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生育率

站长的话
（2008-07-30）

　　近几年，政府一再提醒人民，生育率偏低和人口加速老化即将给我国社会带来双重冲击。并要求企业和民众协力营造利于生育的环境，但近年生育率仅略增，2003年生育率是1.26，最新数据达1.29，仍是世界生育率最低国家之一。生育率与人口问题是长期累积的，比如在1976至1986年这十个低生育率年头出生的婴儿，目前及今后十年会陆续结婚生育，但这批年轻人人数少，难以提高生育率，而在2010年以后步入老年的国人将大增，可预见往后5至15年，人口问题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冲击将加剧。政府已就奖励生育措施问题收集民意，将在下个月公布新奖励措施，预料将包括更多经济援助、塑造更亲家庭的工作环境，以及提供更合适的托儿选择。




应寻求比婴儿花红更有效的政策
（2008-07-30）

● 林晓东

　　2001年4月，新加坡政府推出婴儿花红奖励生育。至今已经7年了，新加坡的生育率却从2000年的1.6下跌到2007年的1.29，问题何在？

　　去年笔者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刚从政府领取了一笔婴儿花红，作为这项政策的受益者，笔者首先对这项政策的制定者深表感谢。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笔者更希望将我们家庭育儿的体验与政策制定者分享，以期提高现行生育政策的效率。

　　笔者的第二个孩子目前不满一岁，由两位成年人居家照顾，妻子在家作兼职工作，另外还聘请了一位菲佣，以我们的家庭经验，如果只由一位成年人照顾二岁以前的小宝宝，由于婴儿需要成年人寸步不离地照顾，就无法做其他家务，更无法做兼职工作，所以必须要两个人在家轮流流照顾宝宝。而当宝宝长到二三岁后，如果没有送到托管中心，还仍然需要一位成年人全天照顾，直到小孩上小学。

　　从经济角度来估计，二位成年人在家照顾两年，再由一位成年人照料5年，按社会平均工资测算，经济成本已达10万元以上，这还不包括孩子衣食住行等其他开支，还有上学以后的开支。与这些巨额的育儿成本相比，政府的婴儿花红就显得微不足道，就是再把婴儿花红提高一倍，也未必能明显地促进生育。

　　由于育儿的经济成本极其高昂，政府需要考虑的政策，不仅仅是支付现金来分担成本，而应该再考虑如何提供一套高效的育儿模式，以降低育儿的社会经济成本，提高育儿素质。

　　我认为，当局或可考虑大规模开办公营育婴所，托儿所具有规模经济的效应，可以有效地降低育儿的成本。

　　但父母对将几个月大的婴儿交与外人照顾，难免会不放心。有鉴于此，我建议，可以安排孩子的父母们轮流到育婴所工作一天。比如一家社区育婴所有30位婴儿，可以从政策上给予所有母亲每月一天的带薪假日，这样每一天都有一位婴儿的母亲参与工作，减轻了父母们的顾虑。每月一天的带薪假日，对雇主不是太大的负担。当然政府能够承担这一天的工资，就更好了。

　　绝大多数孩子的母亲，爷爷奶奶，女佣都不是育儿专业人士。而专业育婴所，托儿所可以安排专业人士指导育儿工作，提高学前教育水平，医疗保健质量，这些都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如果政府能够提供专业的，高素质的幼儿教育环境，还让孩子的母亲每个月都有一两次机会亲身参与这些机构的日常运作，将可以说服绝大多数工薪族的父母每月支付几百元费用，将孩子交由专业机构照顾，相对于家庭育儿，社会成本，经济成本都显著降低了，育儿的质量也得以提高，而孩子的母亲可以充分就业，也增加了社会总劳动力，有利于经济发展。

　　当然，仍会有一批父母希望将孩子交给女佣照顾，或者交给爷爷奶奶照顾。对于这些家庭，政府可以给予更多的女佣税的减免，给照料幼儿的老年人一些现金奖励，让这些家庭也可以感受到政策的帮助，而老年人也会更积极地说服年轻人多生育。

　　顺便提一点，小学教育也应尽早推行全日制教育，减少工薪族父母们的后顾之忧。没有父母是为了领取一两万元的奖金而生孩子，父母们的最大心愿是让孩子有健康的成长环境，完善的教育，美好的前途，而在为孩子提供这些保障时，父母们仍需要保持自已的事业不会因为育儿而中断。如果新加坡社会中每一位年轻夫妇从政策上得到这些保障，生育率自然就会提高。婴儿花红是一项好政策，但要实现上述政策承诺，仅仅依靠发放婴儿花红是不够的。

人口政策课题

人口政策需要国人配合
（2008-07-29）

　　在最近一个多星期里，主管国家人口委员会的副总理黄根成，先后两次谈到新加坡在人口问题上所面对的严峻挑战。一是在7月21日的国会答询中，黄根成透露政府将在8月份推出新措施，以此鼓励育龄夫妇多生育；二是前天在竹脚妇幼医院成立150周年的庆祝晚宴上，他再次对生育率偏低表达了担忧，并指出，假若生育率不提高，又不引进外来移民，60年之后，新加坡的人口将减少一半。

　　出生率低和人口老化，这是大多数发达国家所面对的相同挑战，其中尤以西欧和日本最为突出。出生率下降所带来的直接问题是劳动力减少，最终结果是导致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失去保障。例如很多西欧国家在执行社会政策时，包括在执行福利政策时，已经感到吃力。至于经济竞争力和国家的综合实力，也迟早都会受到连累。在亚洲，日本的出生率同样偏低，加上日本很重视种族的单一性，对外来移民不那么开放，因此所面临的问题就更为复杂。

　　新加坡本来就是国小民寡，现在出生率又连续多年处于低迷状态，政府不可能不感到焦虑。就像一个家庭，若人丁不够兴旺，家长难免会忧心忡忡。因此，这些年来，政府一直在想办法，通过各种奖励措施鼓励大家多生育。但是，要不要生，多生还是少生，毕竟是国人自己的选择。因此，尽管政府很着急，推出了不少鼓励政策，但出生率至今并没有多大好转。正常的人口替换率是每对夫妇平均生育2.1个孩子，但我国现在的生育率只有1.29。从当政者的角度看，这种现状怎不叫人担忧。

　　从黄根成副总理最近两次的讲话内容看，定于下个月宣布的旨在鼓励生育的新措施，可能会涉及经济援助、亲家庭的工作环境以及托儿服务等方面，以帮助国人在考虑生育问题时，能减少一些后顾之忧。但正如上文所说，由于政府的政策无法替代公民的个人选择，因此我们无法预期这些新措施究竟能够起到多大效果。

　　在不少国家，除了鼓励生育之外，引进外来移民是充实人口和劳动力的另一个渠道。大略看一下国外的例子，英国的政策要好于欧洲大陆国家，而美国更是以“大熔炉”自居。客观地说，虽然排斥或歧视外来移民的个别言行不能完全避免，但总体上，美国开放、宽容和自由的气氛，帮助它吸引了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外来移民，不只是充实了人口和劳动力队伍，而且更使人文环境增添了各种文化背景所蕴含的活力。

　　新加坡是一个小国，但也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移民国家。以开放和宽容的姿态来吸纳外来移民，既是这种特质所决定，而且也是确保国家持续繁荣和发展的政策选择。如同美国一样，吸引外来移民的结果，不只是简单地填补了人口和劳动力的不足，而且也为多元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当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必然会带来不同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观点，但这些“不同”不会影响到各自对国家利益的认同，反而还会丰富多元社会所应该具备的多种元素。事实上，“本土新加坡人”对国家的认同意识并非是与生俱来，也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期不断的兼收并蓄过程中潜移默化而成。而在这个过程中，求同存异、彼此宽容、乐于接纳，才是培养归属感的最重要的催化剂。

　　因此，对于政府用心良苦的人口政策，国人应该尽量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予以理解，并且尽己所能予以支持和配合。

新移民融入课题

站长的话
（2008-07-26）

　　如何协助新移民融入主流社会？这并非新加坡独有的问题。世界多数主要国家为了解决人口的老龄化、少子化致使经济停滞的危机，近年相继推出吸引移民的政策。约半年前，一项国际调查显示，“世界移民包容政策指数”的前4名依次为瑞典、葡萄牙、比利时和荷兰，加拿大与芬兰并列第五。温哥华市长说，微软等公司在该市设研究总部，就是由于移民政策成功，让该公司能在温哥华聘请到来自亚洲国家的专才。但加国民调却显示，民众不满现行移民政策，53%受访者坚持新移民须接受主流社会生活方式，只有18%认為主流社会应包容新移民的文化与行为。幸而我们的新移民和主流社会的文化差距不大，相信宗乡会馆和其他民间协会应能配合国策，促进新移民和主流社会的融合。




融入与包容都是个过程
（2008-07-26）

● 李叶明

　　读7月20日《联合早报》李慧玲的文章《你们就是我们就是你们》，娓娓道来如散文一般，情真意切，令人感动。文章中也提到对群体和个体的认识问题，指出，笼统的说一个群体……总是可能失准的。我对此非常赞同。

　　我观察到，不少新移民刚到新加坡时，往往会得出“新加坡人素质差”的印象，这种笼统的评价主因之一，可能是由于新加坡租金贵，很多刚来的朋友为了省租金，往往容易碰到一些“问题房东”。不过这类初步错误印象，几年后都会得到修正。　　

　　了解是融入的起点，而融入是一个漫长、但却是可预期、也必然会发生的过程。回想十多年前我对新加坡的种种评语，那么理所当然，又那么似是而非，有时连我自己都会忍俊不禁。

　　记得当时我曾得出结论：新加坡之所以干净，是因为这里没有像样的工业。当我听新闻说新加坡与马国在谈水供时，就不由地猜想，新加坡是不是也没有发电厂？是不是象水源一样，连电力也要从马来西亚进口？两个月后，当我第一次听说，新加坡是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六个月后，当我第一次亲眼看到裕廊岛上密密麻麻的烟囱时，你能想象我脸上写满的惊讶吗？

　　对于新加坡的了解，就是这样，在不断的惊讶、失望、懊恼中，慢慢调整着与实际的距离。而融入，也就在这过程中，不知不觉发生着。

　　我非常喜欢7月23日张港在《联合早报》发表的那篇文章的标题，《融入本地社会是新移民的长期任务》。它既点出了融入过程的长期性，也表达了新移民对于融入本地社会的主动性（张港本人就是新移民）。

　　主动融入是一件好事。它会使这个过程变得更顺畅、更快乐。不太主动的融入，多多少少会带来一些不快乐，并拉长融入的过程。

　　新移民初来乍到，考虑问题时喜欢拿中国的情况作参照。比如孩子服兵役，跟中国的同龄人比，就难免会觉得是白白“浪费”两年，自然会有抵触情绪。所以有人才会设想一切可能，企图为孩子避免兵役（设想归设想，政策上并不存在那样的漏洞）。

　　但时间会改变一切。当参照系转移之后，跟本地孩子比，当兵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何况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新移民父母也会发现，在优越的生活条件下，孩子欠缺对吃苦耐劳与自律的体验，缺乏责任与献身精神。军旅生涯似乎正是孩子完善人格之路的重要一步。抵触的情绪也就自然化解。

　　当刘学敏君用道听途说的例子指责新移民“机关算尽”的时候，显然他不了解政府的移民条例是否存在这样的漏洞。也不了解新移民的想法会随着时间渐渐改变。对他来说，似乎一个例子就足够证明新移民“逃兵役”，没有国家认同感，这个群体的形象似乎已经清晰。
　　记得刚来时，我也喜欢用简单的几个词来勾勒新加坡人的形象。十多年后，对新加坡人越来越了解了，却再也不敢做这种简单描述了。李慧玲的文章说，对于喜欢笼统描述群体的人来说，“群像看起来似乎很清晰，但个体却模糊了”。反之，当你真正了解那个群体，群体中的个体的形象清晰时，你反而会觉得群像变模糊了。

　　融入是一个过程，同样的道理，包容也是一个过程。让我们多给对方一点时间，先从了解对方开始吧。了解是融入的起点，是包容的前提。刘学敏的文章让我们看到了一部分新加坡人的心态，由此引发的回应，也让人们了解了不少新移民的想法。从这一点来看，这场辩论无疑是好事。




移民与当地社会
（2008-07-23）

● 吴韦材

　　在世界各地的移民历史里，新移民与当地人民之间都需要一段不短的磨合期，才能达到共同生活的和谐。

　　今天世界各地有1亿9100万移民，其中四分之一在欧洲和北美。其他四分之三移民就散布于世界上的28个国家。

　　联合国人口专家指出，2010至2030年之间，各地的移民潮将可能成为所有出生率低的国家人口成长的主力。参与联合国人口调查报告的聚斯穆特女士更强调，除在出生率低落问题上有增益外，接受移民的社会在其他方面也需要移民的帮助。

　　出于经济原因，新移民与当地人都会彼此需要对方，例如在生活革新及创意开发方面等等。

　　移民来到新社会，在掀开一番新生活的同时，其所得承受的风险以及这种心情所造成的忐忑，恐怕是许多当地人难以理解及体会到的。

　　早前时，有些新加坡人对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存着偏见，所幸近年双方接触渐多，那种不明就里或倾向于情绪化的误会也都减了不少。

　　不过，某种难以言喻的隔阂似乎依然存在。

　　尤其在生活接触上，双方总有些生活价值观始终格格不入。或许在这些价值障碍上，大家真需要试试置换角色，以身处地替对方想想，或可达致更进一步理解。


现在的移民与百年前不同

　　百年前的中国南方沿海移民，是带着中国传统思想到新加坡来，一是他们移民目的单纯得多，二是其思想价值与当时当地的人民差异也不大。
　　但现在的中国移民是来自一个经济已飞腾起来的新中国，且各省人都有。尤其来自北方大城市的，眼界开阔过，理想也扩展过，当他们发现拥有七成多华人的新加坡社会在许多方面其实与他们所设想有着颇大差距时，在适应一个新社会模式的同时不免心里也存有各种不同落差。

　　新加坡生活是注重整体安定的。但对于部分新移民来说，或许这种安定在相对上欠缺了纽约、伦敦、东京、香港那种更能容许个人梦想传奇的几率。

　　在这里，安分守己就已经是平稳。除了个别案例，追求个人特殊高度在新加坡相对上倒是机会较少的。加上新加坡种种环境因素也规范了并限制了社会生活模式，对一些抱着以开拓个人传奇前景为前提的移民来说，或偶尔会有“潜龙在渊”的心情。

　　听很多人说中国移民“无孔不入”，行行业业都遇到他们也靠过来排队。

　　但并不只是中国移民肯拼。笔者相信世上所有移民都肯拼。而且总是拼得比当地人更要卖力。很大程度上，这就是由风险、危机感及不安所驱动的，却在当地人眼中，这种“热衷”有时会误读成“威胁”。

　　有人说民众俱乐部只要开个什么班就会有很多陪读妈妈来报名，但争取学习没错啊。陪读妈妈学习后有些还会尽其所能去学以致用，当然这也没错。但这股锲而不舍的热情若过于外化在生活上，或就就会让一些当地人感到敏感而甚至不舒服。

　　其实需要的就是理解，在冷静看待下，这才是一种良性刺激。多少移民城市就因移民的热情与冲劲而刺激了整体经济增长。


接纳新移民我们也缺乏经验

　　若说文化差异，中国新移民与新加坡华人的文化差异不在于那大部分同源共享的传统上，而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痕迹，及近年中国经济开放的“某些特色”，已影响着不少新移民思维。

　　这或许就是时代与社会背景所造成的观念性分歧，也因此无论办事或生活，有时双方就会南辕北辙，觉得方式不同，价值不同，就是无法在共识这块接得上。
　　值得注意是，除20世纪初曾有中国沿海大量移民，新加坡却是近年才稍微开放移民条例。也就是说，在接受新移民融入社会及融入生活这点上，我们这一代人并没太多经验。

　　然而像纽约人就不一样了，他们很早就见识过移民融入社会后的种种境况，正面的，负面的，但同时也就更懂得如何去适应移民所带来的冲击。

　　当地眼界是需要调整的，社会要有新元素融入，才会激发出新的人文基因。这些新元素的刺激纵然在短期内尚无明朗分晓，但凡事皆有两面，社会收到刺激，其实本身也会做出适当调整。

　　假如只看到新移民的各种表象就妄下定论，那并不能使理解距离变得更为理智。要进步，就先要和谐，而冷漠其实就是失败的开始。冷漠导致各方自我防守，并不利于相互切磋与学习。

　　人际接触，真诚为上。只有大家都能摆正这样的心态，卸下所有片面偏见，并回到以人性为本的思维上去，以平常心进行接触，那么，双方才能腾出一个判断公正及真诚容纳的空间来。

·作者是旅居北京的本地写作人




不完全是谁vs谁的问题
（2008-07-23）

● 李慧敏

　　不久前，南非发生排外事件，当地黑人指责外来人口抢走他们的饭碗，于是暴力攻击逃来避难的津巴布韦黑人。其实南非黑人真正不满的是政府在处理经济问题上的无能，但是却把矛头指向拿手无寸铁的移民和难民。

　　从这个极端例子我们可以看到，通常涉及外来人口的课题都会激起人民强烈的反应。但说到“饭碗”问题，如果光将焦点放在我们周围所碰到的新移民身上，则是寻错对象开错刀。

　　因为有因必有果，所以我们该问的是，我国的外来人口政策是否太宽松，以致让本国人民觉得自己的生活失去了保障？

　　很多人都有这个印象：新加坡的居民权很容易取得。甚至有些外国友人告诉我，政府发信邀请他们申请成为永久居民或公民，这给他们的感觉是：It's too cheap（太廉价了）。

　　即使在香港这么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你也必须连续待满7年才能成为居民，之后才能享受到自由居留和找换工作的权利（当然香港也有自己的社会问题）。

　　暂且别说要成为他处的居民，我们要到其他国家工作，单靠一纸文凭是不足够的，因为雇主还必须证明所聘请的外国人具备了该国人民所没有的能力。但放眼看看新加坡，我们所引进来的“人才”是不是本地所缺乏的？


移民政策和对本土人的保障

　　我有时候翻阅香港的招聘广告，也发现虽然香港相当国际化，但是除了金融机构等跨国公司，很多工作因为面向本土市场，所以设有语言要求，即英语和粤语。这道要求，就自然把许多不符合条件的人排除在外。

　　另外，公务员职位都只保留给香港居民，除非是特殊情况。而且他们也接受香港非大学毕业生的申请，条件是，你必须要以更多年的工作经验来补其不足之处。


　　新加坡政府大开门户，大量增加外国人口，但如果聘请的外国“人才”所从事的工作是大多数本地人口也能胜任的，那么，我们的决策者有没有确保我们本来就不大的就业市场不会出现不必要的竞争？

　　曾经有一个持新加坡政府奖学金的外国友人告诉笔者，他毕业后会申请成为居民，但才不愿长期留在新加坡。他说：“又不是我抢着要来，是你们政府要花钱招我们过来的。”

　　虽然任何人都可以选择留下或离开，然而这些话听来很不是滋味。这个学生留了下来，一毕业就成为永久居民，而且不必服兵役，马上到职场上跟其他本地学生竞争，然后吸取了宝贵的工作经验之后就离开。

　　我们也许可以自我安慰说，在培养外国学生时，新加坡也是在为世界作出贡献。但无论全球化进程到了什么程度，最终我们要面对的还是本土的问题。因此我们要知道的是，国家资源是否分配得当，本地学生的利益是否被牺牲了？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是，一方面政府大量增加外来人口，但另一方面，新加坡每年有为数不少的本地才俊举家移民国外。政府已经关注到本地人才大量流失的趋势，但是否提已出方案正视并解决这个当务之急？

　　如何避免本地人才进一步流失，以及如何留住现有的新移民，都要比不断引进新人口，使得社会人口结构不断发生变化更为迫切。


融入过程所需的尊重

　　除了政策问题，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外来移民融入与否不光是一个“他们和我们”的二元对立问题，而是这过程中，为什么有人成功，有人失败？

　　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之间出现矛盾，相信在任何社会都发生过或正在发生。即使在中国，来自不同省份的人在交流中也会出现冲突，例如一个南方人到北方去做生意，也可能受到排挤。

　　其实，人类都是不太喜欢改变的，当大批外来人口到来，带来了他们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使本地人口原有的生活发生变化，再加上如果新到移民又不愿意尊重当地人的生活和文化，这都会让原有人口对新来人口产生抗拒心理。

　　过去《联合早报》刊登的好几篇新移民写来的文章，都呼吁新加坡人用豁达的心态接受新移民。然而融入过程是要经过双方，尤其是到来者的努力的。是留学生身份也好，是新移民也好，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如果要更好地融入于当地，还是那句老话：入乡随俗。

　　不仅如此，我们也要对他人的文化具有敏感度，否则惹人反感。我就曾经遇到一些新移民仍然以“大国子民”的身份自居，成天数落新加坡的种种不是，让人不禁怀疑这些人的修养。

　　当然，话说回来，没有人会喜欢一个不欢迎自己的地方。新移民如果真正想融入于本地社会，但却碰到一鼻子灰，也会引起他们对本国人民的不满。

　　现在新移民已经到来，他们的出现在在提醒大家，别夜郎自大，必须要不断提升自己，免得自己在竞争中被淘汰。而我们所能做的，除了希望政府更妥善的安抚人民的情绪，检讨外来移民政策外，就是在民间的层面上，让新移民感受到这里是欢迎他们的地方，让大家从交流中互相学习，建立真正的友谊。


·作者是本地自由撰稿人




融入本地社会是新移民的长期任务
（2008-07-23）

● 张港

　　《联合早报》言论版7月16日刊登的刘学敏的文章《他们vs我们：从本土意识的兴起看新移民现象》，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观点，即新移民必须自觉地融入本地社会。

　　笔者是本地永久居民，在新加坡生活多年。经常看到或听到一些本地人对新移民的抱怨。而新加坡政府一方面努力解决经济结构调整中一些弱势民众遇到的问题，另一方面则以宽阔的胸怀，呼吁新加坡人接纳新移民。

　　刘先生的文章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抱怨，但同时也指出了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的问题。

　　虽然文章发表后遭到很多新移民投书报章进行反弹，但笔者认为，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新移民不能因为新加坡政府努力说服社会接纳新移民，努力协助新移民融入社会，而否认这个问题（issue）对新移民来说并不存在。


应自觉地弥补差距

　　让我举出个例子说明。

　　不久前，我出席本地某会馆举行的一个讲座，主持人是一名来自中国的新公民。在讲座的提问时段，这位主持人要求提问者提“正面”的问题。我在新加坡出席无数的论坛和讲座，从来没有见过有主持人要求提问者问“正面”的问题。

　　我想，这位来自中国的新公民，很可能将中国的一些习惯带到了新加坡。实际上这还是中国以前的习惯，因为中国现在的论坛提问，相信也不会有所谓的“正面问题”的要求。

　　如何摆脱在中国时的旧习惯，融入新加坡这个新的社会环境，相信就是这位新移民所面对的一个内在的问题。

　　正如刘学敏文中引述李显龙总理5月6日在接受汤姆森-路透集团主办的对话会中指出的：“我们在接受外国人移民到新加坡的同时，也必须努力让这些新移民同化和融入到新加坡的社会，让他们逐渐接受新加坡人的价值观和态度。”
　　这种新移民和新加坡人价值观和态度的之间的差距，正是新移民应该自觉去弥补的。

　　刘学敏文章发表后，很多新移民投书报端，有的还加以抨击，与此同时，本地人的文章好像还没看到。这似乎说明了本地人士更容易接纳多元的看法和言论，而新移民却对别人的看法耿耿于怀。这同样说明了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是个艰巨的任务。

　　有篇反驳刘学敏兄的文章写道：“刘学敏文中所提到的必然会带来排外情绪的‘本土意识’，其实更像前一时期在宝岛曾经高涨的所谓‘台湾本土意识’之类的。而在这类型的‘本土意识’下，台湾人也同样被分成了‘我们’和‘他们’（外省人）。”

　　其实刘学敏的文章已清楚地指出，解决社会融合这个问题需要新老移民来共同努力解决。而台湾族群问题的本质，实际上是统独问题。因此，这位新移民作者用例是不恰当的，不只是逻辑混乱，同样也彰显了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任务何其艰巨。


本地社会不回避融合问题

　　新加坡是个开放的社会，对于新移民的到来采取海纳百川的态度，对于新移民融入社会的问题，也从不回避。

　　除了领袖们一再呼吁人们接纳新移民外，很多社区领袖和国会议员，也在基层努力协助新移民融入社会。笔者曾经就遇到过一位国会议员访问选民时路过我家，这位议员显然听出我是来自中国，她对我说“请多多参加社区活动”。可见新加坡协助新移民融入社会是多么的念兹在兹。

　　但是，新加坡人既有此胸怀，作为新移民本身却也应该自觉努力地去融入社会，而不能一味要求本地社会接纳自己，对本地一些不同的看法和声音加以抗拒。

　　李显龙总理本月17日在出席“创业行动社群”所主办的“蓝天大会”时表示，新加坡欢迎外国人才到新加坡来创业，拓展他们的生意，壮大后把根留在新加坡。“这样一来，本地的企业家也会受惠，因为本地企业家将提前接受国际竞争，就会有更多的准备来拥抱世界。”(新加坡政府网站)

　　李总理的高瞻远瞩，以及新加坡人的胸怀，对新移民来说，无疑也是一种鞭策。
　　新加坡人欢迎竞争，同时也协助新移民融入社会，但作为新移民也必须自觉地迎接这样的竞争。新移民到新加坡，显然也面临着竞争。但笔者要指出的是，迎接竞争的前提，是你须要融入这个社会，而融入社会的前提恰恰是你必须承认，这确实是一个问题（issue）。

　　刘学敏的文章正是提出了这个问题。因此，新移民大可不必激烈反弹，而应该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及闻过则喜的态度，仔细倾听。

　　事实上，融入本地社会对新移民来说，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并非加入新加坡国籍就能完成，这个任务甚至须要交棒到下一代。但作为新移民本身，就应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

　　对于在新加坡定居有些年份的新移民，不但会面对本地优良教育体系下培养的人才的竞争，事实上也必将遭到新来的新移民的竞争。因此先来一步的新移民尽快融入本地社会，未来可以协助后来的新移民融入社会，而自己也能获得较多的竞争优势。

　　新加坡是一个高度亲商和尊重人才的社会，也致力打造成企业家的枢纽。因此作为新移民，自觉地尽快融入本地社会，对自己的发展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一课。

·作者是本地永久居民，互联网媒体工作者

种族和谐是社会财富

种族和谐是一种社会财富 　　　　
（2008-07-26）
● 邹璐

　　移居新加坡多年，无论是在工作环境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时常都会和马来同胞相遇打交道。有一次笔者还专门和中国朋友一起，拜访甘榜格南的马来文化中心以及旁边的苏丹回教堂。

　　在这个马来人口占13.5%的小小国家，马来同胞、马来习俗、马来建筑、马来文化是我们随时可见的风景，而因为文化差异，语言障碍等原因，我时常在心里想，这样的“马来风光”对于我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很有可能就是一道不会深入心底，只是看在表面的风景而已。

　　最近我有两次近距离接触马来同胞和马来文化的机会，一次是上星期六，应邀出席一所穆斯林女子学校慈善筹款的“淑女下午茶聚会”（Ladies High Tea），宴会主宾是纳丹总统夫人；一次是在拉丁马士华文读书俱乐部导读马来作家瓦哈·汉扎的《老树》。

　　下午茶的一次约会上，身穿休闲服饰的我们，发现自己厕身于豪华大厅里面高贵华丽、色彩缤纷的Kebaya之间，以及亲切友善的微笑。读书会上，导读的是一篇篇幅短小的翻译小说。在那些细腻的人物心理描写中，让我们感受到马来族群的宗教意识、家庭观念、生命态度。

　　这样想来，把马来同胞看作是一道风景，应算是一种比较有审美距离的友善观点吧。保有一定距离，像欣赏风景一样，彼此尊重，和睦共处，未尝不是一种好的相处之道。

“大熔炉”观念需要修订

　　从前我们形容美国的移民社会，多元文化现象为“大熔炉”（melting pot）。我还有某种程度上的对于“大熔炉”的向往，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都面对移民和多元文化融合的现实，“大熔炉”的观念是须要检讨和修正了。

　　人类的演进历程中，形成了不同的语言、文化、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思想观点等，但我们须要尊重其客观的存在，种族文化优越感今天看来不仅是过时的，甚至是危险的。

　　歧视是古往今来的普遍社会现象，对立冲突、仇恨战争也随之而来。但如果我们回顾1964年7月21日那场最终造成23人死亡、454人受伤的本地“种族冲突事件”，如果我们还记得1994年12月俄罗斯军队攻占车臣首府格罗兹尼（Grozny），围剿回教分裂分子，造成2万4000多平民死亡等等这些血的教训，都不啻是人力、物力、财力、精力等的极大消耗和浪费。

　　仇怨一旦产生，悲剧就会重演，而且是一再重演。
　　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语文、不同宗教信仰可以在新加坡这个小小岛国和谐共处，共存共荣，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社会现象。种族和谐是一种社会财富，李显龙总理在种族和谐日的讲话说，要加倍珍惜并重视新加坡建国40多年来，在促进种族与宗教和谐方面所积累的社会资本。身在其中，感受尤深。

·作者是审计师，自由撰稿人

新移民融入课题

站长的话
（2008-07-21）

　　由于人口老化、生育率低、经济需要改型、国内市场需要活化等种种因素，我国需要从世界各地引进各方面的青年专才与技工。新移民的到来，总难免会受到少部分本地人的排斥。不少对新移民的负面看法，其实是情绪化的反应。这几年周围亲友同事的反映显示，有些排斥情绪是基于道听途说，即使是有些亲身经历佐证，也往往是“以偏概全”的印象和结论。不过，在政府放宽对新移民的审批，让各行各业出现更多新移民后，许多人和新移民接触增加，一些原来激烈指责新移民抢饭碗、抢老公、把新加坡当作移民北美英澳跳板的声音反而有减弱迹象。和荷兰相比，新加坡的新移民带来的“文化”矛盾是相当温和的，也没有反对党以反对接纳移民作为政纲。这点我们应该感到庆幸。



把门打开，把心眼放宽
（2008-07-21）

● 陈俐颖

　　关于移民和客工的话题，在新加坡最少会谈上10年。我可以给你这个保证。

　　荷兰已谈了50年，尚未停止。荷兰经验显示，当政府把门打开时，人民是否同步，也把心眼放宽，接受外来人？这是个关键问题。荷兰经验是否也有我们可以借镜之处呢？

　　荷兰50年前开始有显著的大批移民，到今天，荷兰还有许多声音积极反对收留要求政治庇护的人物、反对收留难民移民、更反对收留为追求美好生活而来的经济移民。大约10年前从电视上看过有个叫“1000万人口”的协会，这个组织的成员都希望荷兰的人口最好别太拥挤，呼吁政府保持在1000万之内最好。荷兰的人口目前已突破1600万！至于这个组织，不清楚是否还存在。

　　旧时的移民多数是摩洛哥人、土耳其人和印尼人。大批的摩洛哥人和土耳其人开始时原为客工，接着顺理成章成为移民，回乡娶亲，把太太接过来生活，开枝散叶。印尼移民几乎都是二战前后荷兰政府殖民印尼时的员工与家属。这些移民比荷兰少数的华族移民占了语言上的优势。不管是摩洛哥人、土耳其人还是华人，很多早期移民不通荷兰语，摩洛哥人的太太在家只讲他们村子里的方言，土耳其人的太太一样只生活在自己的窗帘后，用卫星收视土耳其电视节目。同样的香港移民在餐馆厨房开的是香港无线电视，北京人福建人要进入餐馆工作，一律要讲广东话。

　　拥有和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移民社群超过40年后，荷兰发现很多回教移民的男尊女卑的家规不符合荷兰国情。甚至至今仍旧发生年轻长兄把不听话的妹妹杀死的家庭惨剧。于是，关注移民融入荷兰社会生活，成了过去10年荷兰政府积极推动的政策。这5年里，更实施以荷兰语“融入社会”的考试制度，限定所有在15至65岁之间的移民必需拥有基本“融入社会”的文凭。

　　土生土长的第二代移民后裔在全面接受荷兰教育成长过程中，依旧背负着父母亲故乡的传统家规，在家从本族传统，出外上学或者工作就使用荷兰人的交往手法，过着双重文化生活。第三代的年轻回教徒在精神上已经得到更大的自由。但是，当国际足杯赛时，当欧洲歌唱大赛时，荷兰的土耳其裔青年们会为荷兰打气，也会热烈地为土耳其打气。

　　60年前，荷兰国土上从没有回教堂，发展到今天超过大小1000座回教堂／祈祷室，并且拥有超过百所回教学校。这个局面令一些右倾份子无法忍受。

　　移民都是人，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的精神窗口，包括过去式但依旧存在的爱国情绪。他们选择这个国家来居住，并不代表他们不爱自己的祖国。你不能要求他们把自己过去的情感删掉阉割。他们不是电脑软件，可以任意拆建。因此，土耳其人和以色列人在窗口挂国旗庆祝祖国胜利你不能说他们不忠。在荷兰人人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只要你不伤害他人。这是个高水平的文明社会。

　　新移民尚未融入主流社会，新一批客工的到来又引起争议。去年荷兰国会通过，打开大门，欢迎东欧人民进来荷兰工作。东欧劳工已超过10万人。其中80％为波兰人，20％多为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荷兰原本的用意是，只欢迎他们来工作，不怎么希望他们留下来。但不少波兰人来了荷兰，在接受访问时说决定移民。

　　东欧工友下班后喜欢聚集，热爱夜生活。他们大声嚣闹，严重酗酒，不理会环境卫生，又不融入社会，结果，引起民愤，目前已成了烫手山芋。

　　当一个国家把门打开时，你不仅放一批人进来。跟着他们进来的，还有他们的母国背景文化、他们的餐饮习惯、卫生水平等等。不仅移民付出精神注意细节要去适应新环境，当地的人群也要放宽心胸和眼界去适应外来的移民。



也说说新移民
（2008-07-21）

● 高俊杏


　　最近看到《交流版》刊登不少有关新老移民的文章，作为一名新移民，我也想谈谈我的见解。

　　首先，新移民是指从国外来新加坡的永久居民和加入新加坡籍的外国人，其他持有各种准证在此工作，学习的外来人士是不属于这个行列的。

　　我和先生来这里约十年了，在这里工作生活，先后拿了永久居民和公民，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对于本地人的称呼“新移民”我并不觉得厌恶，反而觉得喜欢。 因为在我看来“新”包含了充满活力和生机的意思，新移民也大概可以理解为你是专业人士或与专业人士相关联，间接肯定了你的修养和教育程度。(当然也是有例外的)

　　“新”移民相对于老的移民，这是事实。 因为我们的确是在他们之后选择来这里的，虽然是来晚了点，但还是被这里的政府和大多数友善的本地人（包括土生人和老移民）欢迎和接纳。而是否完全被本地人认同，我觉得并不重要。完全认同，需要很长的时间。其实就是在中国也有出生地域差异而产生亲疏之分的情况。打个比方说，你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后来你的朋友从山东来上海工作，买了房子，有了孩子，还拿了上海户口。那你会说他是上海人吗，你一定还会称他是山东人，就算他的孩子在上海生长，你也许还是会说起他的籍贯是山东，可能到了他的孙子，你才会说“你这个上海人如何如何” ，但仍然不排除你记得他的祖籍是山东。所以，为何一直要比贡献，比待遇，一直要求本地人要马上认同你，称呼你是本地人呢?

　　我们已经被政府、工作场所、本地的朋友认同了，也有了公民及永久居民的待遇，可以享受一切便利的公共设施，可以在这里追求我们的理想享受现在的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们的下一代在这里可以有公平的受教育的机会等等，这其实就是新移民的最初和现在的要求吧。

　　我不介意有些人用不恰当的字眼攻击我们，说我们是来抢饭碗，甚至把我们的“目的”和“手段”也说得可怕和严重。其实这些是人类的正常反应，当有外来的事物的时候，大多数人是会选择排斥和批评的。经过一段时间会逐渐减弱，甚至消失的。但如果有人一直坚持要批评，那就随他去吧，不必理睬，对于无知的固执是不需要浪费时间的。

　　所以，我认为作为新移民，不必去计较来自少数老移民的不同的声音，尽力做好自己的本份，也多一些理解的心。作为老移民，也不必对新移民存有怀疑和排斥的态度，多一点容纳的心，多学会接受新的事物。毕竟，谁都喜欢平静祥和的生活环境，优雅的社会，经济蒸蒸日上的国家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愿新、老移民们都多一些爱的心，包容的心，多看到彼此的好，多多交流。

应继续大力支持仁慈事业

应继续大力支持仁慈事业
（2008-07-18）

　　自卫生部去年11月宣布介入调查仁慈医院后，仁慈所获得的公众支持显然已经收到一定程度的打击。仁慈管理委员会于昨早举行的记者会上透露，每月定期通过“财路”捐款给该院的公众减少了300多人，使得该院每月获得的捐款锐减8000多元。随着前院监明义法师本月15日正式被提控失信等罪名，仁慈很可能将会受到进一步的冲击，这是因为仁慈的创立和明义法师有着密切的关系。

　　了解仁慈成立背景者，相信都会肯定明义对医院的贡献。仁慈是一项值得社会大众支持的慈善福利医疗事业，许多人可以说是在明义法师的感召下为这项事业慷慨解囊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捐献者都能对人与事作清楚的划分。对一项慈善事业的支持，应建基在这一事业的意义本身，而不是它的管理人或领导者。

　　在仁慈之前，已经有了NKF这个令人震撼兼又遗憾的事例。事实说明，杜莱闹出的丑闻曾大大地打击人们对NKF的信心，但是，在当局依法处事之后，信心也很快地恢复了。这是因为人们清楚地看到，旧NKF的一些行政与管理弊端已经获得纠正，新的管理层采取了透明的管理方式，肾脏病人得到更大力的资助，因此，NKF不只获得新生，也获得人们更有信心的支持。从支持肾脏病患这个慈善福利事业的角度来看，这是吃一堑长一智。要挽回捐款者的信心，仁慈势所难免，也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

　　由于案件仍属提控阶段，我们目前不宜预作任何定论，只能等待法律程序的进行。代表明义法师的叶宝龙高级律师告诉记者，明义面对的是技术性控状，他并未得利。但无论如何，明义也必须依法而行，而这个过程恐怕还需一段不短的时间。但整顿仁慈管理机制的工作却不宜因此而拖延，反之，它必须尽快进行，管理委员会有必要及时扫除人们的一些疑虑，力求把案件对仁慈的不利冲击减到最小。

　　捐助慈善福利事业者最感痛心的事，无疑就是突然发现善款被滥用或误用。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大家一时之间也会感到难以接受，甚至愤懑。那些因明义法师被调查而停止通过“财路”捐款给仁慈的人，相信也或多或少蒙受这种心理上的创伤，他们的失望心情人们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明义法师主动辞去他在仁慈医院和该院属下10个附属老人日间护理中心和托儿所的一切职务以及仁慈管理委员会在记者会上的宣示与保证，都是明智和及时之举。

　　以商人蔡天宝为首、目前接手管理仁慈医院的管理委员会向人们做出保证，大家过去和接下来对该院做出的捐款没有、也将不会被滥用，管理委员会已经修订了该院的企业监管机制，确保公众每一分捐款都用在病人身上。负责领导审查委员会的新管委、同时也是审计公司KPMG合伙人陈怀林则告诉媒体，仁慈医院外借给曼陀罗佛教文化中心的36万1000元已全数归还院方，没有任何善款被滥用。

　　此外，仁慈医院将不会负责明义法师和前职员潘孝华打官司的费用。这样的切割也是明智的。

　　明义法师必须面对司法程序，仁慈的慈善医疗事业却不能因此而受到干扰或中断，这才是善众应该关注的焦点。预定在在今年12月投入运作的仁慈新医院，目前还缺940万元，管理委员会估计，要是接下来无法获得卫生部拨款津贴和公众捐款，医院的储备金顶多能用上22个月就耗尽，因此，管理委员会必须尽快向慈善总监提出恢复公益机构资格的申请，以便争取更多捐款。此外，医院也必须尽快物色一名新的院监，以恢复管理层的正常运作。可以说，医院管委会目前所承担的工作与压力是巨大的，为了确保仁慈事业的顺利继续，此时此刻，它更需要获得公众精神与物力上的支持。

鼓励生育

鼓励生育的代价问题
（2008-07-17）

　　如何使我们的人口生育率至少达到替代水平，是政府这些年来一直都很关注并想方设法要攻克的难题。首先是小国寡民的新加坡，须在经济上构成一定规模的“关键群体”，以维持适当的生产、消费与竞争能力。人口老化的趋势，也促使我们未雨绸缪。引进外地人加入劳动队伍和鼓励生育，是政府双管齐下的两大策略。

　　然而，人口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个国民身份认同，并且是权利享有与责任承担等的人文问题。因此，如何鼓励生育，让新加坡社会核心继续以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人构成，便仍然是不容忽视的一件大事。当然，这也是个牵动了众多矛盾的艰巨任务。

　　前天，在综合了四个月的公共咨询之后，财政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惠华就此课题向媒体发表看法。陈惠华也是国家人口委员会委员。她认为，政府应该认真考虑如何大刀阔斧地调整现有的措施，协助人们克服在社交、结婚与生育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

　　上星期，内阁资政李光耀在野村证券亚洲股本论坛上提及，新加坡研究鼓励生育政策时，曾参考了瑞典和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做法。他说：瑞典人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系统：支持陪产假、女性把子女送入托儿所、幼儿园的费用全由政府承担，这使得瑞典的生育率完全改观。

　　然而，李资政也指出，这些系统与政策所牵涉的，是瑞典人负担得起的昂贵费用。因此，在新加坡考虑这些做法时，仍然要衡量我们的财政预算：“我们负担得起吗？”但是资政认为，“我们得走这条路，因为这些是证实有效的做法。”

　　事实上，政府近年来已连续推出了一系列鼓励人们结婚与生育的措施，包括延长产假至12周、提供家长缴税回扣、减低外国女佣税、更多托儿选择等。这些措施也产生了一定的成效，生育率有所提高，但却仍然达不到替代水平。去年，我国的生育率只是1.29，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距离人口替代生育率2.1还相当远。

　　本报采访了一位住在斯德哥尔摩的新加坡籍妈妈，从她口中得知，瑞典的育儿福利是一套羡煞人的制度。除了上面李资政提到的产陪假等制度外，瑞典给予家有幼儿的父母假期特多，并可以灵活处理。比如，新加坡的母亲享有三个月产后假期，而育有8岁以下孩子的所有瑞典父母，都能够享有480天（等同于20个月）的有薪育儿事假。

　　同时，由于瑞典父母享有长假，自己照顾孩子，所以瑞典的托儿服务只收超过12个月大的小孩，并不需要像新加坡那类的“infant care”婴儿托管中心。换句话说，如果新加坡能够完全实施瑞典的一套，年轻父母的确可以在家中安心生育、安心抚养幼儿，一切都豁然开朗了。

　　但是，正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问题是瑞典能够负担得起的系统，新加坡可以照做吗？陈惠华前天便指出，诱人措施背后的代价，是极高的纳税额。例如，瑞典的增值税（VAT，类似本地的消费税）高达25%，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纳税率则达60%。这里同时有个令人非常困扰的问题：雇员的夫妇享有的480天有薪育儿假期，到底有几家企业能负担得起？立法实行，会不会把外国投资者都吓跑了？

　　当然，在另一方面，不愿意把幼儿完全交托给女佣的年轻家长，也面对着本地越来越昂贵的托儿费。这导致一些职业妇女干脆辞掉全职工作，自己在家带孩子。“作出调整，适应国情”，应该是新加坡在鼓励生育问题上的恰当做法。但众多矛盾要怎样“磨合”？怎样面面俱圆地照顾到整体的利益？看来目前问题是提出来了，如何解决相信仍要经过政府一番周详的策划与全民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