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活也能有其和谐追求（2008-06-25）

城市生活也能有其和谐追求
（2008-06-25）

● 吴韦材

　　一连三天，来自多国的部长、市长、高官、专家学者、私企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将齐聚新加坡参加首届“新加坡国际水资源周”、“世界城市峰会”及“东亚宜居城市峰会”三大盛会，讨论城市化挑战及寻找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方案。

　　这些会议能在新加坡举行，除了是国家的荣幸，也是一份鼓励，更是新加坡在相对上达致更宜居城市条件的肯定。

　　新加坡能在种种客观约束条件下发展成今天一个国际都市，该归功于明智的发展规划。今天，当环保升温为国际间相互热烈研讨的普世话题，而其实多年前新加坡在整体规划上，早已具有城市发展与自然保留之间的平衡规划意识。

空间虽小却有其灵活性

　　翻开地图，看整个岛屿，我们的城市拓展区与自然保留区在分布上明显具有其理性安排。新加坡空间虽小，但在这样一个现代城市里，人们仍能在生活中同时拥有一个热带岛屿的各项自然条件，这看似理所当然，其实是经过一番慎密规划才能得到的平衡。

　　世界上只有两个赤道城市还能够保持原生态的热带雨林，一是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另个就是新加坡。以巴西的地理面积要在一个城市里保存热带雨林“并不奢侈”，但是以新加坡这样有限的空间来说，要同时拓展现代城市并保存热带原生态雨林，就需要规划智慧了。

　　此趟回国，曾带数位中国友人参观中部麦里芝蓄水池及新加坡友人的有机农场。他们很难想象相距闹市不远也竟能拥有这样的自然调剂空间。

　　其实他们还没看到双溪布洛、林厝港、北部海军路等保留区。而他们就在我们组屋社区的种种规划中，常常指出各种城市生活与自然元素的交织安排，这些在我们长住此地眼里当作理所当然的境况，在外人眼中，却是具备心思的规划与设计。

　　制造与消耗，永远是城市伤脑筋的环保问题两端。尤其在工业规模及市场都同时巨大的城市，这两个问题都显得更为棘手。

　　新加坡在工业规模及自己市场上确实有其限制，但从另角度看，这样的限制不一定就是劣势，笔者认为这样反而能让我们把问题更为聚焦，让我们更有效地去制止不利境况的扩张。并且，在必要时，我们还能把这不大的空间当作探究问题的“实验室空间”。

　　就因为小，我们做起种种针对环境问题的实验性措施，相对上都能具有更多的便利性。要实验，要推行，要改善，都比大幅员地区更为灵活有效。

诚然，宜居城市都会因所处自然环境及人文而具有不同的建设选择。而我们也一直是从自然环境的各项优劣中，摸索并衡量出我们自己的建设对策。

“宜居环境”不是一天完成的

　　基于自身条件，我们只适宜选择适合我们拓展经济的方式，并培养适合这个拓展方式的人才。我们的城市生活不只需要融入国际化模式，但同时也得配合不同族群的生活习性及面对自然气候的苛刻与单调。

　　简单一例，就如新加坡的绿化工程并不只是一个表面上的视觉诉求，它还有净化空气及在城市中负起吸热及降温功能。笔者认为，认识自己问题并能够针对问题，就是我们建国以来一直能稳健发展的主因之一。

　　从兀兰坐地铁一直南下，或许会觉得新加坡组屋社区在视觉上是较单调的。不过，在面对种种客观限制的条件下，我们或许得承认本地社区生活空间的筹划或已是在客观限制下属于理智的方案。

　　其实，新加坡组屋社区的种种规划及设计至今仍在改良中，这就值得赞许。在鱼与熊掌无法兼得情况下，能把哪样做出佳肴恐怕就是唯一的选择。

　　比如拥挤的东京或香港，平民社区里一般都无法承担我们这般宽敞的疏通空间，又比如房屋多属高龄建筑的曼谷，城市结构古老定型，其平民社区的居住形态，在完全融入现代化措施这点改良上，尚有一定困难。

　　或许我们对“在下一场豪雨后仍然可以不带雨伞，下车却能保持干爽回到家”感到理所当然，但或许我们更该记住，这宜居环境并非一天就完成的。就如新加坡人在这般宜居环境里不经不觉培养出一些生活上的标准，也不是一天里形成的。

　　新加坡人若能在带有珍惜的归属心态上，再培养出一份集体维护环境成绩的共识，那么，我们或许就能在“宜居城市”的形态层面上再迈进一步。

　　因为生活就是文化的温床。若能在这“宜居生活”里滋养出我们对生活的感悟，活出自己的特色，并通过种种不同形式表现得更为具体，那么我们就能沉淀和累积。

　　环境养人，人养文化，确实必须在这方面先有觉知，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才能在宜居城市的生活里展开对和谐的追求。

·作者是旅居北京的本地写作人

探寻“宜居城市”之路（2008-06-25）

探寻“宜居城市”之路
（2008-06-25）

　　首届“新加坡国际水资源周”、“世界城市峰会”和“东亚宜居城市峰会”，昨天在本地同时开幕。无论远近，无论是亚洲还是其他地区，各国都派代表与会，盛况可谓空前。这一事实说明，在城市化浪潮给人类带来很多严峻挑战的形势下，所有国家都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并急于找到正确、有效的道路。

　　城市化进程给几乎所有国家带来的问题大致上都是一样的，最主要的莫过于能源与水资源的浪费和短缺、空气污染日益严重、基础设施不负重荷等等。这些问题不仅使居住环境变得越来越差，而且也使社会运行和经济增长的效率受到制约。

　　因此，若某个国家或城市在这些方面有成功的实践经验，那就必定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兴趣，或者研究其模式，或者模仿其经验。而昨天开幕的上述三大盛会，正好为各国政府和专家学者们提供了研究、交流和相互学习的平台。

　　就我们自己的感受而言，在新加坡举行这样的会议，研究水资源管理，讨论城市规划，探讨建设宜居城市的方案，应该说是恰当不过的。这不只是因为新加坡作为“花园城市”的形象已经在世界各国深入人心，而且更因为，在很多国家的居住环境因工业化和人口增长而不断恶化时，新加坡却在经济增长和居住环境两方面兼而得之，它所走过的道路就是值得观察和研究的例子。

　　正如李显龙总理昨天在会议开幕式上所说，新加坡是个小国，人口密集，缺乏自然资源，所面对的挑战比其他国家更多，但它却用自己的经验证明，即便是这样一个城市也照样可以保持经济增长，又能管理好环境。

　　也许值得再次提及的是，最近这些年来，新加坡不仅在合理使用土地、扩大绿化面积等方面依然做得很好，而且还在水务管理、水资源再生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既解决了自身缺水的现实困难和后顾之忧，而且也为应对全球性的水资源缺乏难题，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新途径。

　　的确，无论是在水资源管理方面，还是宜居城市的建设领域，新加坡早就引起了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的注意，甚至被当作研究的范例。而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李显龙总理昨天宣布了两个相关研究机构的成立，一是水务政策研究院，二是宜居城市研发中心。

　　对本区域乃至对全世界而言，这两个机构的成立都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因为它们的研究方向和宗旨与全球化趋势和城市化进程完全合拍，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都是世界性的现实问题。固然，这两个机构有助于新加坡推广自己在水务管理和城市建设方面的经验，但广而言之，它更为世界各国应对相同的挑战，开辟了一个新渠道和新空间。

　　最近这些年，本区域许多国家都纷纷派代表团前来新加坡，学习城市规划，考察环境保护，研究水资源管理。但是，很多人得到的印象都过于笼统和直观，专业交流不够深入，在决策过程中的实用性不是很强。

　　现在，水务政策研究院和宜居城市研发中心成立之后，各国就可以在专家和政策层面进行更深入交流、探讨与合作。我们很期待这两个机构能够依托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凝聚各国专家和决策者的知识与智慧，为解决世界工业化过程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作出独特的贡献。

通过具体措施防范电话骗局（2008-06-20）

通过具体措施防范电话骗局
（2008-06-20）

　　鉴于电话骗案频频发生，全国罪案防范理事会前天宣布，和汇款公司西联汇款（Western Union）联手推出一个安全意识与防诈教育计划，以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其具体的做法，是在西联汇款所有65个代理处（包括其中的47家新加坡邮政分行）张贴海报和发送传单，并在各处银行分发2万3000张传单，提醒公众留意此类骗局。

　　而公司方面，除了其经过训练的职员会相应提高警惕，把守最后一道防线，帮助客户及时识破骗局外，也重新设计了汇款表格，在表格上提供有关防诈骗的资讯和警方热线号码等。公司职员如果发现顾客可能是受到欺诈或堕入骗局，也有权拒绝汇款交易。

　　有关电话骗局的新闻不时见报，但是至今却还是不断有国人上当，这说明单靠呼吁和一般性的宣导，并不能很有效地打击和防范这类罪案的继续发生，因此，全国罪案防范理事会除了继续努力进行公众教育之外，实有必要更深入的研究，并想出更具体和有效的对策。这回和汇款公司联手推出的计划，可以说是教育之外的一种比较具体的做法，真正为防范电话骗案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

　　当然，要应付骗徒花样百出的诈骗手法，这还是远远不够的。罪案数字本身就说明了这点。罪案防范理事会引述的数字显示，去年共有超过350人上当，被骗走的钱共达460万元，骗徒主要是通过汇款公司和银行获得骗款。

　　最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中奖圈套，去年共有325人掉入这类圈套，损失款项最少的是200元，最多的则达35万元。近月来，骗徒也采取了电话假绑票的手法。从去年8月算起到上个月，在假绑票案中被骗的有22人，损失款项由500元到6万元不等。上述数字相信只是有向警方报案的数字，有多少人被骗了，事后觉得无奈而不了了之的，则不得而知。另一种电话诈骗手法则是冒充司法或执法机关。由此我们其实也不能否定歹徒会利用其他在人们心目中有信誉或权威的机构或单位设计诈骗圈套的可能性。

　　骗徒诈骗手法不时在翻新，应对之道是要有人及时揭发。公众应有这方面的公德心，知者必报，而罪案防范理事会则应采取更加主动的做法，收集情报，一发现有新的诈骗伎俩出现，马上通过大众媒介和基层组织向民众发布，让公众能在第一时间获得信息并提高警惕。每个选区里其实都有防止罪案委员会这样的基层组织，这些防罪案委员会可以连同公民咨询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起到教育居民和有效传播罪案信息的作用。

　　不少受骗者是年长者，他们平时可能并没有读报或听新闻，也可能因为知识水平较低，较易成为歹徒下手的对象，要帮助这个群体，就不能只是通过宣导的手段，而必须通过相关基层组织，直接讲解和现场示范。

　　当然，打击电话骗局之类的罪案，最后还得靠执法部门加强执法，有效破案，将更多的骗徒捉拿归案，绳之以法，以儆效尤。与此同时，我们的立法机关或许也有必要检讨刑法的相关条文，看看现行的有关刑罚是否足以产生吓阻的作用。上个星期便有一名来自中国的电话绑票骗局骗徒在法庭被判罪，他与不明身份者串谋，试图通过绑票骗局敲诈本地一户人家10万元，结果失手被捕，最后被判坐牢9个月，这样的刑罚是否足以产生吓阻作用，或有检讨的必要。

也谈引进外来人才（2008-06-06）

也谈引进外来人才

（2008-06-06）

● 翁德生

　　笔者非常赞同潘国驹教授写的《亚太地区的科技与外来人才》（6月2日《联合早报·言论》），他认为：“在吸引海外人才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爱国主义以及民族感情。历史上有很多显著的例子，说明爱国主义以及民族感情对科技发展有重大作用”。

　　我必须这么说，政府很懂得全球化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国在引进外来人才是当今领头羊，任人唯才制度（meritrocracy），让过江龙有宾至如归之感。当下许多曾经有排外色彩的国家，也正悄悄地改变策略欢迎外来人才，可见我国做法是先知先觉的，具有前瞻性。

　　在处理“过江龙与地头蛇”问题上，那些曾经保护地头蛇的国家是吸引不了过江龙的，因为真正的人才到世界到处都铺满红地毯，他们不会选择在有“二等公民”地方落脚。

　　新加坡不只不会让过江龙沦为二等公民，反而让土生土长国人有二等公民之感，这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在处理地头蛇和过江龙课题上，我们不能说已经是十全十美，但应该认真研究如何改进求取平衡。

特殊领域应优先考虑地头蛇

　　以美国为例，这个当今最成功的开放社会，吸引全世界最优秀人才汇集，创造美国奇迹。不过在一些特殊领域里，例如当白宫主人或是中情局局长，出生背景还是考虑因素，因为这牵涉到国家生存策略的考量。

　　新加坡是个年轻国家，国民意识是百年树人工作，爱国主义对小岛国太重要了。我认为我们可以继续在大部分领域绝对开放自由竞争，商场上过江龙打败地头蛇无所谓，甚至像星展银行总裁用外来人才也无妨，反正他只要实现“股东利益主义”就行。

　　一些比较特殊领域应该优先考虑地头蛇，从媒体管理层到电台广播员之类的，我认为只要是能力，落差不大，应该以土生土长为主。

　　目前政府的思路可能以政治领域为主流，殊不知现今社会潜移默化力量来自四面八方，拿笔的拿“麦”的一样具备影响力，他们的爱国主义相对而言以生于斯长于斯较可靠。

　　一代股神巴菲特忠告人们投资应以所在地为主，意思是比较了解市场状况。所以一个住了五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永久居民，对本地课题理解程度肯定会有落差，这和个人水平没有直接关系，纯粹是时间作业。　
　
外来人才政策有改进空间
　
　　笔者几年前就公开支持外来人才政策，不过总觉得必须适度调整符合国家利益。不久前有啤酒女郎和咖啡阿嫂的辩论，开放社会，海纳百川，啤酒女郎胜出有理，可是咖啡阿嫂可能有孩子当过兵，这就必须细致权衡国民服役和爱国主义的共生关系。

　　我很肯定我们目前没有这种“捍卫本土”意识。每当我从电台节目听到外来和尚空中念经时，尤其是针对国家社会民生课题，他们无疑字正腔圆，但本土课题还是让本土广播员谈论会更加胜任。这里必须强调这些本土广播员水平，须与外来人才不遑多让。

　　重视爱国主义的重要性，这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如果我们无知地无视爱国主义，然后天天在高喊地球村世界大同之类，到了有一天需要展现爱国护国时才临时抱佛脚，那才是最愚蠢的自误。

　　这不是一篇排外保护主义文章，而是相信我国在本土和外来人才政策上还有改进空间的感言。

·作者是本地商人

请给客工和新移民多一丝包容（2008-06-07）

请给客工和新移民多一丝包容

（2008-06-07）

● 江秀岚

　　《我报》记者洪奕婷，在5月21日的评论文章《外籍员工应具一定英文程度》中，以亲身的两个经历去油站打油和上餐馆吃饭，提出中国客工既然加入了这类服务业，与顾客交流，理应用英语来沟通。洪记者表示，这么要求或许是苛刻了些，不过，会以英语交流在我们的社会是必须，必然的。

　　我认为，记者遇到的上述中国客工，应该都是新手（其中有些人也有可能是新移民），给他们数个月，他们应可学会基本的英语对话。打油工人、侍应生，能说英语当然可和更多顾客沟通，但其劳力付出、友善服务的态度也应该是行业的必备条件。只要肯学，谦和地工作，掌握新加坡式英语会话，应该指日可待。此外，看菜单点菜，给予数字或符号指示，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再说，我们到餐馆吃饭，如果服务员的英语说得溜，但是，上菜的速度慢，态度又不佳，可能顾客感受还更糟糕。

　　华人看到华人，都自然地用华语交谈。见到香港人、台湾人，大马华人，我们华人都会自然地用华语交谈。用英语，反而很怪。是的，碰到异族，就用英语。语言的亲和力，自然流露。例如我的父母，今年60多岁，曾受过小学华文教育。他们会用方言和华语和人沟通。遇到异族，就用简单马来语和英语聊聊，他们喜欢这样的多语言混杂的沟通方式，我也认为这样很融洽。

　　在新加坡，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期间诞生的国人，都受益于政府双语政策；华人只要受过小学的教育，大体上，都可以讲新式英语和华语。加上教育的普及，受高深教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时势造就了这批双语的人，我们对此应该珍惜。不过也不必对不同语文环境成长的新移民和客工要求过高，要外来客工或新移民一定要马上投入我们的语言环境，口操国际语言英语。

　　用方言，就上不了台面？用华语，就将自身束缚于国际社会以外？这样的社会观感，令人怅然。语言是人们的文化遗产，不是身分的表露。虽然，服务业员工英语流利对新加坡旅游业有帮助。但去过曼谷的人都知道，许多酒店、餐饮业的服务生，和大多数的德士司机也说不了几句英语。大家用预先以泰文写好的酒店地址（或要去的地方的地址）和手势沟通，曼谷旅游业并未因此走下坡。

　　是的，我们的社会，不能原地踏步，务必要步向全球化，英语作为我们的商业用语的环境不能放弃。而这群出卖苦力、劳力的中国客工，肯定会在这个环境中，学好基本的英语；只要有决心。同时我也想借此提问：我们的双语人，要到港、台工作，现在要学会从小不曾学过的方言，可行吗？而英语人才，要到中国发展，现在要学华语、华文，可以吗？

　　可以，时势造就“人才”。只要有这个环境，加上自身的意志力，肯定可以。

普及公共交通要有鼓励因素（2008-05-31）

● 周雁鸣

　　过去几年，有市民反映，等候地铁的时间很长，车厢内挤迫的情况也很严重。班次增加，是提高公共交通使用率最直接有效的做法。

　　今年，与交通有关的新闻不少，其中以电子收费增加与校巴意外引起的安全带使用问题，最为大众关心。

　　新加坡政府历来鼓励大众使用公共交通，降低使用路面的车辆数量。陆路交通管理局用三项设施来达到以上目的：一、提供高水准的公共交通服务；二、增设公路电子收费（ERP）闸门和相关的配套；三、增加道路支线，连接各区，让使用路面的驾车人士走远一点，避免车辆堵塞在市中心或各主要干线。

　　ERP电子道路收费提高了，收费的闸门增多了，使用道路的车辆都要付较高的费用，ERP又被叫为each ride pinches——每一车程都捏你一把。

　　不止私家车受影响，普罗大众赶时间坐德士的，也要负较高的车资。以往笔者带家老外出，使用德士次数不少，现在改为乘德士去坐地铁，节省一半费用。

　　对劳苦大众来说，公共交通是唯一选择。来自多国的新移民，在短期内还没有拥车前，使用公共交通的机会也很多。

　　过去几年，有市民反映，等候地铁的时间很长，车厢内挤迫的情况也很严重。有鉴于此，地铁公司从5月20日起，已把行车班次增加，每星期多走500车次，以减短候车时间，并舒援车厢过份挤迫的压力。据报道，6月20日起，连星期六的班次也会增加，这是提高公共交通使用率最直接有效的做法。

　　近年新加坡的巴士车队，设计美观、座位舒服，或站或坐，都很宽敞。政府公布，在年底会把公车路网连贯，车资会按路程收费，转车可以省时而不会提高费用，这样便可以减短了候车的时间，也会使公共车辆的载客量可以更有效的运用。

　　笔者目前上下班赶时间，每天最高使用五条公车路线，费用三元多到四元钱，一个月700元。日前跟同事沈君谈起，她刚把大房车换了省油小车，每个月养车开支仍要1000元。如果以后我转车时是以路程计，每天两块半左右而已，每个月500元搞定，不必考虑买车。

　　其实在外地，很多中央商业区内有专线车辆，免费让市民与区内工商人士乘搭。新加坡市内的几家大型商场也有免费穿梭车，方便购物者。市中心停车收费提高，确有效阻止车辆进入市中心的方法。校巴安全不容忽视。

　　提到校巴安全的问题，校巴从业人士叫苦连天，说安装安全带费用增加，座位宽度要增加，载客量会减低，收费要相应提高。

　　然而校巴安全，的确是个与孩子有关的重要课题。

　　多年前在香港，新学年第一天，女儿哭着从校巴下车，我以为孩子是想家而哭。校巴的保姆说，在路上，小女孩打瞌睡，刹车时，冲力把她从车尾无挡的位子，弹到车厢前面。

　　这起意外中，女儿无恙，我请保姆阿姨以后让我女儿坐在她身边，免得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那年女儿才三岁九个月，是车上最年幼的孩子。过后，孩子的爸有空，都自己开车送女儿上学。

　　去年9月，笔者带着老三到胡志明市，旅游面包车在市中心，与一辆摩托车轻微碰撞，十岁的孩子撞到前面座位背上的扶手，眼镜框被弄扁，眼角也被刮伤了。以上两起意外中，车厢内都是没有安装安全带的。

　　笔者认为，校巴的使用是应该鼓励的，既可以减省了家长早起使用私家车的必要，也可以让小孩子学习独立，到了中学可以自己使用公共交通上学。为了孩童的安全，政府应立例，规定所有的旅游面包车校巴必须符合规格，也要汽车制造商把安全程度提高。

　　然而，为使校巴老板的收入不至减低，可以在车厢内的通道设立活动的座位，保持载客数量，服务价钱不变。

　　新加坡有多家名校附近，每天上下课时，门口都会出现堵车，对其他使用道路的人造成不便。教育部也可以从公民教育着手，教导孩童要以坐公车为模范，并提高对环保的意识。　　写到这里，笔者脑海里是一辆一辆载满外劳的开蓬货车，他们的安全有谁眷顾？

·作者在本地从事教育工作

有利于持续发展的外劳政策（2008-04-19）

　　我国的劳动力人口本来就比较缺乏，再加上一些又脏又累的工作本地人不愿意做，所以从其他国家引进劳务人员就成了一项长期的政策。不仅如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里，所有企业都在千方百计地增强自身的竞争力，这样就使劳动力的素质和成本变得越来越受重视。

　　就我国而言，一直以来，政府就非常务实和灵活地实施劳务开放政策，一是要弥补劳动力不足的缺陷，尤其是要填补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包括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二是要帮助本地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三是要避免外国资本因为本地劳动力成本高而流失到其他国家。

　　除此之外，本地还有大量小本经营的生意也缺乏人手，包括咖啡店、餐馆、清洁公司等。这些行业只靠本地人是不够的，况且很多本地人都不愿意做这样的工作，主要是嫌报酬不高，又累又不够体面。假若无法以合理的薪水请到人手，这些小本生意就很难维持下去，我们的日常生活就会遇到很多不便之处。

　　很多人实际上都明白这个道理，因为毕竟事实天天摆在我们面前：在一些行业，若没有聘请外劳，很多事情就没有足够的人手去做，例如组屋区的清洁卫生、高楼大厦的建设、道路的施工，等等。可是，在某些时候，部分民众还是想不通，认为这些外国工人是来“抢”他们饭碗的，或者认为这些外劳的到来，使新加坡人的薪水降低了。

　　针对这样的问题，总理公署部长林文兴前天在劳资政论坛上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在咖啡店捧咖啡的一个阿嫂曾经向他抱怨说，来自中国的啤酒女郎抢了她的饭碗，害得她必须打两份工才能应付日常开销。林部长向她解释说，老板聘请了啤酒女郎之后，咖啡店门庭若市，生意变好，这样店主才有钱聘请阿嫂来捧咖啡。这个简单的故事其实含有很深刻的道理，那就是，外劳在表面上给本地员工增加了竞争压力，但实质上却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持繁荣的积极因素。

　　李显龙总理最近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从全球经济的宏观角度，非常透彻地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不能把本地低薪工人所遇到的问题完全归咎于外来工人，因为这是全球化的必然现象，其他国家也面对同样的问题。他说：“我们的邻里商店和小型企业常常投诉生意难做。生意的确难做，不少可维持生意的小商人是因为他们可以雇用外国工人，成本不会太高，才赚得到一点钱糊口。如果你不允许他们请外国工人，强迫他们以很高的薪水来请新加坡工人，我看他们就不得不关门大吉了。”

　　其实，政府在允许引进外劳的同时，已经充分考虑到了本地低薪员工的处境，并且采取了多项维护本国公民的重要措施，例如就业入息补贴和劳工税。低薪工人每月可获得200元的就业补贴，以此鼓励他们积极寻找工作，同时也能鼓励雇主积极聘请本地员工，因为政府实际上是帮他们支付了一部分工资，降低了他们的人力成本。

　　因此，面对外国工人的到来，我们应该有正确的认识。首先，新加坡要参与全球化竞争，引进外劳就变成必然的选择，因为它符合全体新加坡人的利益；其次，低薪工人要尽可能多学新技能，以此扩大就业机会，改善就业待遇；第三，我们不要忘记，在引进外来工人的同时，政府一直在采取措施保护低薪工人的利益，国人本身的利益不容忽视是明显不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