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民融入课题

站长的话
（2008-07-21）

　　由于人口老化、生育率低、经济需要改型、国内市场需要活化等种种因素，我国需要从世界各地引进各方面的青年专才与技工。新移民的到来，总难免会受到少部分本地人的排斥。不少对新移民的负面看法，其实是情绪化的反应。这几年周围亲友同事的反映显示，有些排斥情绪是基于道听途说，即使是有些亲身经历佐证，也往往是“以偏概全”的印象和结论。不过，在政府放宽对新移民的审批，让各行各业出现更多新移民后，许多人和新移民接触增加，一些原来激烈指责新移民抢饭碗、抢老公、把新加坡当作移民北美英澳跳板的声音反而有减弱迹象。和荷兰相比，新加坡的新移民带来的“文化”矛盾是相当温和的，也没有反对党以反对接纳移民作为政纲。这点我们应该感到庆幸。



把门打开，把心眼放宽
（2008-07-21）

● 陈俐颖

　　关于移民和客工的话题，在新加坡最少会谈上10年。我可以给你这个保证。

　　荷兰已谈了50年，尚未停止。荷兰经验显示，当政府把门打开时，人民是否同步，也把心眼放宽，接受外来人？这是个关键问题。荷兰经验是否也有我们可以借镜之处呢？

　　荷兰50年前开始有显著的大批移民，到今天，荷兰还有许多声音积极反对收留要求政治庇护的人物、反对收留难民移民、更反对收留为追求美好生活而来的经济移民。大约10年前从电视上看过有个叫“1000万人口”的协会，这个组织的成员都希望荷兰的人口最好别太拥挤，呼吁政府保持在1000万之内最好。荷兰的人口目前已突破1600万！至于这个组织，不清楚是否还存在。

　　旧时的移民多数是摩洛哥人、土耳其人和印尼人。大批的摩洛哥人和土耳其人开始时原为客工，接着顺理成章成为移民，回乡娶亲，把太太接过来生活，开枝散叶。印尼移民几乎都是二战前后荷兰政府殖民印尼时的员工与家属。这些移民比荷兰少数的华族移民占了语言上的优势。不管是摩洛哥人、土耳其人还是华人，很多早期移民不通荷兰语，摩洛哥人的太太在家只讲他们村子里的方言，土耳其人的太太一样只生活在自己的窗帘后，用卫星收视土耳其电视节目。同样的香港移民在餐馆厨房开的是香港无线电视，北京人福建人要进入餐馆工作，一律要讲广东话。

　　拥有和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移民社群超过40年后，荷兰发现很多回教移民的男尊女卑的家规不符合荷兰国情。甚至至今仍旧发生年轻长兄把不听话的妹妹杀死的家庭惨剧。于是，关注移民融入荷兰社会生活，成了过去10年荷兰政府积极推动的政策。这5年里，更实施以荷兰语“融入社会”的考试制度，限定所有在15至65岁之间的移民必需拥有基本“融入社会”的文凭。

　　土生土长的第二代移民后裔在全面接受荷兰教育成长过程中，依旧背负着父母亲故乡的传统家规，在家从本族传统，出外上学或者工作就使用荷兰人的交往手法，过着双重文化生活。第三代的年轻回教徒在精神上已经得到更大的自由。但是，当国际足杯赛时，当欧洲歌唱大赛时，荷兰的土耳其裔青年们会为荷兰打气，也会热烈地为土耳其打气。

　　60年前，荷兰国土上从没有回教堂，发展到今天超过大小1000座回教堂／祈祷室，并且拥有超过百所回教学校。这个局面令一些右倾份子无法忍受。

　　移民都是人，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的精神窗口，包括过去式但依旧存在的爱国情绪。他们选择这个国家来居住，并不代表他们不爱自己的祖国。你不能要求他们把自己过去的情感删掉阉割。他们不是电脑软件，可以任意拆建。因此，土耳其人和以色列人在窗口挂国旗庆祝祖国胜利你不能说他们不忠。在荷兰人人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只要你不伤害他人。这是个高水平的文明社会。

　　新移民尚未融入主流社会，新一批客工的到来又引起争议。去年荷兰国会通过，打开大门，欢迎东欧人民进来荷兰工作。东欧劳工已超过10万人。其中80％为波兰人，20％多为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荷兰原本的用意是，只欢迎他们来工作，不怎么希望他们留下来。但不少波兰人来了荷兰，在接受访问时说决定移民。

　　东欧工友下班后喜欢聚集，热爱夜生活。他们大声嚣闹，严重酗酒，不理会环境卫生，又不融入社会，结果，引起民愤，目前已成了烫手山芋。

　　当一个国家把门打开时，你不仅放一批人进来。跟着他们进来的，还有他们的母国背景文化、他们的餐饮习惯、卫生水平等等。不仅移民付出精神注意细节要去适应新环境，当地的人群也要放宽心胸和眼界去适应外来的移民。



也说说新移民
（2008-07-21）

● 高俊杏


　　最近看到《交流版》刊登不少有关新老移民的文章，作为一名新移民，我也想谈谈我的见解。

　　首先，新移民是指从国外来新加坡的永久居民和加入新加坡籍的外国人，其他持有各种准证在此工作，学习的外来人士是不属于这个行列的。

　　我和先生来这里约十年了，在这里工作生活，先后拿了永久居民和公民，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对于本地人的称呼“新移民”我并不觉得厌恶，反而觉得喜欢。 因为在我看来“新”包含了充满活力和生机的意思，新移民也大概可以理解为你是专业人士或与专业人士相关联，间接肯定了你的修养和教育程度。(当然也是有例外的)

　　“新”移民相对于老的移民，这是事实。 因为我们的确是在他们之后选择来这里的，虽然是来晚了点，但还是被这里的政府和大多数友善的本地人（包括土生人和老移民）欢迎和接纳。而是否完全被本地人认同，我觉得并不重要。完全认同，需要很长的时间。其实就是在中国也有出生地域差异而产生亲疏之分的情况。打个比方说，你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后来你的朋友从山东来上海工作，买了房子，有了孩子，还拿了上海户口。那你会说他是上海人吗，你一定还会称他是山东人，就算他的孩子在上海生长，你也许还是会说起他的籍贯是山东，可能到了他的孙子，你才会说“你这个上海人如何如何” ，但仍然不排除你记得他的祖籍是山东。所以，为何一直要比贡献，比待遇，一直要求本地人要马上认同你，称呼你是本地人呢?

　　我们已经被政府、工作场所、本地的朋友认同了，也有了公民及永久居民的待遇，可以享受一切便利的公共设施，可以在这里追求我们的理想享受现在的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们的下一代在这里可以有公平的受教育的机会等等，这其实就是新移民的最初和现在的要求吧。

　　我不介意有些人用不恰当的字眼攻击我们，说我们是来抢饭碗，甚至把我们的“目的”和“手段”也说得可怕和严重。其实这些是人类的正常反应，当有外来的事物的时候，大多数人是会选择排斥和批评的。经过一段时间会逐渐减弱，甚至消失的。但如果有人一直坚持要批评，那就随他去吧，不必理睬，对于无知的固执是不需要浪费时间的。

　　所以，我认为作为新移民，不必去计较来自少数老移民的不同的声音，尽力做好自己的本份，也多一些理解的心。作为老移民，也不必对新移民存有怀疑和排斥的态度，多一点容纳的心，多学会接受新的事物。毕竟，谁都喜欢平静祥和的生活环境，优雅的社会，经济蒸蒸日上的国家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愿新、老移民们都多一些爱的心，包容的心，多看到彼此的好，多多交流。

应继续大力支持仁慈事业

应继续大力支持仁慈事业
（2008-07-18）

　　自卫生部去年11月宣布介入调查仁慈医院后，仁慈所获得的公众支持显然已经收到一定程度的打击。仁慈管理委员会于昨早举行的记者会上透露，每月定期通过“财路”捐款给该院的公众减少了300多人，使得该院每月获得的捐款锐减8000多元。随着前院监明义法师本月15日正式被提控失信等罪名，仁慈很可能将会受到进一步的冲击，这是因为仁慈的创立和明义法师有着密切的关系。

　　了解仁慈成立背景者，相信都会肯定明义对医院的贡献。仁慈是一项值得社会大众支持的慈善福利医疗事业，许多人可以说是在明义法师的感召下为这项事业慷慨解囊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捐献者都能对人与事作清楚的划分。对一项慈善事业的支持，应建基在这一事业的意义本身，而不是它的管理人或领导者。

　　在仁慈之前，已经有了NKF这个令人震撼兼又遗憾的事例。事实说明，杜莱闹出的丑闻曾大大地打击人们对NKF的信心，但是，在当局依法处事之后，信心也很快地恢复了。这是因为人们清楚地看到，旧NKF的一些行政与管理弊端已经获得纠正，新的管理层采取了透明的管理方式，肾脏病人得到更大力的资助，因此，NKF不只获得新生，也获得人们更有信心的支持。从支持肾脏病患这个慈善福利事业的角度来看，这是吃一堑长一智。要挽回捐款者的信心，仁慈势所难免，也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

　　由于案件仍属提控阶段，我们目前不宜预作任何定论，只能等待法律程序的进行。代表明义法师的叶宝龙高级律师告诉记者，明义面对的是技术性控状，他并未得利。但无论如何，明义也必须依法而行，而这个过程恐怕还需一段不短的时间。但整顿仁慈管理机制的工作却不宜因此而拖延，反之，它必须尽快进行，管理委员会有必要及时扫除人们的一些疑虑，力求把案件对仁慈的不利冲击减到最小。

　　捐助慈善福利事业者最感痛心的事，无疑就是突然发现善款被滥用或误用。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大家一时之间也会感到难以接受，甚至愤懑。那些因明义法师被调查而停止通过“财路”捐款给仁慈的人，相信也或多或少蒙受这种心理上的创伤，他们的失望心情人们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明义法师主动辞去他在仁慈医院和该院属下10个附属老人日间护理中心和托儿所的一切职务以及仁慈管理委员会在记者会上的宣示与保证，都是明智和及时之举。

　　以商人蔡天宝为首、目前接手管理仁慈医院的管理委员会向人们做出保证，大家过去和接下来对该院做出的捐款没有、也将不会被滥用，管理委员会已经修订了该院的企业监管机制，确保公众每一分捐款都用在病人身上。负责领导审查委员会的新管委、同时也是审计公司KPMG合伙人陈怀林则告诉媒体，仁慈医院外借给曼陀罗佛教文化中心的36万1000元已全数归还院方，没有任何善款被滥用。

　　此外，仁慈医院将不会负责明义法师和前职员潘孝华打官司的费用。这样的切割也是明智的。

　　明义法师必须面对司法程序，仁慈的慈善医疗事业却不能因此而受到干扰或中断，这才是善众应该关注的焦点。预定在在今年12月投入运作的仁慈新医院，目前还缺940万元，管理委员会估计，要是接下来无法获得卫生部拨款津贴和公众捐款，医院的储备金顶多能用上22个月就耗尽，因此，管理委员会必须尽快向慈善总监提出恢复公益机构资格的申请，以便争取更多捐款。此外，医院也必须尽快物色一名新的院监，以恢复管理层的正常运作。可以说，医院管委会目前所承担的工作与压力是巨大的，为了确保仁慈事业的顺利继续，此时此刻，它更需要获得公众精神与物力上的支持。

鼓励生育

鼓励生育的代价问题
（2008-07-17）

　　如何使我们的人口生育率至少达到替代水平，是政府这些年来一直都很关注并想方设法要攻克的难题。首先是小国寡民的新加坡，须在经济上构成一定规模的“关键群体”，以维持适当的生产、消费与竞争能力。人口老化的趋势，也促使我们未雨绸缪。引进外地人加入劳动队伍和鼓励生育，是政府双管齐下的两大策略。

　　然而，人口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个国民身份认同，并且是权利享有与责任承担等的人文问题。因此，如何鼓励生育，让新加坡社会核心继续以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人构成，便仍然是不容忽视的一件大事。当然，这也是个牵动了众多矛盾的艰巨任务。

　　前天，在综合了四个月的公共咨询之后，财政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惠华就此课题向媒体发表看法。陈惠华也是国家人口委员会委员。她认为，政府应该认真考虑如何大刀阔斧地调整现有的措施，协助人们克服在社交、结婚与生育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

　　上星期，内阁资政李光耀在野村证券亚洲股本论坛上提及，新加坡研究鼓励生育政策时，曾参考了瑞典和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做法。他说：瑞典人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系统：支持陪产假、女性把子女送入托儿所、幼儿园的费用全由政府承担，这使得瑞典的生育率完全改观。

　　然而，李资政也指出，这些系统与政策所牵涉的，是瑞典人负担得起的昂贵费用。因此，在新加坡考虑这些做法时，仍然要衡量我们的财政预算：“我们负担得起吗？”但是资政认为，“我们得走这条路，因为这些是证实有效的做法。”

　　事实上，政府近年来已连续推出了一系列鼓励人们结婚与生育的措施，包括延长产假至12周、提供家长缴税回扣、减低外国女佣税、更多托儿选择等。这些措施也产生了一定的成效，生育率有所提高，但却仍然达不到替代水平。去年，我国的生育率只是1.29，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距离人口替代生育率2.1还相当远。

　　本报采访了一位住在斯德哥尔摩的新加坡籍妈妈，从她口中得知，瑞典的育儿福利是一套羡煞人的制度。除了上面李资政提到的产陪假等制度外，瑞典给予家有幼儿的父母假期特多，并可以灵活处理。比如，新加坡的母亲享有三个月产后假期，而育有8岁以下孩子的所有瑞典父母，都能够享有480天（等同于20个月）的有薪育儿事假。

　　同时，由于瑞典父母享有长假，自己照顾孩子，所以瑞典的托儿服务只收超过12个月大的小孩，并不需要像新加坡那类的“infant care”婴儿托管中心。换句话说，如果新加坡能够完全实施瑞典的一套，年轻父母的确可以在家中安心生育、安心抚养幼儿，一切都豁然开朗了。

　　但是，正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问题是瑞典能够负担得起的系统，新加坡可以照做吗？陈惠华前天便指出，诱人措施背后的代价，是极高的纳税额。例如，瑞典的增值税（VAT，类似本地的消费税）高达25%，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纳税率则达60%。这里同时有个令人非常困扰的问题：雇员的夫妇享有的480天有薪育儿假期，到底有几家企业能负担得起？立法实行，会不会把外国投资者都吓跑了？

　　当然，在另一方面，不愿意把幼儿完全交托给女佣的年轻家长，也面对着本地越来越昂贵的托儿费。这导致一些职业妇女干脆辞掉全职工作，自己在家带孩子。“作出调整，适应国情”，应该是新加坡在鼓励生育问题上的恰当做法。但众多矛盾要怎样“磨合”？怎样面面俱圆地照顾到整体的利益？看来目前问题是提出来了，如何解决相信仍要经过政府一番周详的策划与全民的配合。

新移民融入课题

他们vs我们：
从本土意识的兴起看新移民现象
（2008-07-16）

● 刘学敏

　　近几年来，每一次回国，发现新加坡的人口组成面貌（demography）变化最大的，大概就是外来移民的增加。记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才会看到的外来人才：如大学里得到奖学金的顶尖学生，代表新加坡比赛的运动员，大学和研究机构里的科学家，国际舞台上表演的艺术家等。

　　演变到今天，新加坡却在各行各业都可以看到新移民的身影。不管是在地铁、咖啡店、食阁，都会听到这样的悄悄话：“看，这么多的中国人。”

　　如果把时间拉回到殖民时代，当时几乎每一个新加坡居民都是移民，自然对于新移民的到来一般都能以平常心对待。毕竟大家都是离开了家乡到这里讨生活，都是暂居的侨民，打算赚够了钱回家乡落叶归根，没有长久居住的想法。

　　但经过了43年的独立建国和政府有意识的塑造国民意识以后，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已经自然而然的不再把自己当成是移民，而是成为具有强烈本土意识的公民了。

　　就像那首爱国歌曲《We are Singapore》的歌词中所唱的，“新加坡就是我们，我们是新加坡人（We are Singapore, Singaporeans）”，新加坡已经成为了本土新加坡人心灵的家乡。

　　和大陆居民比起来，岛国居民，不管是英国人还是新加坡人，都更容易产生一种对于本土的认同和相应而来的排外情绪。英国媒体人兼作家派克斯曼（Jeremy Paxman）在他的著作《英国人面面观》里头，就借用了曾经被广泛使用的新闻标题“大雾迷漫，海峡交通中断，大陆被封锁”，来形容英国人那种更愿意自成一国，自外于欧洲大陆的排外态度。

　　所以，既然“我们”是新加坡人，那相对的“他们”，不言而喻，自然就是新移民了。

　　他们vs我们。这样的对立情绪在民间已经悄然成形。

希望新移民融入社会

　　当然，不是所有新加坡人都具有这样的排外情绪。本地资深报人韩山元，就曾在不同的场合撰文肯定新移民对文化建设的贡献，认为“数十万中国新移民进入新加坡……为新加坡本土文化注入新的生命。（《联合早报·现在》6月27日，《研讨会上谈文化交流》）。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低收入的国民，埋怨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和更长的工作时间的新移民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淡滨尼集选区议员伍碧虹（Irene Ng）在今年3月的国会中，就提到了她的选区的一名60多岁的新加坡工人，被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抢了咖啡店助手的工作的例子，来说明本地年长工人的困境。

　　她也同时呼吁政府保护这些无法和外籍劳工竞争的新加坡人，让他们仍然保有工作机会。

　　就算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国人，也对新移民所得到的各种优待表示了不满。一位五年前以荣誉学位从南洋理工大学毕业的读者朱志强（音译：Zhu Zhiqiang），在了解了政府为吸引中国学生到新加坡求学所提供的各种奖励措施后，投书《海峡时报》，认为“非奖学金得主的新加坡学生，不管成绩多好，和这些外国学生比起来，都没有得到政府任何的奖励。这样的差别对待是让新加坡人心灰意冷的。”

　　可以说，新加坡的政府领导人一直努力的尝试消除这股排斥新移民的负面情绪。在今年3月的国会中，时任人力部长的黄永宏医生就提供了数据，说明新加坡的经济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源才得以持续增长。

　　虽然新增加的工作机会中有六成雇用了外国人，但大多数的专业，管理和技术工作还是让新加坡人得到。

　　外交部长杨荣文和代人力部长颜金勇，也都在不同的场合提醒新加坡人要以更开阔的胸怀来接受新移民。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了解到，这种由高涨的本土意识所带来的排外情绪不是那么容易可以通过冷冰冰的数据和由政府领导人的理性说服得以轻易消解的。

　　反对党的网站充斥了各种各样的民粹议论，新加坡民主党网站中就有论点认为，行动党政府之所以大举引入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根本是为了让这些“听话”的新移民来取代那些具有英文教育背景和批判精神、因为不满行动党威权统治愤而移民的本土新加坡人，以巩固自己的政权。

　　本地知名英文作家林宝音（Catherine Lim），也在她的博客里猜测行动党政府目前的各种做法，是希望在后李光耀时代，通过中国的崛起和更大的影响力，来延续李资政所建立的威权统治的模式。

　　面对民间的反弹情绪，李显龙总理5月6日在接受汤姆森—路透集团主办的对话会中也坦承：“我们在接受外国人移民到新加坡的同时，也必须努力让这些新移民同化和融入到新加坡的社会，让他们逐渐接受新加坡人的价值观和态度，也让他们的下一代在新加坡出生，成为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

　　我相信从总理的建议里头，新移民应该可以认识到，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都期望他们能够真正的融入到新加坡的社会来，真正的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份子。

机关算尽让本地人忿忿不平

　　政府要通过各种措施来“转变新移民的政治忠诚，以使之成为多元国族建构工程的一部分”，用意很明显。这包括总理公署内设立了公民与人口办公室，负责整合新移民到新加坡社会中；也包括了设立公民日，组织本地人与新公民一起参加，以庆祝获得新的公民身份与取得新加坡的认同。

　　但从民间的角度来说，也许更有效能够缓解这种负面排外情绪的，是本土新加坡人从他们所看到的新移民的言行举止中，是否看到新移民真正的从心底接受了新加坡作为自己新的国家，愿意为之效忠，和与新加坡社会产生认同。

　　让本土新加坡人感到难受的，是发现不少的新移民，在决定是否要成为新加坡的公民时，考虑的几乎都是物质上的回报——能够为孩子上学节省多少的学费，为自己和家人节省多少的医药费，是否能得到资格购买建屋局的新组屋，能够得到多少津贴，节省多少组屋升级的费用等等。

　　对这些新移民来说，这个新加坡人认为神圣的公民权的意义难道就仅仅是那些物质上的好处而已吗？

　　更让新加坡人忿忿不平的，是有的新移民家庭那种机关算尽的入籍——如让家中的女孩子成为公民，却让男孩子保持永久居民的身份。到了服兵役的年龄，男孩子就放弃永久居民的身份来逃避兵役，到外国求学。毕业后再在已经入籍公民的家人的帮助下，以公民亲属的理由重新申请移民。这种只想捞好处，不想尽义务的做法，能够让本土新加坡人服气吗？

新移民应多接触英语群体

　　就算是已经放弃了原有的国籍，取得了新加坡公民的身份的新移民，个别人士的表现也让人摇头。有的宣称自己还是中国人，取得新加坡的国籍只是为了旅行方便而已。有的根本把新加坡的公民身份作为跳板，当成是移民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之前的过渡。有些人虽然已经入籍成为了新加坡公民，却还去挥舞中国国旗，唱中国国歌。

　　这样的行为虽然只具有象征意义，但看在本土新加坡人的眼里，又是什么滋味？　　另外，新移民也必须了解到，正如李总理在汤姆森-路透集团的对话会中所说，新加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还会保持是一个以英文为主的社会。也因为这样，在必须学好英文的前提下，一般新加坡华人对于中文的掌握程度不可能达到普通中国人的水平。

　　新移民最常批评的就是新加坡人的华文水平低落，英文的掌握又只有工具的水平，没有所谓的“灵魂语言”，这样居高临下的批评，听在本土新加坡人的耳里，难道不会对新移民更加的反感吗？

　　要真正融入新加坡社会，我认为新移民也应该更多的接触新加坡的讲英文的群体（English-speaking communities）。

　　在新加坡，华语社团和讲英语的社团之间不论在待人处世、文化观念和价值观，都有很大的不同。讲英语的新加坡人所接触的资讯主要来自《海峡时报》，关心的课题更偏重新加坡和欧美世界，看待问题的角度和立场其实更接近西方的主流媒体。

　　比较起来，《联合早报》用大量的篇幅刊载的和中国有关的评论和新闻，却不一定是《海峡时报》的读者所同样关心的。举例来说，近几周针对中国的“软实力”的话题在《联合早报》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在《海峡时报》却几乎引不起任何的兴趣。

　　新移民如果只把社交的圈子限制在以华语为媒介的活动，只愿意活跃在宗乡会馆和华文文艺团体，将无可避免的会把自己对于新加坡人的接触局限在一个和其他新加坡人几乎截然不同的特定圈子里。

　　不去接触和了解讲英语的群体，把自己的接触面局限在讲华语的社交圈，自然就更容易造成讲英文的新加坡人和新移民之间的隔阂和误解。而这些隔阂和误解，又正是可以操弄的民粹课题。

　　不论在澳大利亚还是英国，都有以反移民的民粹口号来竞选的政客和政党。对于存在于新加坡民间这股暗流汹涌的和新移民对立的情绪，谁又能够保证不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操弄，以谋取自己的私利呢？

　　英文有一句话说，It takes two to tango, 意思就是要跳好一场探戈，需要两方的配合才有可能。新加坡政府一直很用心的通过各种劝导来减轻民间这股对于新移民的对立情绪。新加坡的民间到目前为止还是默默的配合了政府的移民政策。

　　和谐的社会，需要本土新加坡人和新移民之间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我希望本土新加坡人在接纳新移民的同时，新移民们也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努力的融入，和本土新加坡人共同建设新加坡这个我们共同的家园。

·作者是在中国从事管理工作的新加坡人，文发自上海



站长的话
（2008-07-17）

　　在全球化的时代，移民现象已经遍及世界各角落。每个开放和接纳移民的社会，既得到移民所注入的新活力，也的在一定程度上面对移民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政府如何治理和引导，至关重要。但问题却并不能完全靠政府来解决，本地人要有宽阔的胸怀，能看清楚移民的贡献，新移民也须努力融入本地社会，这样才能相得益彰。　　



一个新移民的感想
（2008-07-17）

● 李小荣

　　我是一个来自中国的新移民，看了7月16日发表在《联合早报·言论》刘学敏的文章“他们vs我们：从本土意识的兴起看新移民现象”，觉得有些话不吐不快。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移民与接受移民，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移民的产生，来自于双方对彼此的需要。我喜欢新加坡的政府，廉洁高效，虽然人民为此支付的费用也不菲，总体而言还算值得，这是我选择移民新加坡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新加坡接受我作为移民，是因为我是专业人士，有工作能缴税，为新加坡作贡献，不会成为社会负担。

　　刘君有些说法不太准确。

　　新移民在新加坡，并没有享受到什么优待，只是政策相对公平，而这对我，就足够了。新移民都知道，政联企业和新加坡本地公司，会对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优先，而新移民的工作选择多半在跨国公司。在政府发放的奖学金里，如果同等条件，一定是优先选择新加坡人，而且很多奖学金是只对新加坡人的。当然喽，如果有人不满新公民享受到一样的权利，可以考虑推动立法，模仿马国的“土著人优先权”制度，根据个人以及祖辈加入新加坡国籍的年限，制定相应的优先权制度，看看会怎么样。

　　担任咖啡店助手的大多数中国人，不能被称为新移民，他们多半是持有工作准证, 准证性质和电子厂和建筑工地上的外劳，没有区别，只是外籍劳工而已。他们不可以带家属进新加坡，女工不可以怀孕，合同到期后除非延期，就要回国。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中国人有好有坏，新移民中有好有坏，新加坡人中同样也有好有坏。只追求物质的人，到处都有，谁也不敢铁齿地说，哪里的比例最高。

　　至于说居高临下的批评，我不想提我所遭遇到的某些甚至带侮辱性质的对于中国人和新移民的评价了，有些甚至反映在电视和广播节目里。

　　新移民的问题，不是要多去接触讲英文的群体，而是没时间接触任何团体。绝大多数新移民在新加坡都是无亲无故，完全要靠自己双手打拼，手停口停，为生活而奔波。不过请放心，新移民大多数识英文，读《海峡时报》和看“亚洲新闻台”的。

　　在这个变化莫测的世界里，只有变化才是永恒。对待不断变化的环境，人人都有恐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迁怒和责怪他人是容易的，但是却于事无补。对于自己不能改变的，要调整自己，试图适应，这是我在新加坡生活的信条，与大家共勉。



来自‘他们’的声音
（2008-07-18）

● 桑　竹

　　拜读刘学敏先生的文章《他们vs我们：从本土意识的兴起看新移民现象》，我对其中的一些看法有不同观点。

　　首先，今天世界上绝大部分移民是经济移民。移民的主要动力是寻求好的生活环境、教育条件和就业机会。新加坡人移民英国，不是为了效忠女王陛下，而是为了个人教育和发展空间；中国人移民新加坡也不是为了学唱“Majulah Singapura”，而是为了较好的生活。为政治权利而移民的是极个别的，大部分移民是为了追求好的生活。如果作者认同这个前提，那么新移民在入籍时打的经济小算盘便是合理行为。新移民对自己政治权利和义务的认识肯定没有经济方面清楚和直接。其实，这种重经济轻政治的现象在本土公民中也很普遍。

　　其次，对“机关算尽”的入籍，是否值得如此愤愤不平？假如有人真的照刘先生所说，让家中的女孩入籍，男孩作永久居民，到了当兵的年纪，逃避兵役，去国外求学，毕业后再回来重新申请移民，我们可以帮忙算算这么做成功的机会有多大？

机关算尽？不要以偏概全

　　一、这个家庭要有比较好的收入，负担男孩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所有开销；二、家庭收入必须稳定，只能往上升，不能往下降。因为男孩越来越大，开销也越来越大。如果父母中有一人中途失业或者患病，那么这个计划就要夭折；三、男孩成绩要够好。不然去到外国一个末流大学，还不如守在父母身边好；四、男孩要愿意配合父母才行。如果男孩有自己的志向，有自己的朋友，不愿听从父母摆布怎么办？如果男孩有了个新加坡女朋友，不肯去外国怎么办？五、执行这个计划要十几二十年。如果这期间政策变了怎么办？

　　最后、就算计划成功，男孩子忍受了二十年的不便，绕了半个地球，回到新加坡，不用服兵役，拿了新加坡公民，那又怎么样？他还是要结婚生子，他的孩子呢？他还愿意自己的孩子再来一次吗？这样的人，与其说他“机关算尽太聪明”，不如说他“自作聪明，自讨苦吃”。

　　分析了以上种种，那么，有多少新移民会这样做？想想这件事的难度和不确定性，恐怕一百个新移民家庭中不超过三五个。他们能代表整个移民群体吗？其余的家庭需要为这三五个家庭背黑锅吗？

　　本人在新加坡当了14年的新移民，遗憾的是两个孩子都是女儿，无法证明我们的忠诚。但是，从我的朋友邻居中，可以介绍十个以上的小男孩给刘先生认识，核查身份，看看他们是不是新移民的后代，有没有和父母一同入籍。女孩入籍，男孩不入的家庭，对不起，我还没见过。

　　第三，国民认同感的培养是需要时间的，急也急不来。就算有人拿了新加坡公民，还去挥舞中国国旗，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要去中国，还是要申请签证，没有合理理由，也不能在中国长住。在新加坡呢，他有一切公民所享有的福利和便利，他也肯定有一份工作，这一生最有可能在新加坡度过。

　　当在一个地方生活了十年二十年，有了自己熟悉的同事、朋友，知道地铁巴士多久来一趟，楼下的流浪猫一共有几只，楼前的树开什么颜色的花，停车场里抄牌开单的一天来几次，他就成了这里生活的一部分。反过来，这一切也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全部。如果把这些突然从他生活里拿掉，那他还有什么？到了那个时候，不管他拿什么护照，他都是新加坡人。至于那些为了旅行方便，为了去第三国，由他们去吧。也许他们还不知自己想要什么，也许他们有一天还会回来。

忠诚度是个伪命题

　　第四，新移民活跃于宗乡会馆和华社团体，是因为这些团体最愿意接受新移民。如果以此为依据，断言新移民不愿接触英语社群，不愿融入主流社会，自我封闭，是不正确的。在新加坡，从事脑力工作的人必须使用英语为工作语，从事服务业的也需要一定的语言能力，否则会面对来自上司、顾客和《海峡时报》言论版的巨大压力。从事体力劳动的对语言要求不高，但那些工作主要依靠短期外来劳工，不是新移民的主体。当新移民被要求接受新加坡的中文水平时，社会对新移民的语言能力和阅读习惯是否也应有一丝谅解？

　　第五，无论新移民怎么做，政客们都可以拿移民课题作文章。新移民是政治上最软弱的群体，因此也是最价廉物美的政治靶子。想想看，如果新移民都融入主流，成为社会的中坚，登上《海峡时报》主版，投机政客只要把题目改改，变成：“They take too much from us. We want it back.”那不是同样的好文章？

　　第六，在新加坡，新移民的忠诚度是个伪议题。就算我们在报纸上争论一个月，看不懂《海峡时报》的依然看不懂，喜欢去新加坡大会堂拉二胡的还是会去。这种讨论无法改变新移民的个人行为。

　　想想一百年前，过番南来的先辈有几个打算在这里终老的？可为什么他们再也没有回到家乡，而成了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的祖先呢？他们可想到忠诚的问题？他们留下来，是因为相信这里是安居乐业，抚养儿女的好地方。他们慢慢成了新加坡人，有了国民意识和忠诚。同样的，只要新加坡保持安定繁荣，让人们安居乐业，政府把该计划的计划好，该管住的地方管住，给它一百年，还分得出谁是新移民吗？

　　第七，“机关算尽”不是友善的字眼，希望作者慎用。对于大部分勤奋工作、热爱家庭、有社会责任感的新移民是不公和伤害。也希望早报编辑把好关，不要选用这样的文字作小标题。如果没有这四个字，我也就忍住不吭声了。毕竟我是新移民，最好的策略是交税和闭嘴。

·作者从事商业管理工作




新加坡需要怎样的本土意识？
（2008-07-18）

● 李叶明

　　笔者来狮城已经十多年了，怎奈乡音未改，一直被当成“新”移民。与朋友聊天，他们知道笔者已在狮城居住超过十年，便冲口而出：“那你根本就是新加坡人了！”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时，不但大家的关系更近了一层，而且一种美妙的认同感油然而生。

　　同样的聊天也会产生另一种反应。在一次讲座上，笔者下意识地用了“我们新加坡人”。茶点时间，一位听众对我说，“我很惊讶，你竟然会说‘我们新加坡人’……”。

　　看来，当一个新移民认同新加坡，以新加坡人自居的时候，并不是所有新加坡人都能接受的。

本土意识vs国民意识

　　刘学敏先生7月16日在《联合早报》言论版发表文章《他们vs我们：从本土意识的兴起看新移民现象》，显然就反应了这一部分人的心态。我好奇的是，为什么新移民就不能是“我们”的一部分，而必须是“他们”呢？

　　刘学敏君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有一个前提——“对于本土的认同和相应而来的排外情绪”。他认为，经过43年的独立建国和政府有意识地塑造国民意识之后，新加坡人已成为具有强烈本土意识的公民了。而在刘学敏君看来，“强烈的本土意识”必然会导致“高涨的排外情绪”，新移民理所当然被当成与“我们”不一样的“他们”。

　　刘学敏君提出的这个问题，无疑是非常严重、相当负面的。但我不认为这是新加坡塑造“国民意识”的结果。

　　必须指出，“本土意识”并不是“排外”的代名词。新加坡早期华文文学中所出现的“本土意识”的作品，就丝毫不带任何排外的倾向。而刘学敏文中所说的排外的“本土意识”，类似于前一时期非常高涨的所谓“台湾本土意识”。在“本土意识”下，台湾人被分成了“我们”和“他们”（外省人）。好端端的一个社会竟然被活生生地割裂，出现了水火不容的族群对立和恶斗。难道新加坡需要这样的“本土意识”吗？这样的“本土意识”怎么可能是新加坡所培养的“国民意识”呢？！

　　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新加坡的“国民意识”除了对国家的认同外，还有强烈的不分种族、不分宗教，追求平等与自由的信念。这是新加坡能够独立建国，实现种族和谐的保证。既然我们的“国民意识”能够帮助人民包容种族、宗教和文化的差异，能够凝聚新加坡人追求“One Nation, One Singapore”的大融合，为什么又允许所谓的“本土意识”去切割“我们”，制造一个“他们”，最终造成“我们vs我们”的隔阂？

苛求认同，无助于认同

　　刘学敏君在文章中列举了一些极端的个例来讨论新移民的认同和融入问题，他也提到了一些新加坡人典型的排外言论。我认为，这样只会挑起更多情绪化的反应。

　　事实上，来自中国的新一代移民，已不再像先辈那样，是为了求出路、求活路而移民的。他们更多的是为了追求更美好、更富裕的生活。在选择是否移民时，考虑新加坡能为他们提供的“好处”，是合理的逻辑。如果他们选择了新加坡，就证明新加坡还有一些优势，这是值得新加坡人自豪的。

　　新移民与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成长经历，不同的习惯，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这太正常不过了。没有必要把这种种“不同”上升到“不认同”的高度。新加坡人完全可以像包容种族和宗教差异那样，去包容这些小小的“不同”。

　　新移民选择了新加坡，就必然要选择融入。对任何一个新移民来讲，拒绝融入纯粹是自找麻烦！所以，关于新移民“不愿意融入”的担心，是多虑了。

　　可是在现实中，新移民的融入，却总是不太顺畅。三江会馆会长李秉萱曾经提到，新移民要融入新加坡必须过一道难关，就是老移民的心态。事实上，新移民在新加坡到底可以融入到什么程度，绝对不是由新移民单方面决定的。

　　黄根成副总理在去年的一次讲话中也指出：多数新加坡人对外来移民表示欢迎，但也有一些国人抱有负面的看法，即使对方真心要根植新加坡，也对他们采取排斥的态度，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他认为，这些人对新移民的负面看法其实是情绪化的反应。

　　为此，黄根成呼吁新加坡人反思：“如果一直对新移民抱着怀疑的态度，最后必定会弄假成真，导致新移民只在新加坡短暂居留。理由很简单，没有人会喜欢长期住在一个自己不受欢迎的地方。”

　　而刘学敏君在他的文章中也提到：It takes two to tango, 意思是要跳好一场探戈需要两方的配合。事实上，“认同感”的形成，也同样需要双方的努力。如果一味指责新移民不够融入，苛求对方无条件“认同”，夸大双方的各种“不同”，把新移民当成“他们”来看待，这才是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的最大障碍。

·作者从事教育与科技工作



站长的话
（2008-07-19）

　　如何让新移民融入新入籍国家的主流社会，是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和媒体“意见领袖”都关注的问题。要融入主流社会，首先需要了解主流社会，从而进一步分析、理清融入主流社会的障碍。要求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应多接触英语群体”，是出自希望移民和本地社会更快融合的善意，抑或是出自下意识的对新移民的歧视，或是“以偏概全”的错误观察。这是还可澄清的枝节，并非要旨。重点仍是，不论是本地或是外国，主流社会与新移民的融合，向来都需要双方努力了解对方的历史文化背景，接受对方的文化差异，分析批判一些阻碍理解和融合的偏见和情绪，确立一些有助于融合的机制与法规，往往还须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磨合，才能让新移民更顺利地融入主流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应和新移民平等交流
（2008-07-19）

● 王树森

　　翻开7月16日的早报言论版，刘学敏君的一篇文章《他们vs我们》的标题吸引了我。可是读了以后，我心情特别沉重，心里也不禁有许多疑问：

　　一、在该文里怎么中国人成了抢新加坡人饭碗的乞丐？那么作者刘学敏到“乞丐王国”又是去干什么了呢？

　　二、作者引用反对党的话说：“行动党政府之所以大举引入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根本是为了让这些听话的新移民来取代那些具有英文教育背景和批判精神、因为不满行动党权威统治愤而移民的本土新加坡人，以巩固自己的政权。”那我就纳闷了，好好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什么时候就孤立到如此地步，要靠外来移民的支撑才得以巩固它的统治？这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不能不说起到了贬低、丑化的作用。

　　三、我第一次听说，一个加入新加坡国籍的外国人，连自己原来是什么国家的人都不可以讲了、挥舞一下自己原国家国旗就犯法了、唱一下自己原国家的国歌就成了新加坡的叛徒。这是什么逻辑？这是什么主义（一个小国的大国沙文主义）？

　　四、作者俨然以一个长老的身份教育新移民：“新移民应多接触英语群体”，多么深刻的教诲。孰不知，在这个全球化的社会里，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还像上世纪60年代那样，东方就永远落后于西方吗？什么都是西方好吗？美国攻打伊拉克、美国的次贷危机好吗？群体之间的沟通是十分需要的，讲中国话和讲英语、法语、日语的，在工作上、生活上、学习上的沟通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有需要自然就会有沟通。问题在于作者的提法不对，他是看中国人不顺眼！看看吧：日本人、马来人、越南人和英语群体的接触又怎样了呢？不都是一样嘛！同语种的沟通总比不同语种的容易得多，这是客观规律。

　　刘学敏还引用了李显龙总理、资深报人韩山元、前人力部长黄永宏医生等的讲话，似乎他很拥护政府的移民政策；但是他话锋一转，在后面大做文章。在大谈新移民的不是时，又要引用博客、反对党、XXX议员、XXX读者、知名作家XXX的话来指责新移民、反对政府的移民政策。并告诉人家，不是刘学敏对新移民政策有多大看法，而是其他人有看法……

　　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了：现今的新加坡，民主法制十分健全，言论自由，不像文革中的中国，动不动要扣上“反革命”、“打着红旗反红旗”、“右派”的帽子。刘学敏先生又何苦躲躲闪闪，一方面打着领袖的红旗，然后引用别人的话来达到自己反对新加坡移民政策，从而挑起新移民与本土新加坡人之间的隔阂呢？

　　我个人认为，现在的所谓移民政策，已不是过去单向的了，在如今这个地球村里，你到我家，我到你家，相互的交流、帮助是十分频繁和不可或缺的。如果谁以为自己是老大，不要人家来帮忙，认为到他家来的客人就是讨饭的，那他就是坐井观天的青蛙（今天的老美也不敢如此狂妄）。以平常心对自己，以平常心对别人，平等待人，大家就能和睦相处，社会和谐才能实现。

·作者是上海资深教育工作者，现旅居新加坡



谈谈我的“机关算尽”
（2008-07-19）

● 蒋琦

　　读了刘学敏7月16日刊登在联合早报上的《他们vs我们：从本土意识的兴起看新移民现象》一文和随后几位读者的文章，觉得意犹未尽，不妨以本人为例作一番探讨。

　　本人1991年从中国来新加坡工作，随后太太、3岁半的儿子一起移居新加坡并成为新加坡公民。目前儿子正在国民服役。

　　有关国民服役确实是有男孩的新移民家庭所面临的问题。因为在中国，绝大部分男子尤其是能考上大学的是不需当兵的。我也确实看到有少数新移民家庭的男孩在中四毕业后离开新加坡，避免服兵役。

　　在我看来，如果一个新移民家庭没有打算在新加坡作永久居留，在新加坡只作工作和学习考量，那么让小孩避免服兵役也是很正常的。

　　对于我们儿子的将来选择，我们是这样考虑的：选择一，回中国；选择二，去其他国家，如美国；选择三，在新加坡。

　　如果是选择一，服兵役就没有必要了。但，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

　　对于选择二或三，我们考虑后认为还是应该服兵役，让孩子成为一个真正的新加坡人，这是他学习、成长的地方，有他的很多同学，朋友和回忆。即使今后他选择了二，他仍然有他的家园，任何时候他可以回来，那是他的家，将来的一切由他自己主宰。

　　对于新移民自己将来的安排，也是新移民家庭所面对的问题。

　　由于背景的不同，作为第一代移民面对最多、最大的困惑是来自精神层面的。我们必须去适应和接受这新的环境。但是，当你看到楼下年老的老移民们退休后的生活情景，你不禁要问自己：我们所努力去适应的这个新环境，最终让我们退休后的生活像他们一样乏味？

　　现在的新移民大多数接受高等教育，他们不但希望有好的物质条件和生活环境，更希望有丰富的精神和文化生活。

　　刘学敏文中谈到的新加坡华文群体和英文群体间的差别确实存在，那是新加坡本身的历史问题，与新移民无关。本人认为，在现代高科技的信息社会，只有受教育的高低差别，与不同语种（如华文或英文）应该并无大的差别。不管是科技、艺术、经济、政治、文化、新闻，你都能以不同的语种去欣赏它。

　　新移民们以自己的语种拥有上述方面丰富的知识是有目共睹的。倒是反观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和水准实在不敢恭维，不但华族新移民们担心，也让许多新加坡华族家长担心。而十几年的华语运动仍落得个市井水平而已。

　　新移民们从短期到长期居住新加坡，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心路历程，绝非三言两语能道尽。而社会也应该在创造好的物质环境的同时，更注意精神和文化环境的建设。这不但有利于新移民，也有利于全体国民素质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