者俨然以一个长老的身份教育新移民：“新移民应多接触英语群体”，多么深刻的教诲。孰不知，在这个全球化的社会里，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还像上世纪60年代那样，东方就永远落后于西方吗？什么都是西方好吗？美国攻打伊拉克、美国的次贷危机好吗？群体之间的沟通是十分需要的，讲中国话和讲英语、法语、日语的，在工作上、生活上、学习上的沟通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有需要自然就会有沟通。问题在于作者的提法不对，他是看中国人不顺眼！看看吧：日本人、马来人、越南人和英语群体的接触又怎样了呢？不都是一样嘛！同语种的沟通总比不同语种的容易得多，这是客观规律。

　　刘学敏还引用了李显龙总理、资深报人韩山元、前人力部长黄永宏医生等的讲话，似乎他很拥护政府的移民政策；但是他话锋一转，在后面大做文章。在大谈新移民的不是时，又要引用博客、反对党、XXX议员、XXX读者、知名作家XXX的话来指责新移民、反对政府的移民政策。并告诉人家，不是刘学敏对新移民政策有多大看法，而是其他人有看法……

　　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了：现今的新加坡，民主法制十分健全，言论自由，不像文革中的中国，动不动要扣上“反革命”、“打着红旗反红旗”、“右派”的帽子。刘学敏先生又何苦躲躲闪闪，一方面打着领袖的红旗，然后引用别人的话来达到自己反对新加坡移民政策，从而挑起新移民与本土新加坡人之间的隔阂呢？

　　我个人认为，现在的所谓移民政策，已不是过去单向的了，在如今这个地球村里，你到我家，我到你家，相互的交流、帮助是十分频繁和不可或缺的。如果谁以为自己是老大，不要人家来帮忙，认为到他家来的客人就是讨饭的，那他就是坐井观天的青蛙（今天的老美也不敢如此狂妄）。以平常心对自己，以平常心对别人，平等待人，大家就能和睦相处，社会和谐才能实现。

·作者是上海资深教育工作者，现旅居新加坡



谈谈我的“机关算尽”
（2008-07-19）

● 蒋琦

　　读了刘学敏7月16日刊登在联合早报上的《他们vs我们：从本土意识的兴起看新移民现象》一文和随后几位读者的文章，觉得意犹未尽，不妨以本人为例作一番探讨。

　　本人1991年从中国来新加坡工作，随后太太、3岁半的儿子一起移居新加坡并成为新加坡公民。目前儿子正在国民服役。

　　有关国民服役确实是有男孩的新移民家庭所面临的问题。因为在中国，绝大部分男子尤其是能考上大学的是不需当兵的。我也确实看到有少数新移民家庭的男孩在中四毕业后离开新加坡，避免服兵役。

　　在我看来，如果一个新移民家庭没有打算在新加坡作永久居留，在新加坡只作工作和学习考量，那么让小孩避免服兵役也是很正常的。

　　对于我们儿子的将来选择，我们是这样考虑的：选择一，回中国；选择二，去其他国家，如美国；选择三，在新加坡。

　　如果是选择一，服兵役就没有必要了。但，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

　　对于选择二或三，我们考虑后认为还是应该服兵役，让孩子成为一个真正的新加坡人，这是他学习、成长的地方，有他的很多同学，朋友和回忆。即使今后他选择了二，他仍然有他的家园，任何时候他可以回来，那是他的家，将来的一切由他自己主宰。

　　对于新移民自己将来的安排，也是新移民家庭所面对的问题。

　　由于背景的不同，作为第一代移民面对最多、最大的困惑是来自精神层面的。我们必须去适应和接受这新的环境。但是，当你看到楼下年老的老移民们退休后的生活情景，你不禁要问自己：我们所努力去适应的这个新环境，最终让我们退休后的生活像他们一样乏味？

　　现在的新移民大多数接受高等教育，他们不但希望有好的物质条件和生活环境，更希望有丰富的精神和文化生活。

　　刘学敏文中谈到的新加坡华文群体和英文群体间的差别确实存在，那是新加坡本身的历史问题，与新移民无关。本人认为，在现代高科技的信息社会，只有受教育的高低差别，与不同语种（如华文或英文）应该并无大的差别。不管是科技、艺术、经济、政治、文化、新闻，你都能以不同的语种去欣赏它。

　　新移民们以自己的语种拥有上述方面丰富的知识是有目共睹的。倒是反观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和水准实在不敢恭维，不但华族新移民们担心，也让许多新加坡华族家长担心。而十几年的华语运动仍落得个市井水平而已。

　　新移民们从短期到长期居住新加坡，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心路历程，绝非三言两语能道尽。而社会也应该在创造好的物质环境的同时，更注意精神和文化环境的建设。这不但有利于新移民，也有利于全体国民素质的提升。

城市生活也能有其和谐追求（2008-06-25）

城市生活也能有其和谐追求
（2008-06-25）

● 吴韦材

　　一连三天，来自多国的部长、市长、高官、专家学者、私企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将齐聚新加坡参加首届“新加坡国际水资源周”、“世界城市峰会”及“东亚宜居城市峰会”三大盛会，讨论城市化挑战及寻找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方案。

　　这些会议能在新加坡举行，除了是国家的荣幸，也是一份鼓励，更是新加坡在相对上达致更宜居城市条件的肯定。

　　新加坡能在种种客观约束条件下发展成今天一个国际都市，该归功于明智的发展规划。今天，当环保升温为国际间相互热烈研讨的普世话题，而其实多年前新加坡在整体规划上，早已具有城市发展与自然保留之间的平衡规划意识。

空间虽小却有其灵活性

　　翻开地图，看整个岛屿，我们的城市拓展区与自然保留区在分布上明显具有其理性安排。新加坡空间虽小，但在这样一个现代城市里，人们仍能在生活中同时拥有一个热带岛屿的各项自然条件，这看似理所当然，其实是经过一番慎密规划才能得到的平衡。

　　世界上只有两个赤道城市还能够保持原生态的热带雨林，一是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另个就是新加坡。以巴西的地理面积要在一个城市里保存热带雨林“并不奢侈”，但是以新加坡这样有限的空间来说，要同时拓展现代城市并保存热带原生态雨林，就需要规划智慧了。

　　此趟回国，曾带数位中国友人参观中部麦里芝蓄水池及新加坡友人的有机农场。他们很难想象相距闹市不远也竟能拥有这样的自然调剂空间。

　　其实他们还没看到双溪布洛、林厝港、北部海军路等保留区。而他们就在我们组屋社区的种种规划中，常常指出各种城市生活与自然元素的交织安排，这些在我们长住此地眼里当作理所当然的境况，在外人眼中，却是具备心思的规划与设计。

　　制造与消耗，永远是城市伤脑筋的环保问题两端。尤其在工业规模及市场都同时巨大的城市，这两个问题都显得更为棘手。

　　新加坡在工业规模及自己市场上确实有其限制，但从另角度看，这样的限制不一定就是劣势，笔者认为这样反而能让我们把问题更为聚焦，让我们更有效地去制止不利境况的扩张。并且，在必要时，我们还能把这不大的空间当作探究问题的“实验室空间”。

　　就因为小，我们做起种种针对环境问题的实验性措施，相对上都能具有更多的便利性。要实验，要推行，要改善，都比大幅员地区更为灵活有效。

诚然，宜居城市都会因所处自然环境及人文而具有不同的建设选择。而我们也一直是从自然环境的各项优劣中，摸索并衡量出我们自己的建设对策。

“宜居环境”不是一天完成的

　　基于自身条件，我们只适宜选择适合我们拓展经济的方式，并培养适合这个拓展方式的人才。我们的城市生活不只需要融入国际化模式，但同时也得配合不同族群的生活习性及面对自然气候的苛刻与单调。

　　简单一例，就如新加坡的绿化工程并不只是一个表面上的视觉诉求，它还有净化空气及在城市中负起吸热及降温功能。笔者认为，认识自己问题并能够针对问题，就是我们建国以来一直能稳健发展的主因之一。

　　从兀兰坐地铁一直南下，或许会觉得新加坡组屋社区在视觉上是较单调的。不过，在面对种种客观限制的条件下，我们或许得承认本地社区生活空间的筹划或已是在客观限制下属于理智的方案。

　　其实，新加坡组屋社区的种种规划及设计至今仍在改良中，这就值得赞许。在鱼与熊掌无法兼得情况下，能把哪样做出佳肴恐怕就是唯一的选择。

　　比如拥挤的东京或香港，平民社区里一般都无法承担我们这般宽敞的疏通空间，又比如房屋多属高龄建筑的曼谷，城市结构古老定型，其平民社区的居住形态，在完全融入现代化措施这点改良上，尚有一定困难。

　　或许我们对“在下一场豪雨后仍然可以不带雨伞，下车却能保持干爽回到家”感到理所当然，但或许我们更该记住，这宜居环境并非一天就完成的。就如新加坡人在这般宜居环境里不经不觉培养出一些生活上的标准，也不是一天里形成的。

　　新加坡人若能在带有珍惜的归属心态上，再培养出一份集体维护环境成绩的共识，那么，我们或许就能在“宜居城市”的形态层面上再迈进一步。

　　因为生活就是文化的温床。若能在这“宜居生活”里滋养出我们对生活的感悟，活出自己的特色，并通过种种不同形式表现得更为具体，那么我们就能沉淀和累积。

　　环境养人，人养文化，确实必须在这方面先有觉知，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才能在宜居城市的生活里展开对和谐的追求。

·作者是旅居北京的本地写作人

探寻“宜居城市”之路（2008-06-25）

探寻“宜居城市”之路
（2008-06-25）

　　首届“新加坡国际水资源周”、“世界城市峰会”和“东亚宜居城市峰会”，昨天在本地同时开幕。无论远近，无论是亚洲还是其他地区，各国都派代表与会，盛况可谓空前。这一事实说明，在城市化浪潮给人类带来很多严峻挑战的形势下，所有国家都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并急于找到正确、有效的道路。

　　城市化进程给几乎所有国家带来的问题大致上都是一样的，最主要的莫过于能源与水资源的浪费和短缺、空气污染日益严重、基础设施不负重荷等等。这些问题不仅使居住环境变得越来越差，而且也使社会运行和经济增长的效率受到制约。

　　因此，若某个国家或城市在这些方面有成功的实践经验，那就必定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兴趣，或者研究其模式，或者模仿其经验。而昨天开幕的上述三大盛会，正好为各国政府和专家学者们提供了研究、交流和相互学习的平台。

　　就我们自己的感受而言，在新加坡举行这样的会议，研究水资源管理，讨论城市规划，探讨建设宜居城市的方案，应该说是恰当不过的。这不只是因为新加坡作为“花园城市”的形象已经在世界各国深入人心，而且更因为，在很多国家的居住环境因工业化和人口增长而不断恶化时，新加坡却在经济增长和居住环境两方面兼而得之，它所走过的道路就是值得观察和研究的例子。

　　正如李显龙总理昨天在会议开幕式上所说，新加坡是个小国，人口密集，缺乏自然资源，所面对的挑战比其他国家更多，但它却用自己的经验证明，即便是这样一个城市也照样可以保持经济增长，又能管理好环境。

　　也许值得再次提及的是，最近这些年来，新加坡不仅在合理使用土地、扩大绿化面积等方面依然做得很好，而且还在水务管理、水资源再生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既解决了自身缺水的现实困难和后顾之忧，而且也为应对全球性的水资源缺乏难题，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新途径。

　　的确，无论是在水资源管理方面，还是宜居城市的建设领域，新加坡早就引起了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的注意，甚至被当作研究的范例。而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李显龙总理昨天宣布了两个相关研究机构的成立，一是水务政策研究院，二是宜居城市研发中心。

　　对本区域乃至对全世界而言，这两个机构的成立都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因为它们的研究方向和宗旨与全球化趋势和城市化进程完全合拍，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都是世界性的现实问题。固然，这两个机构有助于新加坡推广自己在水务管理和城市建设方面的经验，但广而言之，它更为世界各国应对相同的挑战，开辟了一个新渠道和新空间。

　　最近这些年，本区域许多国家都纷纷派代表团前来新加坡，学习城市规划，考察环境保护，研究水资源管理。但是，很多人得到的印象都过于笼统和直观，专业交流不够深入，在决策过程中的实用性不是很强。

　　现在，水务政策研究院和宜居城市研发中心成立之后，各国就可以在专家和政策层面进行更深入交流、探讨与合作。我们很期待这两个机构能够依托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凝聚各国专家和决策者的知识与智慧，为解决世界工业化过程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作出独特的贡献。

通过具体措施防范电话骗局（2008-06-20）

通过具体措施防范电话骗局
（2008-06-20）

　　鉴于电话骗案频频发生，全国罪案防范理事会前天宣布，和汇款公司西联汇款（Western Union）联手推出一个安全意识与防诈教育计划，以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其具体的做法，是在西联汇款所有65个代理处（包括其中的47家新加坡邮政分行）张贴海报和发送传单，并在各处银行分发2万3000张传单，提醒公众留意此类骗局。

　　而公司方面，除了其经过训练的职员会相应提高警惕，把守最后一道防线，帮助客户及时识破骗局外，也重新设计了汇款表格，在表格上提供有关防诈骗的资讯和警方热线号码等。公司职员如果发现顾客可能是受到欺诈或堕入骗局，也有权拒绝汇款交易。

　　有关电话骗局的新闻不时见报，但是至今却还是不断有国人上当，这说明单靠呼吁和一般性的宣导，并不能很有效地打击和防范这类罪案的继续发生，因此，全国罪案防范理事会除了继续努力进行公众教育之外，实有必要更深入的研究，并想出更具体和有效的对策。这回和汇款公司联手推出的计划，可以说是教育之外的一种比较具体的做法，真正为防范电话骗案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

　　当然，要应付骗徒花样百出的诈骗手法，这还是远远不够的。罪案数字本身就说明了这点。罪案防范理事会引述的数字显示，去年共有超过350人上当，被骗走的钱共达460万元，骗徒主要是通过汇款公司和银行获得骗款。

　　最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中奖圈套，去年共有325人掉入这类圈套，损失款项最少的是200元，最多的则达35万元。近月来，骗徒也采取了电话假绑票的手法。从去年8月算起到上个月，在假绑票案中被骗的有22人，损失款项由500元到6万元不等。上述数字相信只是有向警方报案的数字，有多少人被骗了，事后觉得无奈而不了了之的，则不得而知。另一种电话诈骗手法则是冒充司法或执法机关。由此我们其实也不能否定歹徒会利用其他在人们心目中有信誉或权威的机构或单位设计诈骗圈套的可能性。

　　骗徒诈骗手法不时在翻新，应对之道是要有人及时揭发。公众应有这方面的公德心，知者必报，而罪案防范理事会则应采取更加主动的做法，收集情报，一发现有新的诈骗伎俩出现，马上通过大众媒介和基层组织向民众发布，让公众能在第一时间获得信息并提高警惕。每个选区里其实都有防止罪案委员会这样的基层组织，这些防罪案委员会可以连同公民咨询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起到教育居民和有效传播罪案信息的作用。

　　不少受骗者是年长者，他们平时可能并没有读报或听新闻，也可能因为知识水平较低，较易成为歹徒下手的对象，要帮助这个群体，就不能只是通过宣导的手段，而必须通过相关基层组织，直接讲解和现场示范。

　　当然，打击电话骗局之类的罪案，最后还得靠执法部门加强执法，有效破案，将更多的骗徒捉拿归案，绳之以法，以儆效尤。与此同时，我们的立法机关或许也有必要检讨刑法的相关条文，看看现行的有关刑罚是否足以产生吓阻的作用。上个星期便有一名来自中国的电话绑票骗局骗徒在法庭被判罪，他与不明身份者串谋，试图通过绑票骗局敲诈本地一户人家10万元，结果失手被捕，最后被判坐牢9个月，这样的刑罚是否足以产生吓阻作用，或有检讨的必要。

也谈引进外来人才（2008-06-06）

也谈引进外来人才

（2008-06-06）

● 翁德生

　　笔者非常赞同潘国驹教授写的《亚太地区的科技与外来人才》（6月2日《联合早报·言论》），他认为：“在吸引海外人才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爱国主义以及民族感情。历史上有很多显著的例子，说明爱国主义以及民族感情对科技发展有重大作用”。

　　我必须这么说，政府很懂得全球化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国在引进外来人才是当今领头羊，任人唯才制度（meritrocracy），让过江龙有宾至如归之感。当下许多曾经有排外色彩的国家，也正悄悄地改变策略欢迎外来人才，可见我国做法是先知先觉的，具有前瞻性。

　　在处理“过江龙与地头蛇”问题上，那些曾经保护地头蛇的国家是吸引不了过江龙的，因为真正的人才到世界到处都铺满红地毯，他们不会选择在有“二等公民”地方落脚。

　　新加坡不只不会让过江龙沦为二等公民，反而让土生土长国人有二等公民之感，这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在处理地头蛇和过江龙课题上，我们不能说已经是十全十美，但应该认真研究如何改进求取平衡。

特殊领域应优先考虑地头蛇

　　以美国为例，这个当今最成功的开放社会，吸引全世界最优秀人才汇集，创造美国奇迹。不过在一些特殊领域里，例如当白宫主人或是中情局局长，出生背景还是考虑因素，因为这牵涉到国家生存策略的考量。

　　新加坡是个年轻国家，国民意识是百年树人工作，爱国主义对小岛国太重要了。我认为我们可以继续在大部分领域绝对开放自由竞争，商场上过江龙打败地头蛇无所谓，甚至像星展银行总裁用外来人才也无妨，反正他只要实现“股东利益主义”就行。

　　一些比较特殊领域应该优先考虑地头蛇，从媒体管理层到电台广播员之类的，我认为只要是能力，落差不大，应该以土生土长为主。

　　目前政府的思路可能以政治领域为主流，殊不知现今社会潜移默化力量来自四面八方，拿笔的拿“麦”的一样具备影响力，他们的爱国主义相对而言以生于斯长于斯较可靠。

　　一代股神巴菲特忠告人们投资应以所在地为主，意思是比较了解市场状况。所以一个住了五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永久居民，对本地课题理解程度肯定会有落差，这和个人水平没有直接关系，纯粹是时间作业。　
　
外来人才政策有改进空间
　
　　笔者几年前就公开支持外来人才政策，不过总觉得必须适度调整符合国家利益。不久前有啤酒女郎和咖啡阿嫂的辩论，开放社会，海纳百川，啤酒女郎胜出有理，可是咖啡阿嫂可能有孩子当过兵，这就必须细致权衡国民服役和爱国主义的共生关系。

　　我很肯定我们目前没有这种“捍卫本土”意识。每当我从电台节目听到外来和尚空中念经时，尤其是针对国家社会民生课题，他们无疑字正腔圆，但本土课题还是让本土广播员谈论会更加胜任。这里必须强调这些本土广播员水平，须与外来人才不遑多让。

　　重视爱国主义的重要性，这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如果我们无知地无视爱国主义，然后天天在高喊地球村世界大同之类，到了有一天需要展现爱国护国时才临时抱佛脚，那才是最愚蠢的自误。

　　这不是一篇排外保护主义文章，而是相信我国在本土和外来人才政策上还有改进空间的感言。

·作者是本地商人

请给客工和新移民多一丝包容（2008-06-07）

请给客工和新移民多一丝包容

（2008-06-07）

● 江秀岚

　　《我报》记者洪奕婷，在5月21日的评论文章《外籍员工应具一定英文程度》中，以亲身的两个经历去油站打油和上餐馆吃饭，提出中国客工既然加入了这类服务业，与顾客交流，理应用英语来沟通。洪记者表示，这么要求或许是苛刻了些，不过，会以英语交流在我们的社会是必须，必然的。

　　我认为，记者遇到的上述中国客工，应该都是新手（其中有些人也有可能是新移民），给他们数个月，他们应可学会基本的英语对话。打油工人、侍应生，能说英语当然可和更多顾客沟通，但其劳力付出、友善服务的态度也应该是行业的必备条件。只要肯学，谦和地工作，掌握新加坡式英语会话，应该指日可待。此外，看菜单点菜，给予数字或符号指示，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再说，我们到餐馆吃饭，如果服务员的英语说得溜，但是，上菜的速度慢，态度又不佳，可能顾客感受还更糟糕。

　　华人看到华人，都自然地用华语交谈。见到香港人、台湾人，大马华人，我们华人都会自然地用华语交谈。用英语，反而很怪。是的，碰到异族，就用英语。语言的亲和力，自然流露。例如我的父母，今年60多岁，曾受过小学华文教育。他们会用方言和华语和人沟通。遇到异族，就用简单马来语和英语聊聊，他们喜欢这样的多语言混杂的沟通方式，我也认为这样很融洽。

　　在新加坡，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期间诞生的国人，都受益于政府双语政策；华人只要受过小学的教育，大体上，都可以讲新式英语和华语。加上教育的普及，受高深教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时势造就了这批双语的人，我们对此应该珍惜。不过也不必对不同语文环境成长的新移民和客工要求过高，要外来客工或新移民一定要马上投入我们的语言环境，口操国际语言英语。

　　用方言，就上不了台面？用华语，就将自身束缚于国际社会以外？这样的社会观感，令人怅然。语言是人们的文化遗产，不是身分的表露。虽然，服务业员工英语流利对新加坡旅游业有帮助。但去过曼谷的人都知道，许多酒店、餐饮业的服务生，和大多数的德士司机也说不了几句英语。大家用预先以泰文写好的酒店地址（或要去的地方的地址）和手势沟通，曼谷旅游业并未因此走下坡。

　　是的，我们的社会，不能原地踏步，务必要步向全球化，英语作为我们的商业用语的环境不能放弃。而这群出卖苦力、劳力的中国客工，肯定会在这个环境中，学好基本的英语；只要有决心。同时我也想借此提问：我们的双语人，要到港、台工作，现在要学会从小不曾学过的方言，可行吗？而英语人才，要到中国发展，现在要学华语、华文，可以吗？

　　可以，时势造就“人才”。只要有这个环境，加上自身的意志力，肯定可以。

普及公共交通要有鼓励因素（2008-05-31）

● 周雁鸣

　　过去几年，有市民反映，等候地铁的时间很长，车厢内挤迫的情况也很严重。班次增加，是提高公共交通使用率最直接有效的做法。

　　今年，与交通有关的新闻不少，其中以电子收费增加与校巴意外引起的安全带使用问题，最为大众关心。

　　新加坡政府历来鼓励大众使用公共交通，降低使用路面的车辆数量。陆路交通管理局用三项设施来达到以上目的：一、提供高水准的公共交通服务；二、增设公路电子收费（ERP）闸门和相关的配套；三、增加道路支线，连接各区，让使用路面的驾车人士走远一点，避免车辆堵塞在市中心或各主要干线。

　　ERP电子道路收费提高了，收费的闸门增多了，使用道路的车辆都要付较高的费用，ERP又被叫为each ride pinches——每一车程都捏你一把。

　　不止私家车受影响，普罗大众赶时间坐德士的，也要负较高的车资。以往笔者带家老外出，使用德士次数不少，现在改为乘德士去坐地铁，节省一半费用。

　　对劳苦大众来说，公共交通是唯一选择。来自多国的新移民，在短期内还没有拥车前，使用公共交通的机会也很多。

　　过去几年，有市民反映，等候地铁的时间很长，车厢内挤迫的情况也很严重。有鉴于此，地铁公司从5月20日起，已把行车班次增加，每星期多走500车次，以减短候车时间，并舒援车厢过份挤迫的压力。据报道，6月20日起，连星期六的班次也会增加，这是提高公共交通使用率最直接有效的做法。

　　近年新加坡的巴士车队，设计美观、座位舒服，或站或坐，都很宽敞。政府公布，在年底会把公车路网连贯，车资会按路程收费，转车可以省时而不会提高费用，这样便可以减短了候车的时间，也会使公共车辆的载客量可以更有效的运用。

　　笔者目前上下班赶时间，每天最高使用五条公车路线，费用三元多到四元钱，一个月700元。日前跟同事沈君谈起，她刚把大房车换了省油小车，每个月养车开支仍要1000元。如果以后我转车时是以路程计，每天两块半左右而已，每个月500元搞定，不必考虑买车。

　　其实在外地，很多中央商业区内有专线车辆，免费让市民与区内工商人士乘搭。新加坡市内的几家大型商场也有免费穿梭车，方便购物者。市中心停车收费提高，确有效阻止车辆进入市中心的方法。校巴安全不容忽视。

　　提到校巴安全的问题，校巴从业人士叫苦连天，说安装安全带费用增加，座位宽度要增加，载客量会减低，收费要相应提高。

　　然而校巴安全，的确是个与孩子有关的重要课题。

　　多年前在香港，新学年第一天，女儿哭着从校巴下车，我以为孩子是想家而哭。校巴的保姆说，在路上，小女孩打瞌睡，刹车时，冲力把她从车尾无挡的位子，弹到车厢前面。

　　这起意外中，女儿无恙，我请保姆阿姨以后让我女儿坐在她身边，免得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那年女儿才三岁九个月，是车上最年幼的孩子。过后，孩子的爸有空，都自己开车送女儿上学。

　　去年9月，笔者带着老三到胡志明市，旅游面包车在市中心，与一辆摩托车轻微碰撞，十岁的孩子撞到前面座位背上的扶手，眼镜框被弄扁，眼角也被刮伤了。以上两起意外中，车厢内都是没有安装安全带的。

　　笔者认为，校巴的使用是应该鼓励的，既可以减省了家长早起使用私家车的必要，也可以让小孩子学习独立，到了中学可以自己使用公共交通上学。为了孩童的安全，政府应立例，规定所有的旅游面包车校巴必须符合规格，也要汽车制造商把安全程度提高。

　　然而，为使校巴老板的收入不至减低，可以在车厢内的通道设立活动的座位，保持载客数量，服务价钱不变。

　　新加坡有多家名校附近，每天上下课时，门口都会出现堵车，对其他使用道路的人造成不便。教育部也可以从公民教育着手，教导孩童要以坐公车为模范，并提高对环保的意识。　　写到这里，笔者脑海里是一辆一辆载满外劳的开蓬货车，他们的安全有谁眷顾？

·作者在本地从事教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