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1日星期一
再谈外来体育人材
何谓‘我们’？
（2008-08-30）
● 洪艺轩
前阵子到国家博物馆参观时，一件历史展品让我留下深刻印象。那是一份我国建国初期的旧报纸，里头一篇文章讨论的正是我们时下的热门课题——“新移民是否抢了我们的饭碗？”
新加坡是个移民社会，我这代人当中，很多人的父辈或祖父辈都是从其他国家移民到新加坡，近则来自马来西亚、印尼，远则来自中国、印度、阿拉伯国家、欧洲等。新加坡从未停止吸引外来人才，而有关新移民的辩论之火也未曾熄灭，再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这些争论也不见得就会消失。
“我们”与“他们”之间是个不断移动的分界线，谁该归于哪一方，总是看时间、场合而定。我们也曾经是别人眼中的“他们”，而随着人们落地生根、成功融入本地社会，原先的移民已自豪地以“我们新加坡人”自居，“他们”又成了后来者的称号。
但是究竟何谓“我们”？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华人本来就不是一个单一的社群，而是由多元文化和背景组成的。以教育背景来划分，可分为英校生和华校生两大块。以方言来分，则可分为闽、粤、潮、客、琼等许多不同的群体。“我们”和“他们”的区别不仅针对新移民，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表现出来。
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前年12月至去年1月对1824名新加坡公民展开的调查，结果显示同其他种族对本身族群同胞的100％接受程度相比，本地华人对自己族群同胞的接受程度只达到99％。
此外，在本地，华人虽然是最能够被其他族群接受的，但是华人对其他族群同胞的接受程度却是最低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和其他种族对他族的接受程度分别是88％、93％、94％和95％。
专门研究多元文化问题的主要调查员诺曼华素助理教授受访时表示，这样的调查结果并不意味着华人讨厌其他族群，而是因为华人作为本地社会的大多数，较容易忽略其他族群。反观少数族群比较能够互相容忍和接受。
在最近有关新移民的辩论中，同其他种族相比，土生土长的华人对新移民骂得最凶，想必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本地社会奉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原则，身为“多数”的群体，难免会认为“少数”群体得顺应他们。但是“少数”的内心服气吗？未必。
《海峡时报》的一名年轻马来族记者在今年国庆期间，就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我觉得自己是最不受宠爱的孩子”。她在文中满腹委屈地谈到自己总觉得身为马来人，而比其他族群的新加坡人次一等，许多国人都对马来人有成见，认为马来人懒惰，或者误会本地马来人在情感上较亲近马来西亚。她在文末感慨自己那不曾被征召入伍参加国民服役的父亲，每逢国庆都会在家里前后门各张挂一面国旗，仿佛这么做就能成为较受宠爱的新加坡之子。
读了这篇文章，让我非常感慨，因为在英治时代，本地华人也面对许多歧视。反共时期，许多华校生甚至莫名其妙地一律被套上“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当时也有许多人质疑这一大批华族移民是否真心诚意要落户南洋，还是只来捞一笔，然后衣锦还乡？
如今，土生土长的华人在新加坡社会占了大多数，在政府、私人企业、非官方机构等，都坐上领导位置，声音也最大。我们对国家的忠诚已经成了无庸质疑的，因此我们当中有些人就理直气壮地把矛头指向他人，用别人曾经质问我们祖先的口吻来批评新一代的移民。
今日的世界是个地球村，一个人出生的地方未必就是他成长的地方，成长的地方也未必是工作的地方，而工作的地方又未必是终老的地方，终老的地方更未必是下一代出生或成长或工作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一代或我们的下一代，国家认同感也许已经不再是一选一的问题了，人们会把心切成多块，所到之处都把一块留在那里。
也谈引进外来体育人才
（2008-08-30）
● 叶碧娇
关于外来人才或新移民的争议，最近被炒得沸沸扬扬。然而，人们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引进体育人才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如果这项政策仅仅停留在国际赛事中争得奖牌上，那么国人对于外来人才能否真正代表新加坡实力的疑惑将永远存在，而且时不时地发出这种不安，接下来是国人胸怀是否够宽广的争论，周而复始。
根本的问题，是本地的体育实力和水准。我们不能因为新加坡是个小国，仅有400万人口，就认为无法像美国、中国那样体育人材辈出。在本届奥运会上，牙买加这个人口仅200多万的小国，众人眼中所谓的穷国，在田径场上让人刮目相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的奖牌源于政府制定并支持人民投入短跑项目的系统训练，更源于人民对田径尤其是短跑项目的热爱，以及艰苦卓绝和持之以恒的训练。
那么外来体育人才，能否起到推动本地体育事业发展的作用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显得很微妙了。因为如果国人没有响应起来，配合进行，有再多再强的外来体育人才都无济于事。
首先，新加坡政府已经行动起来了，为了让国人能够更顺利地看到奥运会上新加坡团队对垒中国队，争夺冠亚军的实况，李显龙总理宣布把同这场比赛“撞期”的国庆群众大会英语演讲的现场直播延期。
在英语演讲时，李总理甚至将现场和远在北京的新加坡团队连线，向国人及时报告队员的心情和情况。
相当一部分的国人也迈出了第一步，他们聚集在各个公共场所，就像在现场那样，为新加坡团队加油打气，高声呐喊。他们兴奋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充分表露了由新加坡女乒团队带动起来的对体育的激情。根据报章报道，由这次女乒夺得银牌胜利开始引发了一股乒乓球热浪，吸引了很多人对乒乓球运动的兴趣。
要建立广大群众基础
然而，要让新加坡的体育运动趁这次女乒夺得48年以来的第一枚奖牌而掀起波澜，仅仅靠这些是远远不足够的。体育事业是一项需要长期投资的项目，它不能只靠一时的热情和冲动；它是一种文化形态，需要耐心持久地耕耘和努力。它更是一种广泛的、以群众为基础的大众产业，需要全民的支持和投入。
体育是必须付出大量精力和心血的“长期投资”项目，是必须具有坚韧的毅力和惊人的忍耐寂寞的心境才能得以坚持的事业。试问，以如今冷气室里“泡”大的新一代，哪一个愿意“冬练三寒，夏练三伏”呢？又有哪一家父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教练的吼叫中摸爬滚打，摔倒又再爬起呢？这样的客观条件，造成了新加坡体育人才的严重匮乏，构成了新加坡政府引进体育人才的社会背景。
如果国人不能够改变观念，把体育运动当作生活的一部分；如果国人不能够改变观念，依然文凭至上，把钱途当作第一位，继续剥夺有体育才华的青少年对体育的热爱，遏制他们在这个方面的才能；如果国人继续过分重视物质享受，视艰苦奋斗为过时或者畏途，那么目标仍然遥不可及。
而如果我们的社会，比如媒体一味为了收视率等问题，不能主动负起为体育制造舆论的责任——及时主动地转播报道具有世界水准的大型国际赛事，起到号召引导的作用，那么新加坡永远只能靠用重金吸引外国体育人才的方法来走上国际，赢取奖牌。这样的奖牌从本质上来说，是不能真正代表一个国家的体育实力的。
希望我们能够充分把握这次女乒夺得银牌，激起全国人民体育激情的机会，将整个新加坡的体育运动引领进一个新的起点，迈向更高水准。
·作者在政府中学任华文教师
季候鸟与嫁接树
（2008-08-30）
● 陈华福
今年2月29日，国际乒联董事以45票对3票的绝大多数票通过了“限外兵团”的议案，乒联董事主席欣慰地说：“这个议案对有些国家有利，有的国家不利，但对于整个大家庭来说肯定是利大于弊的。”
海外兵团犹如季候鸟群，良禽择木而栖，随气候的变化四处迁徙。它们的到来增添了一个优良鸟类的品种，没有不受文明国家的欢迎和保护之理。
然而，美国国鸟是白头雕，中国的国鸟是象征长寿的丹顶鹤，已惨遭捕杀灭绝的渡渡鸟仍是毛里求斯的国鸟，再小的国家都有自己心仪的国鸟。季候鸟难成为国鸟，因为任何一种国鸟都是民族精神的象征。
外来移民不等同海外兵团，他们更多是像移种或嫁接的植物。比如由巴西移植到南洋的橡胶树，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终于成为具有代表性的本土植物的一员。
诗人舒婷笔下的橡木，不论是长于中国寒带北方还是美国，任何公民对这生态植物的深厚感情都胜过气候改变才飞来的季候鸟：“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无可讳言，我们不少先贤是海外移民，至今仍然深获民众的爱戴和敬仰。但这无疑说明，任何移民与其子女，只要能融入当地的社会，并能在那里受到培养成为杰出的公民，必然受到当地群众热烈的欢迎。
由于人的体质和兴趣差异，以及生活所处的地理环境等有别，没有一个体育强国能包揽所有的运动项目。同一类运动项目，不同人种进行竞争，才有精彩伦比可言。要是角逐同一种奖牌的运动员都来自同一原始培训练基地，尽管团队用上不同国籍包装，但的确是不利于此项运动在全球各地的推动。
·作者是本地自由撰稿人
站长的话
（2008-08-30）
新移民的融入是一个过程，我们要吸引外来人才，弥补自己的不足，就必须了解到，我们必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我们的先辈来到南洋时，总是想到落叶归根，只有在这里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生活后，才逐渐产生认同，并决定在此落地生根。他们土生土长的后代，自然而然就和这片土地认同了。
在新移民的家庭中，我们正在看到这样一个过程的重演。家长在原来的国度土生土长，对那里自然会有挥之不去的感情，小孩子在这里读书上学，天天唱国歌，耳濡目染，很快就融入了本土。因此，一家子在支持中国还是新加坡球队上从骨子里流露出来的自然差异，对我们实在具有很大的启示。
支持哪一队？
（2008-08-30）
● 单超
四年一次的奥运会已经圆满结束了，作为新加坡人，8月17日那个晚上可算是非常难忘的一刻。阔别了48年的奥运奖牌梦终于实现，可算是众望所归。
我们一家是新移民，那一天同样感受着岛国的喜悦，就在我们看电视直播的时候，我那读小学一年级的8岁儿子的小小言行，让我们想到了很多。要支持哪个队呢？我们夫妻二人在中国土生土长，很自然的就支持中国队。然而，孩子却是铁了心支持新加坡队，这可是一个很好的社会现象啊！小孩自从在新加坡上学的那天起，每天早上都升新加坡国旗、唱新加坡国歌，他能自发的为新加坡队加油、打气，这才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
新加坡政府和人民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环境和教育，我们没有理由不珍惜啊！自从我们成为永久居民那一刻起，就开始教育孩子：你现在在这里读书、生活，长大了要为新加坡服务和工作，回报这里的社会和人民。小孩的小小言行应该是发自内心的，他已经把自己看成一个十足的新加坡人了，可见新加坡政府的移民政策是非常有效的。那些还在对移民政策说三道四的小市民们要放眼未来了，胜利永远属于你们的。
加油吧，新加坡！
未来是美好的，让我们一起不分彼此的心连心，一起努力吧！
2008年8月27日星期三
新移民的贡献
只要有贡献都会获得承认
（2008-08-27）
我国女子乒乓队前天携带48年以来的首枚奥运银牌，如英雄般从北京凯旋。自回到国土的那一刻起，无论在机场还是在沿途所经之处，都有大批挥舞国旗的民众夹道欢迎。
而在莱佛士城，1000多名民众早就涌入庆祝会场，争相目睹奥运健儿们的风采，分享她们成功的喜悦和荣耀。对新加坡来说，此情此景还是很新鲜的。那种团结友爱、万众一心的感人场面，不仅为我们这个国家增添了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气氛，而且也使全体国人在自动自发地参与中，接受了一次极其特别的爱国主义情操的洗礼。
在庆祝会上，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长维文医生宣布，在内阁的提议下，经总统赞成，政府将为夺得奥运银牌的冯天薇、李佳薇和王越古三名运动员，授予象征着极高荣誉的“功绩奖章”，以表彰她们为国家赢得荣誉而立下的汗马功劳，同时也借此鼓励更多运动员今后在国际赛场上努力拼搏，为国家作出更多贡献。
在世界所有国家，政府和社会都非常重视与珍惜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特别是在奥运赛场上的杰出表现。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本国体育健儿的优异成绩以及升国旗、奏国歌的颁奖仪式，不仅浓缩出一个国家的形象，而且更能激发全国同胞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增强全体国人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乃至对整个社会的进步起到鼓舞作用。因此，无论大小与贫富，各国政府都要对获得优异成绩的本国运动员给予物质奖励。
而新加坡女子乒乓队此次所获得的嘉奖，不只是物质层面，而且还将获得代表极高荣誉的“功绩奖章”。在此之前，只有两人获得这份殊荣，一位是我国第一枚奥运奖牌得主、举重运动员陈浩亮；另一位是曾多次在国际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前游泳运动员杨玮玲。很显然，这种精神层面的表彰，再次体现了我国政府对体育运动的高度重视。
如同我们在此前的一篇社论中所说，为新加坡赢得奥运奖牌三名女乒队员都是原籍中国的新公民，她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这个国家的价值，报答了国家和社会对她们的关心和培养；现在，政府和社会给予她们以高度的肯定和嘉奖，我们认为，她们是受之无愧的。
新加坡是一个用人唯才的社会，任何一个公民，无论他们当初来自哪里，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只要为这个国家和社会作出了贡献，他们都会获得承认和肯定。体育赛场上是如此，其他领域同样也是如此，包括文化、艺术、学术、教育和科研，等等。只有坚持这样做，新加坡才能继续旺盛地成长，也才会在世界大舞台上继续受到尊重、令人刮目相看。
毫无疑问，引进和培养来自国外的各类人才，绝非意味着本土人才就会被忽视。恰恰相反，这些年来，政府在培养本土人才方面不仅从未懈怠过，反而是格外重视。我们相信，一些民众针对外来人才所发表的质疑和疑虑，政府已经听到了。我们非常希望看到，将来会有更多的本土人才在各个领域，包括在体育领域不断地脱颖而出，从而在不同领域的国际赛场上，为己为国争光。
以宽阔的胸襟接纳新移民
（2008-08-27）
● 李顺福
在国庆群众大会上，李显龙总理再一次呼吁国人了解吸引外来人才的需要并接受新移民。以体育为例子，他说，代表新加坡参加北京奥运会的25名运动员中，一半是新公民。我们的游泳小将陶李成功游进蝶泳决赛。我们的乒乓女队更为我国赢得48年来的第一面奖牌。他说：“体育要有成绩，不能只靠土生土长的运动员。我国在奥运的成绩说明这点” 。
总理说的一点也没错。从我国奥运健儿的表现，证明了引进体育人才的作法是正确的。不只是体育，总理说：“我们也必须引进其他方面的人才”。在群众大会上，他谈到两个引进外地人才的原因。第一，国人目前的生育率只有1.29，比人口替代生育率2.1来得低许多；第二，我国目前的人口只有400万，要进一步发展经济，这样的基面（base）是相对不足够的。
除了上述原因，吸引外来人才的动力来自全球对人才的需求日益殷切。很多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都面对低生育的问题，所以招引外地人才成了执政者当务之急。澳大利亚就是一个例子。在它废除白澳政策后，它大开门户广纳专才。它还通过大专院校到海外招生。近十年来，为数不少的本地人举家移民到澳大利亚去，其中就包括曾到澳大利亚受教育的本地学生。
多年努力有了成果
经过多年来的努力，我们清楚看到当局的吸引外来人才计划已经开始奏效。外地人才不断选择到本地工作，其中不少申请成为永久居民或者归化为新公民，成了我国经济的生力军。
可是，有些国人在接受新移民这课题上仍旧存有一些疑虑。他们关注的有下列三点。
（一）担心新移民会在职场上与他们竞争，甚至抢走他们的饭碗。影响较大的是因经济转型而遭裁退的年长员工。为了减低这方面的压力，有关当局、工会领袖和顾主三方面通力合作，协助工友提升技能，加强他们的受雇率。
（二）另一些人对部分新移民的英文掌握能力感到不满。他们还写信到传媒质询为何英语差的外地员工能够受聘在本地服务业中任职。虽然口口声声说没有排斥之意，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客工的鄙视，却是不言而喻。
（三）有些国人也对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的意愿感到怀疑。这种疑虑可以理解，因为不是全部的新移民最终能够成融入本地社会。不过，融入社会是个双向工作。除了靠新移民本身的努力，社会整体也得加以配合。如果国人能给于基本的尊重和善待他们，那新移民融合社会的几率将会提高。再者，融入社会是一个过程，犹如涓涓流水，是急不来的。很多华族家庭的祖辈是来自中国的“过番客” ，他们也是在经过一两代人之后，才在本地落地生根，成为本地公民。
在接纳新移民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太在乎土生土长和新移民两者间的区分。
第一，不管是土生土长或者是新移民，只要是公民，我们应该对他们一视同仁，不应有彼此之分。就以我国的乒乓女队为例，三位女将李佳薇、王越古和冯天薇虽然来自中国，但她们都已成了我国的公民，是我们的一分子。因此，对她们三位能够得奖，我们应该感到光荣与骄傲。就如国际奥委会委员黄思绵所作的，拥抱她们，给她们加油。我想，在参与国际赛事上，团员是土生土长或许是新移民都无所谓，重要的是团队具备实力，赢得奖牌为国争光。
外来部长贡献大
第二，刻意把新移民区分开来的做法是有欠妥善的。这种区分可能会被误解为看扁新移民，把他们当成二等公民。我们没理由，也不应该释放出这种不正确的讯息。笔者不时在报章上看到读者对新移民诸多批评的反馈。在8月19日报章上，一位李姓读者这么写道：“虽然我对新加坡赢得奖牌感到骄傲，不过，看到我们是靠着在外地出世的移民获奖，我就骄傲不起来了”。虽然这位读者反映的是少数人的看法，它显示出部分国人看待新移民的心态。据悉，当局已经开始通过市镇理事会等组织主办的庆典把公民权证书颁发给新移民。由社区带头欢迎新移民将有助新移民融入社会，是值得尝试的点子。
第三，对华族社群来说，多数家庭的祖辈也是通过移民的方式在上世纪初来到新加坡。作为移民的后裔，我们又怎能忘本而鄙视这一代的新移民？
接纳移民是我国多年以来奉行的策略。国人应该记得，在第一代的政府内阁里，一半的部长是来自邻国的移民。可是，非土生土长的事实丝毫没有减低他们对国家的效忠与贡献，而国人也从未曾把他们当外人看。
全球化加激使到人才成了各国竞相争夺的资源。如果期望经济持续增长，国人就必须敞开胸襟接纳新移民。除了广纳人才，我们别无选择。 ·作者是本地资深文化工作者
2008年8月23日星期六
新加坡能不接纳外才吗？
新加坡能不接纳外才吗？
（2008-08-23）
● 林晓东
新加坡队终于获得一块奥运银牌，许多国人欣喜若狂。但是在媒体上也时而听到一些非议，认为三位主力女球员全是引进的中国人才。
许多新加坡人显然不了解世界乒乓球运动的现状。本月15日，新加坡与韩国队争夺决赛权的关键一仗中，韩国队头号主力唐汭序击败新加坡的王越古。唐汭序原名唐娜，本来也是中国国家队球员，2000年才移居韩国。
16日被韩国队淘汰的美国队主力球员高军、王晨，均为前中国国家队的球员。
不仅美国、韩国这样的体育大国要依赖中国球员作头号主力，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引进中国的乒乓球员，比如，刘佳(奥地利)、吴佳多（德国）、李佼（荷兰）、陈卫星（奥地利）、王增羿（波兰）、王建锋（挪威）、杨敏（意大利）、何志文（西班牙）、林聚（多米尼加）、冯喆（保加利亚）、刘崧（阿根廷）、蒋卫中（克罗地亚）、黄文冠（加拿大）、成应华（美国）、吉田海伟（日本），谭文玲（意大利）、李云飞（比利时）、连茜（多米尼加）、徐光宏（加拿大）、苗苗（澳洲）……
这个名单很长，而且还在不断增长中。绝大多数中国海外乒乓球员是当地国的主力选手。
中国人习惯上将这些为外国出力的球员称为海外兵团。当年中国国家队主力何智丽移民到日本，改名小山智丽，在1994年广岛亚运会上代表日本击败中国，取得金牌。中国国内舆论一片哗然，官方媒体公开指责小山智丽是汉奸叛徒。
不过近年来中国人意识已经全然改变，绝大多数中国人以宽容的心态接纳这些加入外籍的球员。这是因为中国体育界也引进了一大批的洋教练。
比如在8月14日的射箭女子个人决赛上，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箭手朴成贤以1环之差输给了中国选手张娟娟，而中国队的教练却是韩国人杨昌勋。在同一天的女子佩剑团体半决赛，中国以45-38战胜法国，中国队的教练也是法国人鲍埃尔。
通过这些事例，许多中国人认识到体育是一种健身文化，让中国体育人才走出国门，让外国体育人才进入中国，实质上是一种有益的国际文化交流。如果用狭隘的民族政治理念来阻挠这种国际文化交流，无异于文化上作茧自缚，不利于自身文化的成长壮大。
另一方面，新加坡与中国女乒决赛时，现场的中国观众不仅为中国队加油，也大声地为新加坡队加油助力，展现了大国的体育风范。对于真正的体育爱好者来说，双方实力相当，展开高潮叠起，精彩纷呈的比赛，这才是体育事业的最高境界。
如果像中国、美国这样人才济济的体育超级强国都要大量引进外国人才，那么新加坡作为一个文化多元的小国，引进一些外国体育人才是理所当然。需要深入思考的不是引进人才对不对，而是引进人才后如何发挥更好的社会作用。
·作者从事网络与翻译工作
2008年8月22日星期五
政府鼓励生育
为养和育提供一条龙式辅助
（2008-08-22）
政府前天公布的鼓励生育和帮助人们养育子女的配套详情，相信会羡煞许多年长一辈的新加坡人。因为，在他们结婚生育的年代，国家经济实力仍相对薄弱，人们哪敢奢望得到什么养儿育女的诸多税务回扣、婴儿花红、托儿津贴、16个星期的有薪产假等等。他们当中不少人也许还赶上了“两个就够了”的节育政策。
然而，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彼一时，此一时，社会情况不同了，政策也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对政府刚宣布的鼓励和辅助配套措施，一般的反应看来还是不错的。当然，也有人希望政府还能做得更多或更大胆些。我们认为，整个配套肯定是比此前的任何时候更具吸引力了，但有些地方还是可以通过听取和分析民众的反馈来加以改进。其中一个还可以更加着力的关节，就是教育，这也是本报读者经常在交流站反映的课题。
老一辈人深受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影响，没有不生或少生的问题，但对教育就没那么重视，反正儿孙自有儿孙福。但现在的年轻父母就不同了，他们都很了解教育的重要性，儿女的教育问题，包括教育费用的负担也自然成了他们生儿育女的主要考量因素。一位年轻母亲昨天在交流站的投函，其实正反映诸多年轻已婚妇女的困境。
新的鼓励生育配套，可以说基本上照顾了从怀孕到托儿的阶段，但在许多家长心目中，孩子进入小学，也许是个更加重要的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孩子需要面对决定前途的考关，要兼顾孩子的学业和其他福利以及个人的事业，是许多职业妇女感觉压力最大的难题。有不少高学历的已婚妇女，也正是在这种两难的煎熬之下，忍痛放弃了工作，在家全时间照顾孩子，等到孩子进入中学或大学，较能自立的时候，她们再想回到职场就会感觉脱节和难以跟上。养儿育女的担子沉重，显然也是一些事业心较重的已婚职业妇女，选择不生育和少生育的主要因素。
如果从这一角度切入，再考虑到许多年轻家庭，包括新移民家庭，都缺乏过去大家庭的祖父母的支援，那么，我们的整个辅助养儿育女的配套，可能就得从托儿阶段进一步至少延伸到小学阶段，形成从托婴到托管的一条龙式辅助。读者提出了全日制教育的概念，这并不是新的概念，主要的困难在于落实这一关。如果所有的小学都改成全日制，一下子就得增加一倍的师资，这是不容易办到的。
因此，就中短期来看，比较实际可行的，是推广学生托管服务。目前，学生托管中心已在悄悄兴起，一些管理和师资较好的托管中心，也成了热门中心，名额供不应求。学生托管中心的好处，在于它能较好地解决学生上学前（读下午班）或放学后（读上午班）半天没人照顾或管教的问题。过去，有些家庭就曾出现所谓的“锁匙儿童”的问题。
学生托管中心很好地弥补了小家庭的工作夫妻无法兼顾上学子女的问题。托管中心提供了家长一般的照料，也提供学校一般的督导、辅助。一些退休的教师也在托管中心找到继续发挥所长、为教育下一代继续贡献力量的好去处。当然，托管中心的费用不菲，和托儿所、幼稚园一样，费用越来越高，对一般中低收入家庭来说是沉重的负担，如果有超过一名子女需要托管，费用自然更加沉重。因此，这也许是进一步完善整个鼓励生育配套的重要环节之一，值得政府认真考虑和研究。
站长的话
（2008-08-22）
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民众的普遍迟婚晚育，不但会使工作人口老龄化。而且晚育加上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使得一些发达国家的40至60岁的管理层人员成了“夹心层”：面对高龄体弱父母和幼龄儿女都需照顾的两难困境，一些员工甚至被迫提早退休，进而影响了企业的生产力和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去年，加拿大多伦多一家经营托老所和托儿所的公司针对此需要，把托儿所和托老所都设在一座办公大楼的同一层，为需要托老和托儿的多家企业员工提供日间照料服务，并开放让老人和儿童交流，让老幼双方的身心都因交流而更健康。这个方案受到许多大企业的欢迎，因为这一来许多员工就不至于被迫提早退休。据说这项试验正在推广到其他城市，也有一些欧洲国家的专家认为值得借镜。
浅谈影响生育率下降的几个因素
（2008-08-22）
● 赵中波
李显龙总理在今年国庆献词中宣布的极有力度的，旨在鼓励生育的新措施，涉及经济援助、亲家庭的工作环境以及托儿服务等各个方面。但政府的政策无法替代人民的个人选择，自2001年4月新加坡政府推出婴儿花红奖励生育配套至今，已7年有余，生育率却从2000年的1.6下跌到2007年的1.29，问题究竟何在？我从自己的观察和对周围年轻人的了解，深觉新加坡人们迟婚晚育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工作时间长和工作压力大是导致年轻人没有时间和精力谈情说爱的主因。无论政府多么提倡工作和家庭相兼顾的道理，但深深扎在人们心中的是：必须在工作中不断表现，才不至于丢掉饭碗，只有不断地提升自己才能在劳动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
另一个造成人们心里压力的是，在自由竞争、迅速转型的社会，企业改组和裁员的事随时随地可能发生，比如前几年两家银行合并，裁掉多人，被裁的年轻人，我不相信他们还有心思去谈情说爱，还能坦然地告诉想要交往的对象：“我现在被裁了”。
副总理黄根成就呼吁国人在事业、家庭与社交生活之间取得平衡。他指出，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新加坡人的平均工作时间较长，因此少了寻找终身伴侣、结婚和组织家庭的时间。据报道：新加坡人一年平均只做爱73次，连续两年在全球排名倒数第二！其揭示的实质问题是：新加坡人工作压力太大，没时间没精力谈情说爱。
政府虽然可以通过立法规定，员工8小时以外的任何形式对公司的付出，雇主都必须给予补偿，这或可减轻雇主对雇员的时间占用。但问题是政府还要考虑全球竞争力、国民生产率。但现在生产力的提高显然和生育率的提高有所抵触，必须有所取舍。
新加坡的服兵役制度也是影响年轻人迟成家的原因之一。两年的时间在人的一生中不算长，但对于处在22岁到30岁既要立业又要谈恋爱、成家的年轻人就不算短了。而且服役后、读完大学或理工学院，一面得考虑偿还学费贷款问题，一面还得考虑攒钱买房和结婚费用等问题。
有统计数字显示，新加坡青年平均的结婚年龄是31岁。从生理学角度来说，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是25岁到30岁。女性在25岁时，半年内妊娠率达60％，30岁后则降至30％以下。
新加坡年轻人一旦结婚，就可共同申请政府组屋，这本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但据我看来，有时，却恰恰延迟了年轻人成婚的时间。我周围的几位年轻同事，虽已注册结婚，但为等政府组屋还不能或不想生活在一起。
我怎么还敢再生育？
（2008-08-22）
● 何晓萍
看了李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的演讲，其中谈到了一些鼓励生育的额外措施，的确挺诱人的。再过两天我的宝宝就要出世了，原本看到这些额外的措施对于我来说应该是开心的事，但是我一点都开心不起来，而且再也不敢怀孕生宝宝了，因为我从8月份开始失业了。
我之前就职的公司由于各种原因，老板把公司转卖掉了，新老板9月份接手。由于我是一名孕妇，在买卖条件中，新老板不接受我这名孕妇，旧老板以经营不善为理由跟我解除了劳动合约。原本可以享受的12个星期的有薪产假，转眼之间就消失了。
我很纳闷，新加坡政府政策的方向是要保护孕妇的合法权益的。可是现在再多的额外措施，再多的鼓励生育政策，却连我孕妇的合法权益都保证不了，试问你是我的话，经历了这次打击，你还敢再生育吗？（编者按：以副总理黄根成为首的人口委员会，日前已公布了保护在职孕妇的新措施。）
无业年长者照顾幼儿应受到肯定
（2008-08-22）
● 李丽琼
人力部的一项调查显示，年龄介于50到64岁的年长国人当中，有81.3%的男性还在工作；而工作的女性却只有47.1%。我觉得这个数字并没有反映出事实真相。
新加坡的年长者当中，有相当多的人在全职照顾孙子，女性的人数更多。可惜这种“工作”并不受到人力部承认。究其原因，可能是“雇主”和“雇员”是“一家人”，而且一般上都是义务帮忙，没有一定的酬劳；所以不属于雇佣关系，不算是“工作”。连每年政府分发的就业花红，这些照顾孙子的年长者都没有份。
在三、四十年前我国的经济情况还不是很好的年代，我们多是生活在三代同堂的家庭。当年夫妇出去工作，收入一般上都不太多。父母留在家中吃住并照顾儿孙是天公地道的事。现在的年轻夫妇因受过良好的教育，大多收入丰厚。他们结婚后都不与父母同住，生活开销也当然和父母分开负担。可是一旦有了孩子，就要父母帮忙照顾。做父母的碍于亲情，或自愿或被迫的就接受了这份工作。有些夫妇虽然请了女佣，却不放心让女佣单独照顾孩子。所以在上班的日子总是把孩子和女佣送到父母家。有时遇到工作加班，父母须到晚上十点多才盼到子女前来把孙子和女佣带走。
有些年轻夫妇更是因为父母答应了替他们照顾孩子，他们才敢把孩子生下。所以这些父母是间接的对提高国人的生育率出了一份力。
我想政府即使不愿给这些照顾孙子的年长者任何奖赏，在做统计数字时却也不应该把他们完全忽略掉。
站长的话
（2008-08-21）
生育率越来越低，已经成了国家大事，政府成立了人口委员会，也动用了巨资，推出鼓励婚配与生育的配套，要力挽颓势。偏偏结婚和生育又是极其个人的事。因此，政府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减少年轻人心目中的主要障碍。教育确实是一个重要环节。要是无法实行全日制教育，那也许就必须认真考虑给中下收入家庭提供学生托管津贴。
全日制教育有助提高生育率
（2008-08-21）
● 董莉
近日，政府为提高生育率推出了一系列的新举措。本人是一位从事教育事业的妈妈，所以想从本地教育制度方面也谈谈这个问题。
常听一些外国朋友诧异地问：“为什么本地这么多妇女只在家带孩子，没有出外工作？”相信如若这些家庭妇女听了，一定会大发感慨。以我的“妈妈”身份综述一下吧。本地家庭不论孩子多寡，单单照顾饮食起居、接送上下学，就需一个人全力负责，再加上上完半天学后还需有人看管教育他们，妈妈们如何出去做工？于是赚钱养家的重任自然落到了爸爸们的肩上。
响应了政府号召，孩子一个接一个生，爸爸们也要找更多工作来喂饱他们，养好他们；妈妈们也需付出整日时间来照顾他们。日子久了，“你挑水来，我浇园”的分工合作也不再像戏剧般的浪漫。家庭问题逐日浮现：丈夫工作时间长，回来只想安静休息；妻子一天的辛劳，孩子的问题又想跟丈夫倾诉。一个要讲，一个不想听……结局如何，毋庸多说。各自生活圈子的背离、思想观点的迥然，叫他们如何还想再继续生？因爱情而生育，因多生育而不得不各负其责，因各负其责而致不想再生育。这是“半日制”的后遗症之一。此观点应有人同意吧？
有人说了，如果是这样那就都去做工，孩子送去托管中心好了。是，没有长辈帮忙，也只能这样。钱呢？一笔不小的开销！这是“半日制”的后遗症之二——托管问题。
再来，在学校只读半天，比起一天，知识的学习量就少很多，没有量变，何来质变？举个跑题的例子：我的一个补习学生，在一所还不错的中学就读，问起她的华文教到哪里？答案让我跌眼镜、掉眼珠——第一课刚上完！现在已快到年底了，那后面的课怎么办？究其原因，学生说，之前老师在教上学期还没教完的课文，有时会用课堂时间写作文，因为想训练他们即时写作的能力。
无法与这位老师沟通，所以不能武断地给予任何论定。但带出来的问题是：学生在有限的上课时间内无法完整全面地吸收应有的知识，所以就产生了一个新加坡独有的奇怪现象——学生几乎人人有家庭补习。记得曾有读者认为应当铲除“补习现象”，才能提高生育率。因为一个孩子的补习费确实是一个家庭不小的支出。而本人则以补习老师的身份认为：其实家庭补习就是“半日制教育”的衍生物。应当推行全日制教育制度，才能消除这种奇怪现象。少了这笔大开销也就减少了父母的经济压力。
其实，要提高生育率不仅仅只是让年轻人结婚，而是要让他们看到结婚有了子女后，两人还是可以有各自的事业和创造个人价值的机会，经济上也不会因为多了孩子而沉重不堪。这种希望会让那些没生的要赶快生、生了的还想再生！
也应鼓励家庭主妇多生育
（2008-08-21）
● 李桂月
观看了李显龙总理的国庆群众大会演讲之后，对于他所提出的一些鼓励结婚生育的新措施，我有些看法想与读者分享。
我国生育率无法取得突破，除了已婚者不愿多生之外，单身人士的增加也是原因之一。李总理所提到的撮合单身人士结婚的方法之一家长相亲会是很不错的方法，对提高结婚率应该有一定的帮助。现今的青年太注重事业，感情生活一片空白。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忙，那些内向的青年肯定会错过了适婚年龄。
不过家长在帮助孩子物色对象时一定要有耐心，千万不能操之过急。他们只能为孩子制造机会，而不是强迫他们结婚，否则会弄巧成拙。
以前，大多数人的婚姻是听从父母之命，由媒人介绍撮合的，他们有些甚至没有见过面就结婚了。不过时代不同了，年轻人再也不会对父母言听计从了。所以父母在帮助孩子择偶时要格外谨慎。婚姻毕竟是个人的事，最后的决定权在孩子手中。
有关产假的新措施，我觉得在职妇女的获益最大，她们能获得额外四个星期的产假。但这个措施对私人机构来说却是坏消息。那些在私人机构工作的妇女有可能会面临不被聘用的危机。
试想一想，四个月的产假，加上年假28天，育儿事假6天以及病假和公共假日等等。一个高薪的大学生产妇，一年的工作日不超过7个月。试问：她们有能力完成一整年的工作吗？再加上科技发达，一日千里，等到产妇回到工作岗位时，又必须重新培训。如果我是老板，肯定不愿意聘用她们。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唯利是图的私人机构，一知道女员工怀孕就找机会裁掉她们。
在这次的新措施中，家庭主妇又被忽略了！其实，有很多家庭主妇都受过高等教育，她们也曾经担任过高等职位，可是为了孩子，她们宁可放弃事业，从这一点，可见她们是多么的伟大。我相信她们比职业妇女更愿意多生儿育女，只是担心加重丈夫的负担。为什么政府就不能给她们一点鼓励呢？新加坡的家庭主妇为数不少，如果她们肯多生育，我国人口肯定能提高不少。
提高生育率必须从多方面着手，除了鼓励单身人士早日结婚生育，给职业妇女多一些产假，更多的税务和托儿津贴之外，我认为丈夫应享有至少两个星期的有薪陪产假。因为妻子刚生产时，身体非常虚弱，最需要丈夫陪伴和照顾。如果政府能给予这种优待，我相信妇女们会更愿意多生育。
我拿一个月陪产假
（2008-08-21）
● 孔德威
我有一名九岁的女儿。在她出世的时候，我向公司申请一个月的年假。老板问我为何拿这么长的假期，我说要亲自照顾刚出世的女儿和刚生产的妻子。老板答应了。我很开心地利用一个月长假陪太太，并且感受到照顾孩子的乐趣，替她换宝宝纸尿片。这喜乐是不能用钱买到的。
所以，政府不只要实施奖励措施以及给为父者提供陪产假期，人们也有必要调整生活态度和养育责任的想法。正如李显龙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所说：“婚姻和生育都是个人的决定，但是我们可以创造有利的环境，鼓励人民把它看作是人生大事和人生必经之路，并且为想生育的夫妇提供帮助。”
维文部长曾经说过，如果为父者不承担养儿育女的责任和分担家务事，那么我们新生婴儿的数目势必越来越少。我曾经告诉女儿，长大和结婚后，好好专心做工，我免费替她照顾孩子，她只要每晚打包炒福建虾面给我吃就行了。
在生儿育女的问题上，除了政府的鼓励措施，我认为父母和长辈们应该以身作则，做个好榜样把下一代无微不至的带大，同时也须继续推崇孝道，向他们灌输传统家庭价值观。
鼓励结婚生育须各方配合
（2008-08-20）
丰厚的婴儿花红，更多的税务优待、回扣，托儿津贴，16个星期的有薪产假……，在在显示，在多年来尝试鼓励生育无法取得预期效果之后，政府已下定更大的决心，通过增加国家资源的投入，期能挽狂澜于既倒，扭转日趋低落的生育率。与此同时，也要加大力度，鼓励适婚的男女早日成家立业，把婚配和生育当成优先处理的人生大事。
李显龙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所宣布的鼓励结婚与生育的配套，可以说是历来在这方面投入最大的一次，由此也可见这个问题在政府领导人心目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要落实刚宣布的配套，政府每年必须增加7亿元的投入，是目前鼓励生育配套的一倍，新旧配套合起来，每年要耗资16亿元，等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6％。
然而，政府的这个大动作是否就能改变现状，或者取得比过去实行的措施更好的效果呢？这还是个未知数。总理本人表示相信它会对许多夫妇的生育计划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却无法保证这能解决新加坡的人口问题。因为，“这是个大难题，我们必须定期检讨。最终，这关系到个人的心态、选择和价值取向。”
确实，生育率低以及到了适婚年龄的男女迟婚或不婚的问题，并不只是个人或家庭的问题，而是个影响国家前途的大问题。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面对这个问题，并且也尝试了各种的鼓励措施，但却无法取得明显的效果。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虽然婚配与生育是个人的事情，如果国家采取听其自然的态度，那么，问题只会更加恶化。各种鼓励措施未必都能产生预期的效果，至少比完全没有来得好。
对双薪的空巢小家庭而言，养儿育女的确面对许多实际的困难。这同过去的男主外女主内完全不同。因此，提高婴儿花红、大幅度增加托儿津贴、提高工作母亲的税务回扣、延长产假等，按照常理推论，应该都是可以起到一定成效的做法。问题的关键也许在于，在一般夫妇心目中，他们觉得够还是不够。当然，如果越多的人觉得是足够的，那么这些鼓励配套的吸引力就越大，所能产生的效果也越大。所以，定期检讨，收集反馈，实属必要。
但我们认为，单靠政府的鼓励配套肯定是不够的。如何真正做到使年轻男女觉得他们可以事业与家庭兼顾，不会觉得生儿育女对他们是一种负累，或影响他们的就业，那就必须靠其他方面的配合。其他国家已经先行的灵活工作时，我们必须推广；在家工作也应该推广；给父亲较长的陪产假势非加以考虑不可；改变企业主与管理人的旧观念，更非大力推动不可。这些都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
要扭转生育率，我们还得再推前一步，设法鼓励更多达到适婚年龄的男女结婚，把社交发展署与人协社交俱乐部合并，相信可以有助于提高择偶的几率，结发为夫妻，毕竟合得来最要紧，双方教育程度上的差距未必是个障碍。
总的说，政府推出的新配套，都是值得肯定的，主管人口政策的黄根成副总理即将公布的配套措施，肯定也很值得期待。但是，我们也必须准备克服这些配套措施在落实阶段必将遇上的一些问题或障碍。比方，对中小企业而言，要推行政府宣布的各项新措施，包括延长产假，肯定会造成营运上的困难。但我们不应为此而却步，应该积极地想出妥善的解决办法才是。
建议实施小学全日制
（2008-08-20）
● 郑思谋
最近看到报章上讨论生育率的问题，不仅让我多思考关于父母觉得难以照顾学龄儿童的问题。我建议尽快实施全国小学全日制及调整上课时间。
目前的学校上下课时间，的确对家长造成一些困扰。我建议，全国上课时间改在上午9点。而学校6点半或7点就开放。家长可以根据自己上班的时间来配合，载送子女上学。而校车，也可做些适当的安排。学生到了学校，当然需要老师也在。一些老师如果有子女在求学的，也可以在安排的孩子上学后再来学校。学校应当可以做些调整。
学生到了学校后，可以从容的去吃早餐，或温习功课，或许也可以做一些未完成的功课。如果像现在一样早到的，这一两小时是可以很充分的利用。相信现在很多学生应为早到学校，早上课而没时间吃早餐，而需空肚子上课。
早上的交通，我也认为不是一个大问题。至少那些驾车载送孩子家长可以看看哪个时段是不会塞车的。9点上课，课程可以安排松一些。而休息时间我想可以就省略了。毕竟9点以前都可以把早餐好好的吃饱了。
12点午餐时间，可以是一个半小时。学生，教职员都可以有充分的时间休息。过后，继续上课到4点。让大家有个茶点的时间。老师，学生可以在这时交流。当然，一些有课外活动的，学校可以另做安排。茶点过后的时间，学校可以做些灵活的安排。
现在的学生，像我女儿，常把好几面的功课带回家。许多家长并不见得能很轻松的指导孩子完成功课。如果实行全日制，所有的功课都在学校内做完。有同学在互相帮忙，加上老师从旁指导，我相信这比把功课带回家，或由补习老师来教好多吧。孩子也不会到了家里家长无法帮忙而对学业失去兴趣，尤其是一些无法请补习老师的。
傍晚放学后，如果是搭校车的，孩子可能会早回家，家长也许要调整时间，早点到家。这样，回到家，父母也不用再唠叨督促孩子的功课。晚餐后，一家人可以进行任何亲家庭的活动。时间上，对任何节目的安排，都会比以前好多了。
现在中学的全日制，并不硬性规定学生要留到傍晚。但我认为对于小学，这是重要的。至少，这可以让家长安心的工作。也不必再多付钱给托管中心。如果因为这调整而需要多些资金，我想教育部是可以资助的。而师资的要求，就要提高。毕竟在这长时间的接触，老师是小学童的榜样。学生品格的修养与道德教育，一定要加强。
站长的话
（2008-08-20）
目前许多夫妇俩都在外工作的年轻父母，都把就读小学的子女付托给邻近的“学前/学后托管中心”，小学如果实施全日制，应会给这类家长减轻时间的紧迫感和金钱上的负担，但对于没有全部时间工作的家庭主妇，可能会觉得全日制反而会剥夺了家长和孩子沟通相处的时间。另外，如果实施全日制，学校的课室、食堂、图书馆、师资、都需要重新策划。香港在1997年以前，绝大部分的小学校都分上下午班，香港政府当年设定要在10年间将全部小学改为全日制，主要目的是要提供更宽敞的教学环境、更从容的教学时间进度，让学生获得更好的学习环境。我国小学若改为全日制，也应把提高学生学习环境与条件作为主要目标，而非仅仅为了方便家长。
2008年8月2日星期六
通货膨胀课题
通货膨胀不容忽视
（2008-07-29）
● 方思涌
对目前世界经济特点，用最简单的话来概述，可以这么说：通货膨胀严重，经济活动放慢。
通货膨胀问题不必多讲，我们现在都感受到，物价不断的在上涨，这个加价，那个加价，一切都十分明显。至于经济活动放慢，则各有不同的表现，经济大国的美国已到了差不多没有增长的地步，亚洲经济火车头的中国则眼看就要摘掉双位数增长的桂冠了。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收缩，许多国家都感到无助和不知所措。通货膨胀加剧，同时又出现经济萎缩，人们叫它作滞胀。目前的经济算不算是滞胀，一时还是众说纷纭。依我看，是不是滞胀不重要，关键在于目前的经济形势的确是到了相当严峻的地步，需要国际上的更密切协作和各国政府的更大动作，才能走出当前的困境。
世界经济乱象是过往错误政策造成
其实，世界经济出现乱象，并非始于今日，它恰是过去的疏忽和错误政策所造成的结果。举个例子来说，布什在8年前上台执政时高调推行退税的政策，把钱散发给百姓。看起来这是为民谋利的举措，实际结果却适得其反，散诸民间的钱，有不少变成是中产阶级用来炒房地产，炒金融资产的热钱，好一段时间，的确带来一片繁荣的景象，房价股票都高涨，经济增长也不错。可是，在涨风过后，出现的是高峰回落现象，而且，由于涨势过猛，加上监控失力，业者胡作非为，随着房价的下跌，丑陋的面貌顿时显露出来，一场以次贷危机形式出现的金融风暴接踵而来，把世界经济推向历史上罕见的泥淖中。
又如石油价格高涨的问题，也显示出世人健忘的弱点，无法紧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能源危机的教训，明知石油的蕴藏是有枯竭的一天，却仍然挥霍无度，不重视替代品的开发。油价从每桶30美元翻两番之后，人们仍然无动于衷，直到现在高涨到百多美元了，才惊呼油价太贵了。可是，这三四十年来，又有哪些国家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缓解了对石油的依赖？
次贷危机的反思
这次世界经济走向困境，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启动。由于次贷危机是过去从未遭遇过的问题，内情十分错综复杂，一时间美国当局如坠五里雾中，只能看到什么地方有火情，就往那方救，一时间总算是挽狂澜于既倒。可是，就在人们刚松了一口气的时刻，另一个后院又失火了，这次是直冲着房地产贷款市场而来，两家贷款机构濒临倒闭，美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注资行动，才使局势稳定下来。
这些发生在美国的事件可以给我们不少的反思，首先是美国虽然号称拥有很高透明度的市场，可是，美国的监管机构显然对所发生的情况无法了如指掌，也找不到有效的应对办法，只能做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法确定所采取的措施是否能有所见效。也正因如此，当第一轮危机刚见缓解时，乐观的情绪马上显露出来，咸认危机已告过去。殊不知晴天霹雳，危机却直接在贷款市场上引爆。
这第二轮危机的严重性，比起前一次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两家房地产贷款公司的业务约占全国总贷款市场的一半，如果两家公司都倒闭，几等于是美国房地产贷款市场的瓦解。所以，美国政府不得不伸出援手，这是十分在理的事。只是让人无法理解的，次贷问题早已存在，为何直到危机一而再的爆发，世人才幡然醒悟？现在，大家都 想知道，后头还会有其他什么样的事件发生。
其次，在处理次贷危机时，美国政府的应急手段主要是采用官方干预为主，不断注入资金和调低利率，以期缓和紧缩的信贷市场。同时，对可能倒闭的私人企业，则直接插手扶持、接管或安排收购，在第一轮危机时，为濒临倒闭的金融机构Bear Stearns安排买家是典型的一例，在第二轮危机时，注资两家信贷公司和先后接管多家银行又是一例。
美国这次干预是对的
人们都知道，美国一向推崇市场自由运作，讲究市场公开透明；人们或许不会健忘，在11年前亚洲发生金融危机时，美国不仅不愿伸出援手，还对身陷危机的国家告诫谆谆：要开放市场，要保持高度透明。想不到美国今天陷入当年他人相似的处境时，却是反其道而行了。
今天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和11年前亚洲发生的金融危机，在形式和表现上都有所不同，可是，它同样是一场金融危机，广泛涉及到美国广大的购屋者、贷款机构、投资机构以及金融市场，而其核心是庞大的房屋贷款市场，联储局主席伯南克一再表示担心业主无力继续供款，造成大量断供期款现象。目前，美国房地产的断供个案仍然波涛汹涌，每天约有七八千名业主退出市场。
试想，在房价频频下跌之下，面对这么多业主的断供压力，如果没有官方的介入，房地产焉能继续支撑下去？所以，在大谈市场自由运作之余，在必要时政府的积极干预还是不可缺的。所以，这次不是美国政府做错了，而是以前说错了。
另外一个问题，则是干预手法问题。记得在次贷危机发生时，联储局急忙采取放松资金的措施，连续降低利率。当时我曾为文表示深不以为然，原因是通货膨胀的形势已显得相当严峻，随意降低利率只有加剧通货膨胀的恶化。果不其然，经过几轮减息后，美国的物价也在快速抬升，联储局现在在考虑的是要不要提高利息了。
利息政策陷入进退两难局面
从这种出尔反尔的举措来看，联储局所着眼的是市场的稳定、投资界的得失和经济的成长；至于物价造成民生的问题则是摆在第二位。于是就有先稳定市场再考虑通胀问题的顺序。只是这个市场优先的举措造成了它自乱阵脚的问题，为了放松银根，该局连连降低利率，结果市场是稳定了，可是经济却十分低迷。现在，如果要刺激经济，肯定已没有再减息的本钱；如要加息来抑制通胀率，则将更危及经济的增长，可见过于依赖利息政策已造成进退两难的困境。
克服通货膨胀是当前经济上的一个迫切课题。这次的通货膨胀出现了来势汹汹的形势，在油价的带动下，几乎是百物腾涨。一次大规模的物价上涨，对大多数人都造成很大的冲击，在物价普遍上涨之下，贫穷的国家可能连购买物品的资金都缺乏，它的人民就要面对饥饿的威胁；至于较富裕的国家，虽然不致于出现物资短缺的现象，可是却需要更多的钱去购买生活必需品，如果收入没有相应增加的话，他们也就没有太多余钱去维持原有的生活素质。最近以来，许多在美国从事非必需品行业的企业纷纷倒闭，人们发现食品价格昂贵，而衣服、家具等的价格很便宜，道理就是这样。这种情况说明，通货膨胀恶化，将造成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平倒退，同时拉开社会贫富悬殊的差距。
通胀可能会拖垮经济
通货膨胀是我们的大敌，不仅是因为它殃及普罗大众，此外还有另一层,它可能失控，破坏经济的有序发展。越南就是一个例子，在币值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高达百份之二十几，面对如此恶性的通胀率，这真是民何以堪。以拉丁美洲过去的经验，越南的经济要恢复旧观需要很长的时间。
谈到新加坡的情况，据金融管理局的数字，我国6月份的通货膨胀率已攀升到7.5％，这是26年来的最高水平。和周围不少国家相比，也是不遑多让。该局说，通胀率已达到顶峰，下半年将有所回落。
这份报告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金管局今年来已三度调高通胀率的预测，显示过去是低估了通货膨胀的来势。其二，下半年的通胀率有所回落，主要是因去年同期的基数较高所致。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是可能会造成困惑的说法，通胀率回落和物价升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通胀率回落是肯定了物价会继续升涨，只是它的幅度没有早前那样大而已。换句话说，在可预见的期间内，我们要继续挨物价上涨的苦，如果再坏些，则是经济会放慢到近乎毫无增长的状态，这就是人们所担心的滞胀局面。
政府宜加大舒缓民困的动作
就眼前世界商品市场的走向来看，各种商品的价格都居高不下，这在未来的日子里都会对本地的物价产生滞后的影响。可能也有这么一天，当世界性的需求萎缩时，商品价格会大幅度下跌，那时我们或会享有物价平稳的日子，只是那时恐怕要先尝一尝经济衰退的滋味。
过去一段时间里，一些投资家和银行家先后发表了对经济表现的观感，他们一致认为，目前经济形势之恶劣，是过去数十年来所仅见的。这些世界级的人物一生在市场上打滚，这种个人经验之谈是十分值得参考的。他们所谈的是世界性的现象，可是，我们作为开放经济的一部分，是否能够自外于全球市场的冲击，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在老百姓来说，通货膨胀是洪水猛兽，它一来犯，大家都遭殃。为了减轻民众的负担，在目前的艰难时刻，政府应该有更大的动作，以纾缓民困，凡是涉及提高收费加价的措施，应该多加慎重考虑，能不加价就不要加价；凡是涉及有利民生的工作，如开拓廉宜商品的货源，减轻商家生产行销的成本等等的事，能够做的应尽量去做。把应对通货膨胀问题列为当前重大课题来处理是必要的。
·作者是退休资深评论员
国家生育率
站长的话
（2008-07-30）
近几年，政府一再提醒人民，生育率偏低和人口加速老化即将给我国社会带来双重冲击。并要求企业和民众协力营造利于生育的环境，但近年生育率仅略增，2003年生育率是1.26，最新数据达1.29，仍是世界生育率最低国家之一。生育率与人口问题是长期累积的，比如在1976至1986年这十个低生育率年头出生的婴儿，目前及今后十年会陆续结婚生育，但这批年轻人人数少，难以提高生育率，而在2010年以后步入老年的国人将大增，可预见往后5至15年，人口问题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冲击将加剧。政府已就奖励生育措施问题收集民意，将在下个月公布新奖励措施，预料将包括更多经济援助、塑造更亲家庭的工作环境，以及提供更合适的托儿选择。
应寻求比婴儿花红更有效的政策
（2008-07-30）
● 林晓东
2001年4月，新加坡政府推出婴儿花红奖励生育。至今已经7年了，新加坡的生育率却从2000年的1.6下跌到2007年的1.29，问题何在？
去年笔者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刚从政府领取了一笔婴儿花红，作为这项政策的受益者，笔者首先对这项政策的制定者深表感谢。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笔者更希望将我们家庭育儿的体验与政策制定者分享，以期提高现行生育政策的效率。
笔者的第二个孩子目前不满一岁，由两位成年人居家照顾，妻子在家作兼职工作，另外还聘请了一位菲佣，以我们的家庭经验，如果只由一位成年人照顾二岁以前的小宝宝，由于婴儿需要成年人寸步不离地照顾，就无法做其他家务，更无法做兼职工作，所以必须要两个人在家轮流流照顾宝宝。而当宝宝长到二三岁后，如果没有送到托管中心，还仍然需要一位成年人全天照顾，直到小孩上小学。
从经济角度来估计，二位成年人在家照顾两年，再由一位成年人照料5年，按社会平均工资测算，经济成本已达10万元以上，这还不包括孩子衣食住行等其他开支，还有上学以后的开支。与这些巨额的育儿成本相比，政府的婴儿花红就显得微不足道，就是再把婴儿花红提高一倍，也未必能明显地促进生育。
由于育儿的经济成本极其高昂，政府需要考虑的政策，不仅仅是支付现金来分担成本，而应该再考虑如何提供一套高效的育儿模式，以降低育儿的社会经济成本，提高育儿素质。
我认为，当局或可考虑大规模开办公营育婴所，托儿所具有规模经济的效应，可以有效地降低育儿的成本。
但父母对将几个月大的婴儿交与外人照顾，难免会不放心。有鉴于此，我建议，可以安排孩子的父母们轮流到育婴所工作一天。比如一家社区育婴所有30位婴儿，可以从政策上给予所有母亲每月一天的带薪假日，这样每一天都有一位婴儿的母亲参与工作，减轻了父母们的顾虑。每月一天的带薪假日，对雇主不是太大的负担。当然政府能够承担这一天的工资，就更好了。
绝大多数孩子的母亲，爷爷奶奶，女佣都不是育儿专业人士。而专业育婴所，托儿所可以安排专业人士指导育儿工作，提高学前教育水平，医疗保健质量，这些都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如果政府能够提供专业的，高素质的幼儿教育环境，还让孩子的母亲每个月都有一两次机会亲身参与这些机构的日常运作，将可以说服绝大多数工薪族的父母每月支付几百元费用，将孩子交由专业机构照顾，相对于家庭育儿，社会成本，经济成本都显著降低了，育儿的质量也得以提高，而孩子的母亲可以充分就业，也增加了社会总劳动力，有利于经济发展。
当然，仍会有一批父母希望将孩子交给女佣照顾，或者交给爷爷奶奶照顾。对于这些家庭，政府可以给予更多的女佣税的减免，给照料幼儿的老年人一些现金奖励，让这些家庭也可以感受到政策的帮助，而老年人也会更积极地说服年轻人多生育。
顺便提一点，小学教育也应尽早推行全日制教育，减少工薪族父母们的后顾之忧。没有父母是为了领取一两万元的奖金而生孩子，父母们的最大心愿是让孩子有健康的成长环境，完善的教育，美好的前途，而在为孩子提供这些保障时，父母们仍需要保持自已的事业不会因为育儿而中断。如果新加坡社会中每一位年轻夫妇从政策上得到这些保障，生育率自然就会提高。婴儿花红是一项好政策，但要实现上述政策承诺，仅仅依靠发放婴儿花红是不够的。
人口政策课题
人口政策需要国人配合
（2008-07-29）
在最近一个多星期里，主管国家人口委员会的副总理黄根成，先后两次谈到新加坡在人口问题上所面对的严峻挑战。一是在7月21日的国会答询中，黄根成透露政府将在8月份推出新措施，以此鼓励育龄夫妇多生育；二是前天在竹脚妇幼医院成立150周年的庆祝晚宴上，他再次对生育率偏低表达了担忧，并指出，假若生育率不提高，又不引进外来移民，60年之后，新加坡的人口将减少一半。
出生率低和人口老化，这是大多数发达国家所面对的相同挑战，其中尤以西欧和日本最为突出。出生率下降所带来的直接问题是劳动力减少，最终结果是导致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失去保障。例如很多西欧国家在执行社会政策时，包括在执行福利政策时，已经感到吃力。至于经济竞争力和国家的综合实力，也迟早都会受到连累。在亚洲，日本的出生率同样偏低，加上日本很重视种族的单一性，对外来移民不那么开放，因此所面临的问题就更为复杂。
新加坡本来就是国小民寡，现在出生率又连续多年处于低迷状态，政府不可能不感到焦虑。就像一个家庭，若人丁不够兴旺，家长难免会忧心忡忡。因此，这些年来，政府一直在想办法，通过各种奖励措施鼓励大家多生育。但是，要不要生，多生还是少生，毕竟是国人自己的选择。因此，尽管政府很着急，推出了不少鼓励政策，但出生率至今并没有多大好转。正常的人口替换率是每对夫妇平均生育2.1个孩子，但我国现在的生育率只有1.29。从当政者的角度看，这种现状怎不叫人担忧。
从黄根成副总理最近两次的讲话内容看，定于下个月宣布的旨在鼓励生育的新措施，可能会涉及经济援助、亲家庭的工作环境以及托儿服务等方面，以帮助国人在考虑生育问题时，能减少一些后顾之忧。但正如上文所说，由于政府的政策无法替代公民的个人选择，因此我们无法预期这些新措施究竟能够起到多大效果。
在不少国家，除了鼓励生育之外，引进外来移民是充实人口和劳动力的另一个渠道。大略看一下国外的例子，英国的政策要好于欧洲大陆国家，而美国更是以“大熔炉”自居。客观地说，虽然排斥或歧视外来移民的个别言行不能完全避免，但总体上，美国开放、宽容和自由的气氛，帮助它吸引了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外来移民，不只是充实了人口和劳动力队伍，而且更使人文环境增添了各种文化背景所蕴含的活力。
新加坡是一个小国，但也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移民国家。以开放和宽容的姿态来吸纳外来移民，既是这种特质所决定，而且也是确保国家持续繁荣和发展的政策选择。如同美国一样，吸引外来移民的结果，不只是简单地填补了人口和劳动力的不足，而且也为多元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当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必然会带来不同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观点，但这些“不同”不会影响到各自对国家利益的认同，反而还会丰富多元社会所应该具备的多种元素。事实上，“本土新加坡人”对国家的认同意识并非是与生俱来，也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期不断的兼收并蓄过程中潜移默化而成。而在这个过程中，求同存异、彼此宽容、乐于接纳，才是培养归属感的最重要的催化剂。
因此，对于政府用心良苦的人口政策，国人应该尽量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予以理解，并且尽己所能予以支持和配合。
新移民融入课题
站长的话
（2008-07-26）
如何协助新移民融入主流社会？这并非新加坡独有的问题。世界多数主要国家为了解决人口的老龄化、少子化致使经济停滞的危机，近年相继推出吸引移民的政策。约半年前，一项国际调查显示，“世界移民包容政策指数”的前4名依次为瑞典、葡萄牙、比利时和荷兰，加拿大与芬兰并列第五。温哥华市长说，微软等公司在该市设研究总部，就是由于移民政策成功，让该公司能在温哥华聘请到来自亚洲国家的专才。但加国民调却显示，民众不满现行移民政策，53%受访者坚持新移民须接受主流社会生活方式，只有18%认為主流社会应包容新移民的文化与行为。幸而我们的新移民和主流社会的文化差距不大，相信宗乡会馆和其他民间协会应能配合国策，促进新移民和主流社会的融合。
融入与包容都是个过程
（2008-07-26）
● 李叶明
读7月20日《联合早报》李慧玲的文章《你们就是我们就是你们》，娓娓道来如散文一般，情真意切，令人感动。文章中也提到对群体和个体的认识问题，指出，笼统的说一个群体……总是可能失准的。我对此非常赞同。
我观察到，不少新移民刚到新加坡时，往往会得出“新加坡人素质差”的印象，这种笼统的评价主因之一，可能是由于新加坡租金贵，很多刚来的朋友为了省租金，往往容易碰到一些“问题房东”。不过这类初步错误印象，几年后都会得到修正。
了解是融入的起点，而融入是一个漫长、但却是可预期、也必然会发生的过程。回想十多年前我对新加坡的种种评语，那么理所当然，又那么似是而非，有时连我自己都会忍俊不禁。
记得当时我曾得出结论：新加坡之所以干净，是因为这里没有像样的工业。当我听新闻说新加坡与马国在谈水供时，就不由地猜想，新加坡是不是也没有发电厂？是不是象水源一样，连电力也要从马来西亚进口？两个月后，当我第一次听说，新加坡是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六个月后，当我第一次亲眼看到裕廊岛上密密麻麻的烟囱时，你能想象我脸上写满的惊讶吗？
对于新加坡的了解，就是这样，在不断的惊讶、失望、懊恼中，慢慢调整着与实际的距离。而融入，也就在这过程中，不知不觉发生着。
我非常喜欢7月23日张港在《联合早报》发表的那篇文章的标题，《融入本地社会是新移民的长期任务》。它既点出了融入过程的长期性，也表达了新移民对于融入本地社会的主动性（张港本人就是新移民）。
主动融入是一件好事。它会使这个过程变得更顺畅、更快乐。不太主动的融入，多多少少会带来一些不快乐，并拉长融入的过程。
新移民初来乍到，考虑问题时喜欢拿中国的情况作参照。比如孩子服兵役，跟中国的同龄人比，就难免会觉得是白白“浪费”两年，自然会有抵触情绪。所以有人才会设想一切可能，企图为孩子避免兵役（设想归设想，政策上并不存在那样的漏洞）。
但时间会改变一切。当参照系转移之后，跟本地孩子比，当兵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何况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新移民父母也会发现，在优越的生活条件下，孩子欠缺对吃苦耐劳与自律的体验，缺乏责任与献身精神。军旅生涯似乎正是孩子完善人格之路的重要一步。抵触的情绪也就自然化解。
当刘学敏君用道听途说的例子指责新移民“机关算尽”的时候，显然他不了解政府的移民条例是否存在这样的漏洞。也不了解新移民的想法会随着时间渐渐改变。对他来说，似乎一个例子就足够证明新移民“逃兵役”，没有国家认同感，这个群体的形象似乎已经清晰。
记得刚来时，我也喜欢用简单的几个词来勾勒新加坡人的形象。十多年后，对新加坡人越来越了解了，却再也不敢做这种简单描述了。李慧玲的文章说，对于喜欢笼统描述群体的人来说，“群像看起来似乎很清晰，但个体却模糊了”。反之，当你真正了解那个群体，群体中的个体的形象清晰时，你反而会觉得群像变模糊了。
融入是一个过程，同样的道理，包容也是一个过程。让我们多给对方一点时间，先从了解对方开始吧。了解是融入的起点，是包容的前提。刘学敏的文章让我们看到了一部分新加坡人的心态，由此引发的回应，也让人们了解了不少新移民的想法。从这一点来看，这场辩论无疑是好事。
移民与当地社会
（2008-07-23）
● 吴韦材
在世界各地的移民历史里，新移民与当地人民之间都需要一段不短的磨合期，才能达到共同生活的和谐。
今天世界各地有1亿9100万移民，其中四分之一在欧洲和北美。其他四分之三移民就散布于世界上的28个国家。
联合国人口专家指出，2010至2030年之间，各地的移民潮将可能成为所有出生率低的国家人口成长的主力。参与联合国人口调查报告的聚斯穆特女士更强调，除在出生率低落问题上有增益外，接受移民的社会在其他方面也需要移民的帮助。
出于经济原因，新移民与当地人都会彼此需要对方，例如在生活革新及创意开发方面等等。
移民来到新社会，在掀开一番新生活的同时，其所得承受的风险以及这种心情所造成的忐忑，恐怕是许多当地人难以理解及体会到的。
早前时，有些新加坡人对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存着偏见，所幸近年双方接触渐多，那种不明就里或倾向于情绪化的误会也都减了不少。
不过，某种难以言喻的隔阂似乎依然存在。
尤其在生活接触上，双方总有些生活价值观始终格格不入。或许在这些价值障碍上，大家真需要试试置换角色，以身处地替对方想想，或可达致更进一步理解。
现在的移民与百年前不同
百年前的中国南方沿海移民，是带着中国传统思想到新加坡来，一是他们移民目的单纯得多，二是其思想价值与当时当地的人民差异也不大。
但现在的中国移民是来自一个经济已飞腾起来的新中国，且各省人都有。尤其来自北方大城市的，眼界开阔过，理想也扩展过，当他们发现拥有七成多华人的新加坡社会在许多方面其实与他们所设想有着颇大差距时，在适应一个新社会模式的同时不免心里也存有各种不同落差。
新加坡生活是注重整体安定的。但对于部分新移民来说，或许这种安定在相对上欠缺了纽约、伦敦、东京、香港那种更能容许个人梦想传奇的几率。
在这里，安分守己就已经是平稳。除了个别案例，追求个人特殊高度在新加坡相对上倒是机会较少的。加上新加坡种种环境因素也规范了并限制了社会生活模式，对一些抱着以开拓个人传奇前景为前提的移民来说，或偶尔会有“潜龙在渊”的心情。
听很多人说中国移民“无孔不入”，行行业业都遇到他们也靠过来排队。
但并不只是中国移民肯拼。笔者相信世上所有移民都肯拼。而且总是拼得比当地人更要卖力。很大程度上，这就是由风险、危机感及不安所驱动的，却在当地人眼中，这种“热衷”有时会误读成“威胁”。
有人说民众俱乐部只要开个什么班就会有很多陪读妈妈来报名，但争取学习没错啊。陪读妈妈学习后有些还会尽其所能去学以致用，当然这也没错。但这股锲而不舍的热情若过于外化在生活上，或就就会让一些当地人感到敏感而甚至不舒服。
其实需要的就是理解，在冷静看待下，这才是一种良性刺激。多少移民城市就因移民的热情与冲劲而刺激了整体经济增长。
接纳新移民我们也缺乏经验
若说文化差异，中国新移民与新加坡华人的文化差异不在于那大部分同源共享的传统上，而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痕迹，及近年中国经济开放的“某些特色”，已影响着不少新移民思维。
这或许就是时代与社会背景所造成的观念性分歧，也因此无论办事或生活，有时双方就会南辕北辙，觉得方式不同，价值不同，就是无法在共识这块接得上。
值得注意是，除20世纪初曾有中国沿海大量移民，新加坡却是近年才稍微开放移民条例。也就是说，在接受新移民融入社会及融入生活这点上，我们这一代人并没太多经验。
然而像纽约人就不一样了，他们很早就见识过移民融入社会后的种种境况，正面的，负面的，但同时也就更懂得如何去适应移民所带来的冲击。
当地眼界是需要调整的，社会要有新元素融入，才会激发出新的人文基因。这些新元素的刺激纵然在短期内尚无明朗分晓，但凡事皆有两面，社会收到刺激，其实本身也会做出适当调整。
假如只看到新移民的各种表象就妄下定论，那并不能使理解距离变得更为理智。要进步，就先要和谐，而冷漠其实就是失败的开始。冷漠导致各方自我防守，并不利于相互切磋与学习。
人际接触，真诚为上。只有大家都能摆正这样的心态，卸下所有片面偏见，并回到以人性为本的思维上去，以平常心进行接触，那么，双方才能腾出一个判断公正及真诚容纳的空间来。
·作者是旅居北京的本地写作人
不完全是谁vs谁的问题
（2008-07-23）
● 李慧敏
不久前，南非发生排外事件，当地黑人指责外来人口抢走他们的饭碗，于是暴力攻击逃来避难的津巴布韦黑人。其实南非黑人真正不满的是政府在处理经济问题上的无能，但是却把矛头指向拿手无寸铁的移民和难民。
从这个极端例子我们可以看到，通常涉及外来人口的课题都会激起人民强烈的反应。但说到“饭碗”问题，如果光将焦点放在我们周围所碰到的新移民身上，则是寻错对象开错刀。
因为有因必有果，所以我们该问的是，我国的外来人口政策是否太宽松，以致让本国人民觉得自己的生活失去了保障？
很多人都有这个印象：新加坡的居民权很容易取得。甚至有些外国友人告诉我，政府发信邀请他们申请成为永久居民或公民，这给他们的感觉是：It's too cheap（太廉价了）。
即使在香港这么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你也必须连续待满7年才能成为居民，之后才能享受到自由居留和找换工作的权利（当然香港也有自己的社会问题）。
暂且别说要成为他处的居民，我们要到其他国家工作，单靠一纸文凭是不足够的，因为雇主还必须证明所聘请的外国人具备了该国人民所没有的能力。但放眼看看新加坡，我们所引进来的“人才”是不是本地所缺乏的？
移民政策和对本土人的保障
我有时候翻阅香港的招聘广告，也发现虽然香港相当国际化，但是除了金融机构等跨国公司，很多工作因为面向本土市场，所以设有语言要求，即英语和粤语。这道要求，就自然把许多不符合条件的人排除在外。
另外，公务员职位都只保留给香港居民，除非是特殊情况。而且他们也接受香港非大学毕业生的申请，条件是，你必须要以更多年的工作经验来补其不足之处。
新加坡政府大开门户，大量增加外国人口，但如果聘请的外国“人才”所从事的工作是大多数本地人口也能胜任的，那么，我们的决策者有没有确保我们本来就不大的就业市场不会出现不必要的竞争？
曾经有一个持新加坡政府奖学金的外国友人告诉笔者，他毕业后会申请成为居民，但才不愿长期留在新加坡。他说：“又不是我抢着要来，是你们政府要花钱招我们过来的。”
虽然任何人都可以选择留下或离开，然而这些话听来很不是滋味。这个学生留了下来，一毕业就成为永久居民，而且不必服兵役，马上到职场上跟其他本地学生竞争，然后吸取了宝贵的工作经验之后就离开。
我们也许可以自我安慰说，在培养外国学生时，新加坡也是在为世界作出贡献。但无论全球化进程到了什么程度，最终我们要面对的还是本土的问题。因此我们要知道的是，国家资源是否分配得当，本地学生的利益是否被牺牲了？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是，一方面政府大量增加外来人口，但另一方面，新加坡每年有为数不少的本地才俊举家移民国外。政府已经关注到本地人才大量流失的趋势，但是否提已出方案正视并解决这个当务之急？
如何避免本地人才进一步流失，以及如何留住现有的新移民，都要比不断引进新人口，使得社会人口结构不断发生变化更为迫切。
融入过程所需的尊重
除了政策问题，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外来移民融入与否不光是一个“他们和我们”的二元对立问题，而是这过程中，为什么有人成功，有人失败？
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之间出现矛盾，相信在任何社会都发生过或正在发生。即使在中国，来自不同省份的人在交流中也会出现冲突，例如一个南方人到北方去做生意，也可能受到排挤。
其实，人类都是不太喜欢改变的，当大批外来人口到来，带来了他们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使本地人口原有的生活发生变化，再加上如果新到移民又不愿意尊重当地人的生活和文化，这都会让原有人口对新来人口产生抗拒心理。
过去《联合早报》刊登的好几篇新移民写来的文章，都呼吁新加坡人用豁达的心态接受新移民。然而融入过程是要经过双方，尤其是到来者的努力的。是留学生身份也好，是新移民也好，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如果要更好地融入于当地，还是那句老话：入乡随俗。
不仅如此，我们也要对他人的文化具有敏感度，否则惹人反感。我就曾经遇到一些新移民仍然以“大国子民”的身份自居，成天数落新加坡的种种不是，让人不禁怀疑这些人的修养。
当然，话说回来，没有人会喜欢一个不欢迎自己的地方。新移民如果真正想融入于本地社会，但却碰到一鼻子灰，也会引起他们对本国人民的不满。
现在新移民已经到来，他们的出现在在提醒大家，别夜郎自大，必须要不断提升自己，免得自己在竞争中被淘汰。而我们所能做的，除了希望政府更妥善的安抚人民的情绪，检讨外来移民政策外，就是在民间的层面上，让新移民感受到这里是欢迎他们的地方，让大家从交流中互相学习，建立真正的友谊。
·作者是本地自由撰稿人
融入本地社会是新移民的长期任务
（2008-07-23）
● 张港
《联合早报》言论版7月16日刊登的刘学敏的文章《他们vs我们：从本土意识的兴起看新移民现象》，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观点，即新移民必须自觉地融入本地社会。
笔者是本地永久居民，在新加坡生活多年。经常看到或听到一些本地人对新移民的抱怨。而新加坡政府一方面努力解决经济结构调整中一些弱势民众遇到的问题，另一方面则以宽阔的胸怀，呼吁新加坡人接纳新移民。
刘先生的文章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抱怨，但同时也指出了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的问题。
虽然文章发表后遭到很多新移民投书报章进行反弹，但笔者认为，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新移民不能因为新加坡政府努力说服社会接纳新移民，努力协助新移民融入社会，而否认这个问题（issue）对新移民来说并不存在。
应自觉地弥补差距
让我举出个例子说明。
不久前，我出席本地某会馆举行的一个讲座，主持人是一名来自中国的新公民。在讲座的提问时段，这位主持人要求提问者提“正面”的问题。我在新加坡出席无数的论坛和讲座，从来没有见过有主持人要求提问者问“正面”的问题。
我想，这位来自中国的新公民，很可能将中国的一些习惯带到了新加坡。实际上这还是中国以前的习惯，因为中国现在的论坛提问，相信也不会有所谓的“正面问题”的要求。
如何摆脱在中国时的旧习惯，融入新加坡这个新的社会环境，相信就是这位新移民所面对的一个内在的问题。
正如刘学敏文中引述李显龙总理5月6日在接受汤姆森-路透集团主办的对话会中指出的：“我们在接受外国人移民到新加坡的同时，也必须努力让这些新移民同化和融入到新加坡的社会，让他们逐渐接受新加坡人的价值观和态度。”
这种新移民和新加坡人价值观和态度的之间的差距，正是新移民应该自觉去弥补的。
刘学敏文章发表后，很多新移民投书报端，有的还加以抨击，与此同时，本地人的文章好像还没看到。这似乎说明了本地人士更容易接纳多元的看法和言论，而新移民却对别人的看法耿耿于怀。这同样说明了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是个艰巨的任务。
有篇反驳刘学敏兄的文章写道：“刘学敏文中所提到的必然会带来排外情绪的‘本土意识’，其实更像前一时期在宝岛曾经高涨的所谓‘台湾本土意识’之类的。而在这类型的‘本土意识’下，台湾人也同样被分成了‘我们’和‘他们’（外省人）。”
其实刘学敏的文章已清楚地指出，解决社会融合这个问题需要新老移民来共同努力解决。而台湾族群问题的本质，实际上是统独问题。因此，这位新移民作者用例是不恰当的，不只是逻辑混乱，同样也彰显了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任务何其艰巨。
本地社会不回避融合问题
新加坡是个开放的社会，对于新移民的到来采取海纳百川的态度，对于新移民融入社会的问题，也从不回避。
除了领袖们一再呼吁人们接纳新移民外，很多社区领袖和国会议员，也在基层努力协助新移民融入社会。笔者曾经就遇到过一位国会议员访问选民时路过我家，这位议员显然听出我是来自中国，她对我说“请多多参加社区活动”。可见新加坡协助新移民融入社会是多么的念兹在兹。
但是，新加坡人既有此胸怀，作为新移民本身却也应该自觉努力地去融入社会，而不能一味要求本地社会接纳自己，对本地一些不同的看法和声音加以抗拒。
李显龙总理本月17日在出席“创业行动社群”所主办的“蓝天大会”时表示，新加坡欢迎外国人才到新加坡来创业，拓展他们的生意，壮大后把根留在新加坡。“这样一来，本地的企业家也会受惠，因为本地企业家将提前接受国际竞争，就会有更多的准备来拥抱世界。”(新加坡政府网站)
李总理的高瞻远瞩，以及新加坡人的胸怀，对新移民来说，无疑也是一种鞭策。
新加坡人欢迎竞争，同时也协助新移民融入社会，但作为新移民也必须自觉地迎接这样的竞争。新移民到新加坡，显然也面临着竞争。但笔者要指出的是，迎接竞争的前提，是你须要融入这个社会，而融入社会的前提恰恰是你必须承认，这确实是一个问题（issue）。
刘学敏的文章正是提出了这个问题。因此，新移民大可不必激烈反弹，而应该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及闻过则喜的态度，仔细倾听。
事实上，融入本地社会对新移民来说，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并非加入新加坡国籍就能完成，这个任务甚至须要交棒到下一代。但作为新移民本身，就应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
对于在新加坡定居有些年份的新移民，不但会面对本地优良教育体系下培养的人才的竞争，事实上也必将遭到新来的新移民的竞争。因此先来一步的新移民尽快融入本地社会，未来可以协助后来的新移民融入社会，而自己也能获得较多的竞争优势。
新加坡是一个高度亲商和尊重人才的社会，也致力打造成企业家的枢纽。因此作为新移民，自觉地尽快融入本地社会，对自己的发展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一课。
·作者是本地永久居民，互联网媒体工作者
种族和谐是社会财富
种族和谐是一种社会财富
（2008-07-26）
● 邹璐
移居新加坡多年，无论是在工作环境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时常都会和马来同胞相遇打交道。有一次笔者还专门和中国朋友一起，拜访甘榜格南的马来文化中心以及旁边的苏丹回教堂。
在这个马来人口占13.5%的小小国家，马来同胞、马来习俗、马来建筑、马来文化是我们随时可见的风景，而因为文化差异，语言障碍等原因，我时常在心里想，这样的“马来风光”对于我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很有可能就是一道不会深入心底，只是看在表面的风景而已。
最近我有两次近距离接触马来同胞和马来文化的机会，一次是上星期六，应邀出席一所穆斯林女子学校慈善筹款的“淑女下午茶聚会”（Ladies High Tea），宴会主宾是纳丹总统夫人；一次是在拉丁马士华文读书俱乐部导读马来作家瓦哈·汉扎的《老树》。
下午茶的一次约会上，身穿休闲服饰的我们，发现自己厕身于豪华大厅里面高贵华丽、色彩缤纷的Kebaya之间，以及亲切友善的微笑。读书会上，导读的是一篇篇幅短小的翻译小说。在那些细腻的人物心理描写中，让我们感受到马来族群的宗教意识、家庭观念、生命态度。
这样想来，把马来同胞看作是一道风景，应算是一种比较有审美距离的友善观点吧。保有一定距离，像欣赏风景一样，彼此尊重，和睦共处，未尝不是一种好的相处之道。
“大熔炉”观念需要修订
从前我们形容美国的移民社会，多元文化现象为“大熔炉”（melting pot）。我还有某种程度上的对于“大熔炉”的向往，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都面对移民和多元文化融合的现实，“大熔炉”的观念是须要检讨和修正了。
人类的演进历程中，形成了不同的语言、文化、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思想观点等，但我们须要尊重其客观的存在，种族文化优越感今天看来不仅是过时的，甚至是危险的。
歧视是古往今来的普遍社会现象，对立冲突、仇恨战争也随之而来。但如果我们回顾1964年7月21日那场最终造成23人死亡、454人受伤的本地“种族冲突事件”，如果我们还记得1994年12月俄罗斯军队攻占车臣首府格罗兹尼（Grozny），围剿回教分裂分子，造成2万4000多平民死亡等等这些血的教训，都不啻是人力、物力、财力、精力等的极大消耗和浪费。
仇怨一旦产生，悲剧就会重演，而且是一再重演。
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语文、不同宗教信仰可以在新加坡这个小小岛国和谐共处，共存共荣，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社会现象。种族和谐是一种社会财富，李显龙总理在种族和谐日的讲话说，要加倍珍惜并重视新加坡建国40多年来，在促进种族与宗教和谐方面所积累的社会资本。身在其中，感受尤深。
·作者是审计师，自由撰稿人
2008年7月21日星期一
新移民融入课题
站长的话
（2008-07-21）
由于人口老化、生育率低、经济需要改型、国内市场需要活化等种种因素，我国需要从世界各地引进各方面的青年专才与技工。新移民的到来，总难免会受到少部分本地人的排斥。不少对新移民的负面看法，其实是情绪化的反应。这几年周围亲友同事的反映显示，有些排斥情绪是基于道听途说，即使是有些亲身经历佐证，也往往是“以偏概全”的印象和结论。不过，在政府放宽对新移民的审批，让各行各业出现更多新移民后，许多人和新移民接触增加，一些原来激烈指责新移民抢饭碗、抢老公、把新加坡当作移民北美英澳跳板的声音反而有减弱迹象。和荷兰相比，新加坡的新移民带来的“文化”矛盾是相当温和的，也没有反对党以反对接纳移民作为政纲。这点我们应该感到庆幸。
把门打开，把心眼放宽
（2008-07-21）
● 陈俐颖
关于移民和客工的话题，在新加坡最少会谈上10年。我可以给你这个保证。
荷兰已谈了50年，尚未停止。荷兰经验显示，当政府把门打开时，人民是否同步，也把心眼放宽，接受外来人？这是个关键问题。荷兰经验是否也有我们可以借镜之处呢？
荷兰50年前开始有显著的大批移民，到今天，荷兰还有许多声音积极反对收留要求政治庇护的人物、反对收留难民移民、更反对收留为追求美好生活而来的经济移民。大约10年前从电视上看过有个叫“1000万人口”的协会，这个组织的成员都希望荷兰的人口最好别太拥挤，呼吁政府保持在1000万之内最好。荷兰的人口目前已突破1600万！至于这个组织，不清楚是否还存在。
旧时的移民多数是摩洛哥人、土耳其人和印尼人。大批的摩洛哥人和土耳其人开始时原为客工，接着顺理成章成为移民，回乡娶亲，把太太接过来生活，开枝散叶。印尼移民几乎都是二战前后荷兰政府殖民印尼时的员工与家属。这些移民比荷兰少数的华族移民占了语言上的优势。不管是摩洛哥人、土耳其人还是华人，很多早期移民不通荷兰语，摩洛哥人的太太在家只讲他们村子里的方言，土耳其人的太太一样只生活在自己的窗帘后，用卫星收视土耳其电视节目。同样的香港移民在餐馆厨房开的是香港无线电视，北京人福建人要进入餐馆工作，一律要讲广东话。
拥有和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移民社群超过40年后，荷兰发现很多回教移民的男尊女卑的家规不符合荷兰国情。甚至至今仍旧发生年轻长兄把不听话的妹妹杀死的家庭惨剧。于是，关注移民融入荷兰社会生活，成了过去10年荷兰政府积极推动的政策。这5年里，更实施以荷兰语“融入社会”的考试制度，限定所有在15至65岁之间的移民必需拥有基本“融入社会”的文凭。
土生土长的第二代移民后裔在全面接受荷兰教育成长过程中，依旧背负着父母亲故乡的传统家规，在家从本族传统，出外上学或者工作就使用荷兰人的交往手法，过着双重文化生活。第三代的年轻回教徒在精神上已经得到更大的自由。但是，当国际足杯赛时，当欧洲歌唱大赛时，荷兰的土耳其裔青年们会为荷兰打气，也会热烈地为土耳其打气。
60年前，荷兰国土上从没有回教堂，发展到今天超过大小1000座回教堂／祈祷室，并且拥有超过百所回教学校。这个局面令一些右倾份子无法忍受。
移民都是人，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的精神窗口，包括过去式但依旧存在的爱国情绪。他们选择这个国家来居住，并不代表他们不爱自己的祖国。你不能要求他们把自己过去的情感删掉阉割。他们不是电脑软件，可以任意拆建。因此，土耳其人和以色列人在窗口挂国旗庆祝祖国胜利你不能说他们不忠。在荷兰人人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只要你不伤害他人。这是个高水平的文明社会。
新移民尚未融入主流社会，新一批客工的到来又引起争议。去年荷兰国会通过，打开大门，欢迎东欧人民进来荷兰工作。东欧劳工已超过10万人。其中80％为波兰人，20％多为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荷兰原本的用意是，只欢迎他们来工作，不怎么希望他们留下来。但不少波兰人来了荷兰，在接受访问时说决定移民。
东欧工友下班后喜欢聚集，热爱夜生活。他们大声嚣闹，严重酗酒，不理会环境卫生，又不融入社会，结果，引起民愤，目前已成了烫手山芋。
当一个国家把门打开时，你不仅放一批人进来。跟着他们进来的，还有他们的母国背景文化、他们的餐饮习惯、卫生水平等等。不仅移民付出精神注意细节要去适应新环境，当地的人群也要放宽心胸和眼界去适应外来的移民。
也说说新移民
（2008-07-21）
● 高俊杏
最近看到《交流版》刊登不少有关新老移民的文章，作为一名新移民，我也想谈谈我的见解。
首先，新移民是指从国外来新加坡的永久居民和加入新加坡籍的外国人，其他持有各种准证在此工作，学习的外来人士是不属于这个行列的。
我和先生来这里约十年了，在这里工作生活，先后拿了永久居民和公民，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对于本地人的称呼“新移民”我并不觉得厌恶，反而觉得喜欢。 因为在我看来“新”包含了充满活力和生机的意思，新移民也大概可以理解为你是专业人士或与专业人士相关联，间接肯定了你的修养和教育程度。(当然也是有例外的)
“新”移民相对于老的移民，这是事实。 因为我们的确是在他们之后选择来这里的，虽然是来晚了点，但还是被这里的政府和大多数友善的本地人（包括土生人和老移民）欢迎和接纳。而是否完全被本地人认同，我觉得并不重要。完全认同，需要很长的时间。其实就是在中国也有出生地域差异而产生亲疏之分的情况。打个比方说，你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后来你的朋友从山东来上海工作，买了房子，有了孩子，还拿了上海户口。那你会说他是上海人吗，你一定还会称他是山东人，就算他的孩子在上海生长，你也许还是会说起他的籍贯是山东，可能到了他的孙子，你才会说“你这个上海人如何如何” ，但仍然不排除你记得他的祖籍是山东。所以，为何一直要比贡献，比待遇，一直要求本地人要马上认同你，称呼你是本地人呢?
我们已经被政府、工作场所、本地的朋友认同了，也有了公民及永久居民的待遇，可以享受一切便利的公共设施，可以在这里追求我们的理想享受现在的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们的下一代在这里可以有公平的受教育的机会等等，这其实就是新移民的最初和现在的要求吧。
我不介意有些人用不恰当的字眼攻击我们，说我们是来抢饭碗，甚至把我们的“目的”和“手段”也说得可怕和严重。其实这些是人类的正常反应，当有外来的事物的时候，大多数人是会选择排斥和批评的。经过一段时间会逐渐减弱，甚至消失的。但如果有人一直坚持要批评，那就随他去吧，不必理睬，对于无知的固执是不需要浪费时间的。
所以，我认为作为新移民，不必去计较来自少数老移民的不同的声音，尽力做好自己的本份，也多一些理解的心。作为老移民，也不必对新移民存有怀疑和排斥的态度，多一点容纳的心，多学会接受新的事物。毕竟，谁都喜欢平静祥和的生活环境，优雅的社会，经济蒸蒸日上的国家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愿新、老移民们都多一些爱的心，包容的心，多看到彼此的好，多多交流。
2008年7月20日星期日
应继续大力支持仁慈事业
应继续大力支持仁慈事业
（2008-07-18）
自卫生部去年11月宣布介入调查仁慈医院后，仁慈所获得的公众支持显然已经收到一定程度的打击。仁慈管理委员会于昨早举行的记者会上透露，每月定期通过“财路”捐款给该院的公众减少了300多人，使得该院每月获得的捐款锐减8000多元。随着前院监明义法师本月15日正式被提控失信等罪名，仁慈很可能将会受到进一步的冲击，这是因为仁慈的创立和明义法师有着密切的关系。
了解仁慈成立背景者，相信都会肯定明义对医院的贡献。仁慈是一项值得社会大众支持的慈善福利医疗事业，许多人可以说是在明义法师的感召下为这项事业慷慨解囊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捐献者都能对人与事作清楚的划分。对一项慈善事业的支持，应建基在这一事业的意义本身，而不是它的管理人或领导者。
在仁慈之前，已经有了NKF这个令人震撼兼又遗憾的事例。事实说明，杜莱闹出的丑闻曾大大地打击人们对NKF的信心，但是，在当局依法处事之后，信心也很快地恢复了。这是因为人们清楚地看到，旧NKF的一些行政与管理弊端已经获得纠正，新的管理层采取了透明的管理方式，肾脏病人得到更大力的资助，因此，NKF不只获得新生，也获得人们更有信心的支持。从支持肾脏病患这个慈善福利事业的角度来看，这是吃一堑长一智。要挽回捐款者的信心，仁慈势所难免，也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
由于案件仍属提控阶段，我们目前不宜预作任何定论，只能等待法律程序的进行。代表明义法师的叶宝龙高级律师告诉记者，明义面对的是技术性控状，他并未得利。但无论如何，明义也必须依法而行，而这个过程恐怕还需一段不短的时间。但整顿仁慈管理机制的工作却不宜因此而拖延，反之，它必须尽快进行，管理委员会有必要及时扫除人们的一些疑虑，力求把案件对仁慈的不利冲击减到最小。
捐助慈善福利事业者最感痛心的事，无疑就是突然发现善款被滥用或误用。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大家一时之间也会感到难以接受，甚至愤懑。那些因明义法师被调查而停止通过“财路”捐款给仁慈的人，相信也或多或少蒙受这种心理上的创伤，他们的失望心情人们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明义法师主动辞去他在仁慈医院和该院属下10个附属老人日间护理中心和托儿所的一切职务以及仁慈管理委员会在记者会上的宣示与保证，都是明智和及时之举。
以商人蔡天宝为首、目前接手管理仁慈医院的管理委员会向人们做出保证，大家过去和接下来对该院做出的捐款没有、也将不会被滥用，管理委员会已经修订了该院的企业监管机制，确保公众每一分捐款都用在病人身上。负责领导审查委员会的新管委、同时也是审计公司KPMG合伙人陈怀林则告诉媒体，仁慈医院外借给曼陀罗佛教文化中心的36万1000元已全数归还院方，没有任何善款被滥用。
此外，仁慈医院将不会负责明义法师和前职员潘孝华打官司的费用。这样的切割也是明智的。
明义法师必须面对司法程序，仁慈的慈善医疗事业却不能因此而受到干扰或中断，这才是善众应该关注的焦点。预定在在今年12月投入运作的仁慈新医院，目前还缺940万元，管理委员会估计，要是接下来无法获得卫生部拨款津贴和公众捐款，医院的储备金顶多能用上22个月就耗尽，因此，管理委员会必须尽快向慈善总监提出恢复公益机构资格的申请，以便争取更多捐款。此外，医院也必须尽快物色一名新的院监，以恢复管理层的正常运作。可以说，医院管委会目前所承担的工作与压力是巨大的，为了确保仁慈事业的顺利继续，此时此刻，它更需要获得公众精神与物力上的支持。
鼓励生育
鼓励生育的代价问题
（2008-07-17）
如何使我们的人口生育率至少达到替代水平，是政府这些年来一直都很关注并想方设法要攻克的难题。首先是小国寡民的新加坡，须在经济上构成一定规模的“关键群体”，以维持适当的生产、消费与竞争能力。人口老化的趋势，也促使我们未雨绸缪。引进外地人加入劳动队伍和鼓励生育，是政府双管齐下的两大策略。
然而，人口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个国民身份认同，并且是权利享有与责任承担等的人文问题。因此，如何鼓励生育，让新加坡社会核心继续以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人构成，便仍然是不容忽视的一件大事。当然，这也是个牵动了众多矛盾的艰巨任务。
前天，在综合了四个月的公共咨询之后，财政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惠华就此课题向媒体发表看法。陈惠华也是国家人口委员会委员。她认为，政府应该认真考虑如何大刀阔斧地调整现有的措施，协助人们克服在社交、结婚与生育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
上星期，内阁资政李光耀在野村证券亚洲股本论坛上提及，新加坡研究鼓励生育政策时，曾参考了瑞典和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做法。他说：瑞典人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系统：支持陪产假、女性把子女送入托儿所、幼儿园的费用全由政府承担，这使得瑞典的生育率完全改观。
然而，李资政也指出，这些系统与政策所牵涉的，是瑞典人负担得起的昂贵费用。因此，在新加坡考虑这些做法时，仍然要衡量我们的财政预算：“我们负担得起吗？”但是资政认为，“我们得走这条路，因为这些是证实有效的做法。”
事实上，政府近年来已连续推出了一系列鼓励人们结婚与生育的措施，包括延长产假至12周、提供家长缴税回扣、减低外国女佣税、更多托儿选择等。这些措施也产生了一定的成效，生育率有所提高，但却仍然达不到替代水平。去年，我国的生育率只是1.29，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距离人口替代生育率2.1还相当远。
本报采访了一位住在斯德哥尔摩的新加坡籍妈妈，从她口中得知，瑞典的育儿福利是一套羡煞人的制度。除了上面李资政提到的产陪假等制度外，瑞典给予家有幼儿的父母假期特多，并可以灵活处理。比如，新加坡的母亲享有三个月产后假期，而育有8岁以下孩子的所有瑞典父母，都能够享有480天（等同于20个月）的有薪育儿事假。
同时，由于瑞典父母享有长假，自己照顾孩子，所以瑞典的托儿服务只收超过12个月大的小孩，并不需要像新加坡那类的“infant care”婴儿托管中心。换句话说，如果新加坡能够完全实施瑞典的一套，年轻父母的确可以在家中安心生育、安心抚养幼儿，一切都豁然开朗了。
但是，正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问题是瑞典能够负担得起的系统，新加坡可以照做吗？陈惠华前天便指出，诱人措施背后的代价，是极高的纳税额。例如，瑞典的增值税（VAT，类似本地的消费税）高达25%，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纳税率则达60%。这里同时有个令人非常困扰的问题：雇员的夫妇享有的480天有薪育儿假期，到底有几家企业能负担得起？立法实行，会不会把外国投资者都吓跑了？
当然，在另一方面，不愿意把幼儿完全交托给女佣的年轻家长，也面对着本地越来越昂贵的托儿费。这导致一些职业妇女干脆辞掉全职工作，自己在家带孩子。“作出调整，适应国情”，应该是新加坡在鼓励生育问题上的恰当做法。但众多矛盾要怎样“磨合”？怎样面面俱圆地照顾到整体的利益？看来目前问题是提出来了，如何解决相信仍要经过政府一番周详的策划与全民的配合。
新移民融入课题
他们vs我们：
从本土意识的兴起看新移民现象
（2008-07-16）
● 刘学敏
近几年来，每一次回国，发现新加坡的人口组成面貌（demography）变化最大的，大概就是外来移民的增加。记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才会看到的外来人才：如大学里得到奖学金的顶尖学生，代表新加坡比赛的运动员，大学和研究机构里的科学家，国际舞台上表演的艺术家等。
演变到今天，新加坡却在各行各业都可以看到新移民的身影。不管是在地铁、咖啡店、食阁，都会听到这样的悄悄话：“看，这么多的中国人。”
如果把时间拉回到殖民时代，当时几乎每一个新加坡居民都是移民，自然对于新移民的到来一般都能以平常心对待。毕竟大家都是离开了家乡到这里讨生活，都是暂居的侨民，打算赚够了钱回家乡落叶归根，没有长久居住的想法。
但经过了43年的独立建国和政府有意识的塑造国民意识以后，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已经自然而然的不再把自己当成是移民，而是成为具有强烈本土意识的公民了。
就像那首爱国歌曲《We are Singapore》的歌词中所唱的，“新加坡就是我们，我们是新加坡人（We are Singapore, Singaporeans）”，新加坡已经成为了本土新加坡人心灵的家乡。
和大陆居民比起来，岛国居民，不管是英国人还是新加坡人，都更容易产生一种对于本土的认同和相应而来的排外情绪。英国媒体人兼作家派克斯曼（Jeremy Paxman）在他的著作《英国人面面观》里头，就借用了曾经被广泛使用的新闻标题“大雾迷漫，海峡交通中断，大陆被封锁”，来形容英国人那种更愿意自成一国，自外于欧洲大陆的排外态度。
所以，既然“我们”是新加坡人，那相对的“他们”，不言而喻，自然就是新移民了。
他们vs我们。这样的对立情绪在民间已经悄然成形。
希望新移民融入社会
当然，不是所有新加坡人都具有这样的排外情绪。本地资深报人韩山元，就曾在不同的场合撰文肯定新移民对文化建设的贡献，认为“数十万中国新移民进入新加坡……为新加坡本土文化注入新的生命。（《联合早报·现在》6月27日，《研讨会上谈文化交流》）。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低收入的国民，埋怨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和更长的工作时间的新移民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淡滨尼集选区议员伍碧虹（Irene Ng）在今年3月的国会中，就提到了她的选区的一名60多岁的新加坡工人，被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抢了咖啡店助手的工作的例子，来说明本地年长工人的困境。
她也同时呼吁政府保护这些无法和外籍劳工竞争的新加坡人，让他们仍然保有工作机会。
就算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国人，也对新移民所得到的各种优待表示了不满。一位五年前以荣誉学位从南洋理工大学毕业的读者朱志强（音译：Zhu Zhiqiang），在了解了政府为吸引中国学生到新加坡求学所提供的各种奖励措施后，投书《海峡时报》，认为“非奖学金得主的新加坡学生，不管成绩多好，和这些外国学生比起来，都没有得到政府任何的奖励。这样的差别对待是让新加坡人心灰意冷的。”
可以说，新加坡的政府领导人一直努力的尝试消除这股排斥新移民的负面情绪。在今年3月的国会中，时任人力部长的黄永宏医生就提供了数据，说明新加坡的经济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源才得以持续增长。
虽然新增加的工作机会中有六成雇用了外国人，但大多数的专业，管理和技术工作还是让新加坡人得到。
外交部长杨荣文和代人力部长颜金勇，也都在不同的场合提醒新加坡人要以更开阔的胸怀来接受新移民。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了解到，这种由高涨的本土意识所带来的排外情绪不是那么容易可以通过冷冰冰的数据和由政府领导人的理性说服得以轻易消解的。
反对党的网站充斥了各种各样的民粹议论，新加坡民主党网站中就有论点认为，行动党政府之所以大举引入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根本是为了让这些“听话”的新移民来取代那些具有英文教育背景和批判精神、因为不满行动党威权统治愤而移民的本土新加坡人，以巩固自己的政权。
本地知名英文作家林宝音（Catherine Lim），也在她的博客里猜测行动党政府目前的各种做法，是希望在后李光耀时代，通过中国的崛起和更大的影响力，来延续李资政所建立的威权统治的模式。
面对民间的反弹情绪，李显龙总理5月6日在接受汤姆森—路透集团主办的对话会中也坦承：“我们在接受外国人移民到新加坡的同时，也必须努力让这些新移民同化和融入到新加坡的社会，让他们逐渐接受新加坡人的价值观和态度，也让他们的下一代在新加坡出生，成为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
我相信从总理的建议里头，新移民应该可以认识到，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都期望他们能够真正的融入到新加坡的社会来，真正的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份子。
机关算尽让本地人忿忿不平
政府要通过各种措施来“转变新移民的政治忠诚，以使之成为多元国族建构工程的一部分”，用意很明显。这包括总理公署内设立了公民与人口办公室，负责整合新移民到新加坡社会中；也包括了设立公民日，组织本地人与新公民一起参加，以庆祝获得新的公民身份与取得新加坡的认同。
但从民间的角度来说，也许更有效能够缓解这种负面排外情绪的，是本土新加坡人从他们所看到的新移民的言行举止中，是否看到新移民真正的从心底接受了新加坡作为自己新的国家，愿意为之效忠，和与新加坡社会产生认同。
让本土新加坡人感到难受的，是发现不少的新移民，在决定是否要成为新加坡的公民时，考虑的几乎都是物质上的回报——能够为孩子上学节省多少的学费，为自己和家人节省多少的医药费，是否能得到资格购买建屋局的新组屋，能够得到多少津贴，节省多少组屋升级的费用等等。
对这些新移民来说，这个新加坡人认为神圣的公民权的意义难道就仅仅是那些物质上的好处而已吗？
更让新加坡人忿忿不平的，是有的新移民家庭那种机关算尽的入籍——如让家中的女孩子成为公民，却让男孩子保持永久居民的身份。到了服兵役的年龄，男孩子就放弃永久居民的身份来逃避兵役，到外国求学。毕业后再在已经入籍公民的家人的帮助下，以公民亲属的理由重新申请移民。这种只想捞好处，不想尽义务的做法，能够让本土新加坡人服气吗？
新移民应多接触英语群体
就算是已经放弃了原有的国籍，取得了新加坡公民的身份的新移民，个别人士的表现也让人摇头。有的宣称自己还是中国人，取得新加坡的国籍只是为了旅行方便而已。有的根本把新加坡的公民身份作为跳板，当成是移民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之前的过渡。有些人虽然已经入籍成为了新加坡公民，却还去挥舞中国国旗，唱中国国歌。
这样的行为虽然只具有象征意义，但看在本土新加坡人的眼里，又是什么滋味？ 另外，新移民也必须了解到，正如李总理在汤姆森-路透集团的对话会中所说，新加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还会保持是一个以英文为主的社会。也因为这样，在必须学好英文的前提下，一般新加坡华人对于中文的掌握程度不可能达到普通中国人的水平。
新移民最常批评的就是新加坡人的华文水平低落，英文的掌握又只有工具的水平，没有所谓的“灵魂语言”，这样居高临下的批评，听在本土新加坡人的耳里，难道不会对新移民更加的反感吗？
要真正融入新加坡社会，我认为新移民也应该更多的接触新加坡的讲英文的群体（English-speaking communities）。
在新加坡，华语社团和讲英语的社团之间不论在待人处世、文化观念和价值观，都有很大的不同。讲英语的新加坡人所接触的资讯主要来自《海峡时报》，关心的课题更偏重新加坡和欧美世界，看待问题的角度和立场其实更接近西方的主流媒体。
比较起来，《联合早报》用大量的篇幅刊载的和中国有关的评论和新闻，却不一定是《海峡时报》的读者所同样关心的。举例来说，近几周针对中国的“软实力”的话题在《联合早报》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在《海峡时报》却几乎引不起任何的兴趣。
新移民如果只把社交的圈子限制在以华语为媒介的活动，只愿意活跃在宗乡会馆和华文文艺团体，将无可避免的会把自己对于新加坡人的接触局限在一个和其他新加坡人几乎截然不同的特定圈子里。
不去接触和了解讲英语的群体，把自己的接触面局限在讲华语的社交圈，自然就更容易造成讲英文的新加坡人和新移民之间的隔阂和误解。而这些隔阂和误解，又正是可以操弄的民粹课题。
不论在澳大利亚还是英国，都有以反移民的民粹口号来竞选的政客和政党。对于存在于新加坡民间这股暗流汹涌的和新移民对立的情绪，谁又能够保证不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操弄，以谋取自己的私利呢？
英文有一句话说，It takes two to tango, 意思就是要跳好一场探戈，需要两方的配合才有可能。新加坡政府一直很用心的通过各种劝导来减轻民间这股对于新移民的对立情绪。新加坡的民间到目前为止还是默默的配合了政府的移民政策。
和谐的社会，需要本土新加坡人和新移民之间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我希望本土新加坡人在接纳新移民的同时，新移民们也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努力的融入，和本土新加坡人共同建设新加坡这个我们共同的家园。
·作者是在中国从事管理工作的新加坡人，文发自上海
站长的话
（2008-07-17）
在全球化的时代，移民现象已经遍及世界各角落。每个开放和接纳移民的社会，既得到移民所注入的新活力，也的在一定程度上面对移民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政府如何治理和引导，至关重要。但问题却并不能完全靠政府来解决，本地人要有宽阔的胸怀，能看清楚移民的贡献，新移民也须努力融入本地社会，这样才能相得益彰。
一个新移民的感想
（2008-07-17）
● 李小荣
我是一个来自中国的新移民，看了7月16日发表在《联合早报·言论》刘学敏的文章“他们vs我们：从本土意识的兴起看新移民现象”，觉得有些话不吐不快。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移民与接受移民，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移民的产生，来自于双方对彼此的需要。我喜欢新加坡的政府，廉洁高效，虽然人民为此支付的费用也不菲，总体而言还算值得，这是我选择移民新加坡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新加坡接受我作为移民，是因为我是专业人士，有工作能缴税，为新加坡作贡献，不会成为社会负担。
刘君有些说法不太准确。
新移民在新加坡，并没有享受到什么优待，只是政策相对公平，而这对我，就足够了。新移民都知道，政联企业和新加坡本地公司，会对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优先，而新移民的工作选择多半在跨国公司。在政府发放的奖学金里，如果同等条件，一定是优先选择新加坡人，而且很多奖学金是只对新加坡人的。当然喽，如果有人不满新公民享受到一样的权利，可以考虑推动立法，模仿马国的“土著人优先权”制度，根据个人以及祖辈加入新加坡国籍的年限，制定相应的优先权制度，看看会怎么样。
担任咖啡店助手的大多数中国人，不能被称为新移民，他们多半是持有工作准证, 准证性质和电子厂和建筑工地上的外劳，没有区别，只是外籍劳工而已。他们不可以带家属进新加坡，女工不可以怀孕，合同到期后除非延期，就要回国。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中国人有好有坏，新移民中有好有坏，新加坡人中同样也有好有坏。只追求物质的人，到处都有，谁也不敢铁齿地说，哪里的比例最高。
至于说居高临下的批评，我不想提我所遭遇到的某些甚至带侮辱性质的对于中国人和新移民的评价了，有些甚至反映在电视和广播节目里。
新移民的问题，不是要多去接触讲英文的群体，而是没时间接触任何团体。绝大多数新移民在新加坡都是无亲无故，完全要靠自己双手打拼，手停口停，为生活而奔波。不过请放心，新移民大多数识英文，读《海峡时报》和看“亚洲新闻台”的。
在这个变化莫测的世界里，只有变化才是永恒。对待不断变化的环境，人人都有恐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迁怒和责怪他人是容易的，但是却于事无补。对于自己不能改变的，要调整自己，试图适应，这是我在新加坡生活的信条，与大家共勉。
来自‘他们’的声音
（2008-07-18）
● 桑 竹
拜读刘学敏先生的文章《他们vs我们：从本土意识的兴起看新移民现象》，我对其中的一些看法有不同观点。
首先，今天世界上绝大部分移民是经济移民。移民的主要动力是寻求好的生活环境、教育条件和就业机会。新加坡人移民英国，不是为了效忠女王陛下，而是为了个人教育和发展空间；中国人移民新加坡也不是为了学唱“Majulah Singapura”，而是为了较好的生活。为政治权利而移民的是极个别的，大部分移民是为了追求好的生活。如果作者认同这个前提，那么新移民在入籍时打的经济小算盘便是合理行为。新移民对自己政治权利和义务的认识肯定没有经济方面清楚和直接。其实，这种重经济轻政治的现象在本土公民中也很普遍。
其次，对“机关算尽”的入籍，是否值得如此愤愤不平？假如有人真的照刘先生所说，让家中的女孩入籍，男孩作永久居民，到了当兵的年纪，逃避兵役，去国外求学，毕业后再回来重新申请移民，我们可以帮忙算算这么做成功的机会有多大？
机关算尽？不要以偏概全
一、这个家庭要有比较好的收入，负担男孩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所有开销；二、家庭收入必须稳定，只能往上升，不能往下降。因为男孩越来越大，开销也越来越大。如果父母中有一人中途失业或者患病，那么这个计划就要夭折；三、男孩成绩要够好。不然去到外国一个末流大学，还不如守在父母身边好；四、男孩要愿意配合父母才行。如果男孩有自己的志向，有自己的朋友，不愿听从父母摆布怎么办？如果男孩有了个新加坡女朋友，不肯去外国怎么办？五、执行这个计划要十几二十年。如果这期间政策变了怎么办？
最后、就算计划成功，男孩子忍受了二十年的不便，绕了半个地球，回到新加坡，不用服兵役，拿了新加坡公民，那又怎么样？他还是要结婚生子，他的孩子呢？他还愿意自己的孩子再来一次吗？这样的人，与其说他“机关算尽太聪明”，不如说他“自作聪明，自讨苦吃”。
分析了以上种种，那么，有多少新移民会这样做？想想这件事的难度和不确定性，恐怕一百个新移民家庭中不超过三五个。他们能代表整个移民群体吗？其余的家庭需要为这三五个家庭背黑锅吗？
本人在新加坡当了14年的新移民，遗憾的是两个孩子都是女儿，无法证明我们的忠诚。但是，从我的朋友邻居中，可以介绍十个以上的小男孩给刘先生认识，核查身份，看看他们是不是新移民的后代，有没有和父母一同入籍。女孩入籍，男孩不入的家庭，对不起，我还没见过。
第三，国民认同感的培养是需要时间的，急也急不来。就算有人拿了新加坡公民，还去挥舞中国国旗，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要去中国，还是要申请签证，没有合理理由，也不能在中国长住。在新加坡呢，他有一切公民所享有的福利和便利，他也肯定有一份工作，这一生最有可能在新加坡度过。
当在一个地方生活了十年二十年，有了自己熟悉的同事、朋友，知道地铁巴士多久来一趟，楼下的流浪猫一共有几只，楼前的树开什么颜色的花，停车场里抄牌开单的一天来几次，他就成了这里生活的一部分。反过来，这一切也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全部。如果把这些突然从他生活里拿掉，那他还有什么？到了那个时候，不管他拿什么护照，他都是新加坡人。至于那些为了旅行方便，为了去第三国，由他们去吧。也许他们还不知自己想要什么，也许他们有一天还会回来。
忠诚度是个伪命题
第四，新移民活跃于宗乡会馆和华社团体，是因为这些团体最愿意接受新移民。如果以此为依据，断言新移民不愿接触英语社群，不愿融入主流社会，自我封闭，是不正确的。在新加坡，从事脑力工作的人必须使用英语为工作语，从事服务业的也需要一定的语言能力，否则会面对来自上司、顾客和《海峡时报》言论版的巨大压力。从事体力劳动的对语言要求不高，但那些工作主要依靠短期外来劳工，不是新移民的主体。当新移民被要求接受新加坡的中文水平时，社会对新移民的语言能力和阅读习惯是否也应有一丝谅解？
第五，无论新移民怎么做，政客们都可以拿移民课题作文章。新移民是政治上最软弱的群体，因此也是最价廉物美的政治靶子。想想看，如果新移民都融入主流，成为社会的中坚，登上《海峡时报》主版，投机政客只要把题目改改，变成：“They take too much from us. We want it back.”那不是同样的好文章？
第六，在新加坡，新移民的忠诚度是个伪议题。就算我们在报纸上争论一个月，看不懂《海峡时报》的依然看不懂，喜欢去新加坡大会堂拉二胡的还是会去。这种讨论无法改变新移民的个人行为。
想想一百年前，过番南来的先辈有几个打算在这里终老的？可为什么他们再也没有回到家乡，而成了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的祖先呢？他们可想到忠诚的问题？他们留下来，是因为相信这里是安居乐业，抚养儿女的好地方。他们慢慢成了新加坡人，有了国民意识和忠诚。同样的，只要新加坡保持安定繁荣，让人们安居乐业，政府把该计划的计划好，该管住的地方管住，给它一百年，还分得出谁是新移民吗？
第七，“机关算尽”不是友善的字眼，希望作者慎用。对于大部分勤奋工作、热爱家庭、有社会责任感的新移民是不公和伤害。也希望早报编辑把好关，不要选用这样的文字作小标题。如果没有这四个字，我也就忍住不吭声了。毕竟我是新移民，最好的策略是交税和闭嘴。
·作者从事商业管理工作
新加坡需要怎样的本土意识？
（2008-07-18）
● 李叶明
笔者来狮城已经十多年了，怎奈乡音未改，一直被当成“新”移民。与朋友聊天，他们知道笔者已在狮城居住超过十年，便冲口而出：“那你根本就是新加坡人了！”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时，不但大家的关系更近了一层，而且一种美妙的认同感油然而生。
同样的聊天也会产生另一种反应。在一次讲座上，笔者下意识地用了“我们新加坡人”。茶点时间，一位听众对我说，“我很惊讶，你竟然会说‘我们新加坡人’……”。
看来，当一个新移民认同新加坡，以新加坡人自居的时候，并不是所有新加坡人都能接受的。
本土意识vs国民意识
刘学敏先生7月16日在《联合早报》言论版发表文章《他们vs我们：从本土意识的兴起看新移民现象》，显然就反应了这一部分人的心态。我好奇的是，为什么新移民就不能是“我们”的一部分，而必须是“他们”呢？
刘学敏君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有一个前提——“对于本土的认同和相应而来的排外情绪”。他认为，经过43年的独立建国和政府有意识地塑造国民意识之后，新加坡人已成为具有强烈本土意识的公民了。而在刘学敏君看来，“强烈的本土意识”必然会导致“高涨的排外情绪”，新移民理所当然被当成与“我们”不一样的“他们”。
刘学敏君提出的这个问题，无疑是非常严重、相当负面的。但我不认为这是新加坡塑造“国民意识”的结果。
必须指出，“本土意识”并不是“排外”的代名词。新加坡早期华文文学中所出现的“本土意识”的作品，就丝毫不带任何排外的倾向。而刘学敏文中所说的排外的“本土意识”，类似于前一时期非常高涨的所谓“台湾本土意识”。在“本土意识”下，台湾人被分成了“我们”和“他们”（外省人）。好端端的一个社会竟然被活生生地割裂，出现了水火不容的族群对立和恶斗。难道新加坡需要这样的“本土意识”吗？这样的“本土意识”怎么可能是新加坡所培养的“国民意识”呢？！
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新加坡的“国民意识”除了对国家的认同外，还有强烈的不分种族、不分宗教，追求平等与自由的信念。这是新加坡能够独立建国，实现种族和谐的保证。既然我们的“国民意识”能够帮助人民包容种族、宗教和文化的差异，能够凝聚新加坡人追求“One Nation, One Singapore”的大融合，为什么又允许所谓的“本土意识”去切割“我们”，制造一个“他们”，最终造成“我们vs我们”的隔阂？
苛求认同，无助于认同
刘学敏君在文章中列举了一些极端的个例来讨论新移民的认同和融入问题，他也提到了一些新加坡人典型的排外言论。我认为，这样只会挑起更多情绪化的反应。
事实上，来自中国的新一代移民，已不再像先辈那样，是为了求出路、求活路而移民的。他们更多的是为了追求更美好、更富裕的生活。在选择是否移民时，考虑新加坡能为他们提供的“好处”，是合理的逻辑。如果他们选择了新加坡，就证明新加坡还有一些优势，这是值得新加坡人自豪的。
新移民与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成长经历，不同的习惯，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这太正常不过了。没有必要把这种种“不同”上升到“不认同”的高度。新加坡人完全可以像包容种族和宗教差异那样，去包容这些小小的“不同”。
新移民选择了新加坡，就必然要选择融入。对任何一个新移民来讲，拒绝融入纯粹是自找麻烦！所以，关于新移民“不愿意融入”的担心，是多虑了。
可是在现实中，新移民的融入，却总是不太顺畅。三江会馆会长李秉萱曾经提到，新移民要融入新加坡必须过一道难关，就是老移民的心态。事实上，新移民在新加坡到底可以融入到什么程度，绝对不是由新移民单方面决定的。
黄根成副总理在去年的一次讲话中也指出：多数新加坡人对外来移民表示欢迎，但也有一些国人抱有负面的看法，即使对方真心要根植新加坡，也对他们采取排斥的态度，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他认为，这些人对新移民的负面看法其实是情绪化的反应。
为此，黄根成呼吁新加坡人反思：“如果一直对新移民抱着怀疑的态度，最后必定会弄假成真，导致新移民只在新加坡短暂居留。理由很简单，没有人会喜欢长期住在一个自己不受欢迎的地方。”
而刘学敏君在他的文章中也提到：It takes two to tango, 意思是要跳好一场探戈需要两方的配合。事实上，“认同感”的形成，也同样需要双方的努力。如果一味指责新移民不够融入，苛求对方无条件“认同”，夸大双方的各种“不同”，把新移民当成“他们”来看待，这才是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的最大障碍。
·作者从事教育与科技工作
站长的话
（2008-07-19）
如何让新移民融入新入籍国家的主流社会，是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和媒体“意见领袖”都关注的问题。要融入主流社会，首先需要了解主流社会，从而进一步分析、理清融入主流社会的障碍。要求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应多接触英语群体”，是出自希望移民和本地社会更快融合的善意，抑或是出自下意识的对新移民的歧视，或是“以偏概全”的错误观察。这是还可澄清的枝节，并非要旨。重点仍是，不论是本地或是外国，主流社会与新移民的融合，向来都需要双方努力了解对方的历史文化背景，接受对方的文化差异，分析批判一些阻碍理解和融合的偏见和情绪，确立一些有助于融合的机制与法规，往往还须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磨合，才能让新移民更顺利地融入主流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应和新移民平等交流
（2008-07-19）
● 王树森
翻开7月16日的早报言论版，刘学敏君的一篇文章《他们vs我们》的标题吸引了我。可是读了以后，我心情特别沉重，心里也不禁有许多疑问：
一、在该文里怎么中国人成了抢新加坡人饭碗的乞丐？那么作者刘学敏到“乞丐王国”又是去干什么了呢？
二、作者引用反对党的话说：“行动党政府之所以大举引入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根本是为了让这些听话的新移民来取代那些具有英文教育背景和批判精神、因为不满行动党权威统治愤而移民的本土新加坡人，以巩固自己的政权。”那我就纳闷了，好好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什么时候就孤立到如此地步，要靠外来移民的支撑才得以巩固它的统治？这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不能不说起到了贬低、丑化的作用。
三、我第一次听说，一个加入新加坡国籍的外国人，连自己原来是什么国家的人都不可以讲了、挥舞一下自己原国家国旗就犯法了、唱一下自己原国家的国歌就成了新加坡的叛徒。这是什么逻辑？这是什么主义（一个小国的大国沙文主义）？
四、作者俨然以一个长老的身份教育新移民：“新移民应多接触英语群体”，多么深刻的教诲。孰不知，在这个全球化的社会里，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还像上世纪60年代那样，东方就永远落后于西方吗？什么都是西方好吗？美国攻打伊拉克、美国的次贷危机好吗？群体之间的沟通是十分需要的，讲中国话和讲英语、法语、日语的，在工作上、生活上、学习上的沟通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有需要自然就会有沟通。问题在于作者的提法不对，他是看中国人不顺眼！看看吧：日本人、马来人、越南人和英语群体的接触又怎样了呢？不都是一样嘛！同语种的沟通总比不同语种的容易得多，这是客观规律。
刘学敏还引用了李显龙总理、资深报人韩山元、前人力部长黄永宏医生等的讲话，似乎他很拥护政府的移民政策；但是他话锋一转，在后面大做文章。在大谈新移民的不是时，又要引用博客、反对党、XXX议员、XXX读者、知名作家XXX的话来指责新移民、反对政府的移民政策。并告诉人家，不是刘学敏对新移民政策有多大看法，而是其他人有看法……
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了：现今的新加坡，民主法制十分健全，言论自由，不像文革中的中国，动不动要扣上“反革命”、“打着红旗反红旗”、“右派”的帽子。刘学敏先生又何苦躲躲闪闪，一方面打着领袖的红旗，然后引用别人的话来达到自己反对新加坡移民政策，从而挑起新移民与本土新加坡人之间的隔阂呢？
我个人认为，现在的所谓移民政策，已不是过去单向的了，在如今这个地球村里，你到我家，我到你家，相互的交流、帮助是十分频繁和不可或缺的。如果谁以为自己是老大，不要人家来帮忙，认为到他家来的客人就是讨饭的，那他就是坐井观天的青蛙（今天的老美也不敢如此狂妄）。以平常心对自己，以平常心对别人，平等待人，大家就能和睦相处，社会和谐才能实现。
·作者是上海资深教育工作者，现旅居新加坡
谈谈我的“机关算尽”
（2008-07-19）
● 蒋琦
读了刘学敏7月16日刊登在联合早报上的《他们vs我们：从本土意识的兴起看新移民现象》一文和随后几位读者的文章，觉得意犹未尽，不妨以本人为例作一番探讨。
本人1991年从中国来新加坡工作，随后太太、3岁半的儿子一起移居新加坡并成为新加坡公民。目前儿子正在国民服役。
有关国民服役确实是有男孩的新移民家庭所面临的问题。因为在中国，绝大部分男子尤其是能考上大学的是不需当兵的。我也确实看到有少数新移民家庭的男孩在中四毕业后离开新加坡，避免服兵役。
在我看来，如果一个新移民家庭没有打算在新加坡作永久居留，在新加坡只作工作和学习考量，那么让小孩避免服兵役也是很正常的。
对于我们儿子的将来选择，我们是这样考虑的：选择一，回中国；选择二，去其他国家，如美国；选择三，在新加坡。
如果是选择一，服兵役就没有必要了。但，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
对于选择二或三，我们考虑后认为还是应该服兵役，让孩子成为一个真正的新加坡人，这是他学习、成长的地方，有他的很多同学，朋友和回忆。即使今后他选择了二，他仍然有他的家园，任何时候他可以回来，那是他的家，将来的一切由他自己主宰。
对于新移民自己将来的安排，也是新移民家庭所面对的问题。
由于背景的不同，作为第一代移民面对最多、最大的困惑是来自精神层面的。我们必须去适应和接受这新的环境。但是，当你看到楼下年老的老移民们退休后的生活情景，你不禁要问自己：我们所努力去适应的这个新环境，最终让我们退休后的生活像他们一样乏味？
现在的新移民大多数接受高等教育，他们不但希望有好的物质条件和生活环境，更希望有丰富的精神和文化生活。
刘学敏文中谈到的新加坡华文群体和英文群体间的差别确实存在，那是新加坡本身的历史问题，与新移民无关。本人认为，在现代高科技的信息社会，只有受教育的高低差别，与不同语种（如华文或英文）应该并无大的差别。不管是科技、艺术、经济、政治、文化、新闻，你都能以不同的语种去欣赏它。
新移民们以自己的语种拥有上述方面丰富的知识是有目共睹的。倒是反观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和水准实在不敢恭维，不但华族新移民们担心，也让许多新加坡华族家长担心。而十几年的华语运动仍落得个市井水平而已。
新移民们从短期到长期居住新加坡，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心路历程，绝非三言两语能道尽。而社会也应该在创造好的物质环境的同时，更注意精神和文化环境的建设。这不但有利于新移民，也有利于全体国民素质的提升。
2008年6月27日星期五
城市生活也能有其和谐追求（2008-06-25）
城市生活也能有其和谐追求
（2008-06-25）
● 吴韦材
一连三天，来自多国的部长、市长、高官、专家学者、私企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将齐聚新加坡参加首届“新加坡国际水资源周”、“世界城市峰会”及“东亚宜居城市峰会”三大盛会，讨论城市化挑战及寻找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方案。
这些会议能在新加坡举行，除了是国家的荣幸，也是一份鼓励，更是新加坡在相对上达致更宜居城市条件的肯定。
新加坡能在种种客观约束条件下发展成今天一个国际都市，该归功于明智的发展规划。今天，当环保升温为国际间相互热烈研讨的普世话题，而其实多年前新加坡在整体规划上，早已具有城市发展与自然保留之间的平衡规划意识。
空间虽小却有其灵活性
翻开地图，看整个岛屿，我们的城市拓展区与自然保留区在分布上明显具有其理性安排。新加坡空间虽小，但在这样一个现代城市里，人们仍能在生活中同时拥有一个热带岛屿的各项自然条件，这看似理所当然，其实是经过一番慎密规划才能得到的平衡。
世界上只有两个赤道城市还能够保持原生态的热带雨林，一是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另个就是新加坡。以巴西的地理面积要在一个城市里保存热带雨林“并不奢侈”，但是以新加坡这样有限的空间来说，要同时拓展现代城市并保存热带原生态雨林，就需要规划智慧了。
此趟回国，曾带数位中国友人参观中部麦里芝蓄水池及新加坡友人的有机农场。他们很难想象相距闹市不远也竟能拥有这样的自然调剂空间。
其实他们还没看到双溪布洛、林厝港、北部海军路等保留区。而他们就在我们组屋社区的种种规划中，常常指出各种城市生活与自然元素的交织安排，这些在我们长住此地眼里当作理所当然的境况，在外人眼中，却是具备心思的规划与设计。
制造与消耗，永远是城市伤脑筋的环保问题两端。尤其在工业规模及市场都同时巨大的城市，这两个问题都显得更为棘手。
新加坡在工业规模及自己市场上确实有其限制，但从另角度看，这样的限制不一定就是劣势，笔者认为这样反而能让我们把问题更为聚焦，让我们更有效地去制止不利境况的扩张。并且，在必要时，我们还能把这不大的空间当作探究问题的“实验室空间”。
就因为小，我们做起种种针对环境问题的实验性措施，相对上都能具有更多的便利性。要实验，要推行，要改善，都比大幅员地区更为灵活有效。
诚然，宜居城市都会因所处自然环境及人文而具有不同的建设选择。而我们也一直是从自然环境的各项优劣中，摸索并衡量出我们自己的建设对策。
“宜居环境”不是一天完成的
基于自身条件，我们只适宜选择适合我们拓展经济的方式，并培养适合这个拓展方式的人才。我们的城市生活不只需要融入国际化模式，但同时也得配合不同族群的生活习性及面对自然气候的苛刻与单调。
简单一例，就如新加坡的绿化工程并不只是一个表面上的视觉诉求，它还有净化空气及在城市中负起吸热及降温功能。笔者认为，认识自己问题并能够针对问题，就是我们建国以来一直能稳健发展的主因之一。
从兀兰坐地铁一直南下，或许会觉得新加坡组屋社区在视觉上是较单调的。不过，在面对种种客观限制的条件下，我们或许得承认本地社区生活空间的筹划或已是在客观限制下属于理智的方案。
其实，新加坡组屋社区的种种规划及设计至今仍在改良中，这就值得赞许。在鱼与熊掌无法兼得情况下，能把哪样做出佳肴恐怕就是唯一的选择。
比如拥挤的东京或香港，平民社区里一般都无法承担我们这般宽敞的疏通空间，又比如房屋多属高龄建筑的曼谷，城市结构古老定型，其平民社区的居住形态，在完全融入现代化措施这点改良上，尚有一定困难。
或许我们对“在下一场豪雨后仍然可以不带雨伞，下车却能保持干爽回到家”感到理所当然，但或许我们更该记住，这宜居环境并非一天就完成的。就如新加坡人在这般宜居环境里不经不觉培养出一些生活上的标准，也不是一天里形成的。
新加坡人若能在带有珍惜的归属心态上，再培养出一份集体维护环境成绩的共识，那么，我们或许就能在“宜居城市”的形态层面上再迈进一步。
因为生活就是文化的温床。若能在这“宜居生活”里滋养出我们对生活的感悟，活出自己的特色，并通过种种不同形式表现得更为具体，那么我们就能沉淀和累积。
环境养人，人养文化，确实必须在这方面先有觉知，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才能在宜居城市的生活里展开对和谐的追求。
·作者是旅居北京的本地写作人
探寻“宜居城市”之路（2008-06-25）
探寻“宜居城市”之路
（2008-06-25）
首届“新加坡国际水资源周”、“世界城市峰会”和“东亚宜居城市峰会”，昨天在本地同时开幕。无论远近，无论是亚洲还是其他地区，各国都派代表与会，盛况可谓空前。这一事实说明，在城市化浪潮给人类带来很多严峻挑战的形势下，所有国家都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并急于找到正确、有效的道路。
城市化进程给几乎所有国家带来的问题大致上都是一样的，最主要的莫过于能源与水资源的浪费和短缺、空气污染日益严重、基础设施不负重荷等等。这些问题不仅使居住环境变得越来越差，而且也使社会运行和经济增长的效率受到制约。
因此，若某个国家或城市在这些方面有成功的实践经验，那就必定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兴趣，或者研究其模式，或者模仿其经验。而昨天开幕的上述三大盛会，正好为各国政府和专家学者们提供了研究、交流和相互学习的平台。
就我们自己的感受而言，在新加坡举行这样的会议，研究水资源管理，讨论城市规划，探讨建设宜居城市的方案，应该说是恰当不过的。这不只是因为新加坡作为“花园城市”的形象已经在世界各国深入人心，而且更因为，在很多国家的居住环境因工业化和人口增长而不断恶化时，新加坡却在经济增长和居住环境两方面兼而得之，它所走过的道路就是值得观察和研究的例子。
正如李显龙总理昨天在会议开幕式上所说，新加坡是个小国，人口密集，缺乏自然资源，所面对的挑战比其他国家更多，但它却用自己的经验证明，即便是这样一个城市也照样可以保持经济增长，又能管理好环境。
也许值得再次提及的是，最近这些年来，新加坡不仅在合理使用土地、扩大绿化面积等方面依然做得很好，而且还在水务管理、水资源再生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既解决了自身缺水的现实困难和后顾之忧，而且也为应对全球性的水资源缺乏难题，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新途径。
的确，无论是在水资源管理方面，还是宜居城市的建设领域，新加坡早就引起了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的注意，甚至被当作研究的范例。而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李显龙总理昨天宣布了两个相关研究机构的成立，一是水务政策研究院，二是宜居城市研发中心。
对本区域乃至对全世界而言，这两个机构的成立都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因为它们的研究方向和宗旨与全球化趋势和城市化进程完全合拍，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都是世界性的现实问题。固然，这两个机构有助于新加坡推广自己在水务管理和城市建设方面的经验，但广而言之，它更为世界各国应对相同的挑战，开辟了一个新渠道和新空间。
最近这些年，本区域许多国家都纷纷派代表团前来新加坡，学习城市规划，考察环境保护，研究水资源管理。但是，很多人得到的印象都过于笼统和直观，专业交流不够深入，在决策过程中的实用性不是很强。
现在，水务政策研究院和宜居城市研发中心成立之后，各国就可以在专家和政策层面进行更深入交流、探讨与合作。我们很期待这两个机构能够依托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凝聚各国专家和决策者的知识与智慧，为解决世界工业化过程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作出独特的贡献。
2008年6月20日星期五
通过具体措施防范电话骗局（2008-06-20）
通过具体措施防范电话骗局
（2008-06-20）
鉴于电话骗案频频发生，全国罪案防范理事会前天宣布，和汇款公司西联汇款（Western Union）联手推出一个安全意识与防诈教育计划，以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其具体的做法，是在西联汇款所有65个代理处（包括其中的47家新加坡邮政分行）张贴海报和发送传单，并在各处银行分发2万3000张传单，提醒公众留意此类骗局。
而公司方面，除了其经过训练的职员会相应提高警惕，把守最后一道防线，帮助客户及时识破骗局外，也重新设计了汇款表格，在表格上提供有关防诈骗的资讯和警方热线号码等。公司职员如果发现顾客可能是受到欺诈或堕入骗局，也有权拒绝汇款交易。
有关电话骗局的新闻不时见报，但是至今却还是不断有国人上当，这说明单靠呼吁和一般性的宣导，并不能很有效地打击和防范这类罪案的继续发生，因此，全国罪案防范理事会除了继续努力进行公众教育之外，实有必要更深入的研究，并想出更具体和有效的对策。这回和汇款公司联手推出的计划，可以说是教育之外的一种比较具体的做法，真正为防范电话骗案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
当然，要应付骗徒花样百出的诈骗手法，这还是远远不够的。罪案数字本身就说明了这点。罪案防范理事会引述的数字显示，去年共有超过350人上当，被骗走的钱共达460万元，骗徒主要是通过汇款公司和银行获得骗款。
最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中奖圈套，去年共有325人掉入这类圈套，损失款项最少的是200元，最多的则达35万元。近月来，骗徒也采取了电话假绑票的手法。从去年8月算起到上个月，在假绑票案中被骗的有22人，损失款项由500元到6万元不等。上述数字相信只是有向警方报案的数字，有多少人被骗了，事后觉得无奈而不了了之的，则不得而知。另一种电话诈骗手法则是冒充司法或执法机关。由此我们其实也不能否定歹徒会利用其他在人们心目中有信誉或权威的机构或单位设计诈骗圈套的可能性。
骗徒诈骗手法不时在翻新，应对之道是要有人及时揭发。公众应有这方面的公德心，知者必报，而罪案防范理事会则应采取更加主动的做法，收集情报，一发现有新的诈骗伎俩出现，马上通过大众媒介和基层组织向民众发布，让公众能在第一时间获得信息并提高警惕。每个选区里其实都有防止罪案委员会这样的基层组织，这些防罪案委员会可以连同公民咨询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起到教育居民和有效传播罪案信息的作用。
不少受骗者是年长者，他们平时可能并没有读报或听新闻，也可能因为知识水平较低，较易成为歹徒下手的对象，要帮助这个群体，就不能只是通过宣导的手段，而必须通过相关基层组织，直接讲解和现场示范。
当然，打击电话骗局之类的罪案，最后还得靠执法部门加强执法，有效破案，将更多的骗徒捉拿归案，绳之以法，以儆效尤。与此同时，我们的立法机关或许也有必要检讨刑法的相关条文，看看现行的有关刑罚是否足以产生吓阻的作用。上个星期便有一名来自中国的电话绑票骗局骗徒在法庭被判罪，他与不明身份者串谋，试图通过绑票骗局敲诈本地一户人家10万元，结果失手被捕，最后被判坐牢9个月，这样的刑罚是否足以产生吓阻作用，或有检讨的必要。
2008年6月9日星期一
也谈引进外来人才（2008-06-06）
也谈引进外来人才
（2008-06-06）
● 翁德生
笔者非常赞同潘国驹教授写的《亚太地区的科技与外来人才》（6月2日《联合早报·言论》），他认为：“在吸引海外人才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爱国主义以及民族感情。历史上有很多显著的例子，说明爱国主义以及民族感情对科技发展有重大作用”。
我必须这么说，政府很懂得全球化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国在引进外来人才是当今领头羊，任人唯才制度（meritrocracy），让过江龙有宾至如归之感。当下许多曾经有排外色彩的国家，也正悄悄地改变策略欢迎外来人才，可见我国做法是先知先觉的，具有前瞻性。
在处理“过江龙与地头蛇”问题上，那些曾经保护地头蛇的国家是吸引不了过江龙的，因为真正的人才到世界到处都铺满红地毯，他们不会选择在有“二等公民”地方落脚。
新加坡不只不会让过江龙沦为二等公民，反而让土生土长国人有二等公民之感，这才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在处理地头蛇和过江龙课题上，我们不能说已经是十全十美，但应该认真研究如何改进求取平衡。
特殊领域应优先考虑地头蛇
以美国为例，这个当今最成功的开放社会，吸引全世界最优秀人才汇集，创造美国奇迹。不过在一些特殊领域里，例如当白宫主人或是中情局局长，出生背景还是考虑因素，因为这牵涉到国家生存策略的考量。
新加坡是个年轻国家，国民意识是百年树人工作，爱国主义对小岛国太重要了。我认为我们可以继续在大部分领域绝对开放自由竞争，商场上过江龙打败地头蛇无所谓，甚至像星展银行总裁用外来人才也无妨，反正他只要实现“股东利益主义”就行。
一些比较特殊领域应该优先考虑地头蛇，从媒体管理层到电台广播员之类的，我认为只要是能力，落差不大，应该以土生土长为主。
目前政府的思路可能以政治领域为主流，殊不知现今社会潜移默化力量来自四面八方，拿笔的拿“麦”的一样具备影响力，他们的爱国主义相对而言以生于斯长于斯较可靠。
一代股神巴菲特忠告人们投资应以所在地为主，意思是比较了解市场状况。所以一个住了五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永久居民，对本地课题理解程度肯定会有落差，这和个人水平没有直接关系，纯粹是时间作业。
外来人才政策有改进空间
笔者几年前就公开支持外来人才政策，不过总觉得必须适度调整符合国家利益。不久前有啤酒女郎和咖啡阿嫂的辩论，开放社会，海纳百川，啤酒女郎胜出有理，可是咖啡阿嫂可能有孩子当过兵，这就必须细致权衡国民服役和爱国主义的共生关系。
我很肯定我们目前没有这种“捍卫本土”意识。每当我从电台节目听到外来和尚空中念经时，尤其是针对国家社会民生课题，他们无疑字正腔圆，但本土课题还是让本土广播员谈论会更加胜任。这里必须强调这些本土广播员水平，须与外来人才不遑多让。
重视爱国主义的重要性，这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如果我们无知地无视爱国主义，然后天天在高喊地球村世界大同之类，到了有一天需要展现爱国护国时才临时抱佛脚，那才是最愚蠢的自误。
这不是一篇排外保护主义文章，而是相信我国在本土和外来人才政策上还有改进空间的感言。
·作者是本地商人
请给客工和新移民多一丝包容（2008-06-07）
请给客工和新移民多一丝包容
（2008-06-07）
● 江秀岚
《我报》记者洪奕婷，在5月21日的评论文章《外籍员工应具一定英文程度》中，以亲身的两个经历去油站打油和上餐馆吃饭，提出中国客工既然加入了这类服务业，与顾客交流，理应用英语来沟通。洪记者表示，这么要求或许是苛刻了些，不过，会以英语交流在我们的社会是必须，必然的。
我认为，记者遇到的上述中国客工，应该都是新手（其中有些人也有可能是新移民），给他们数个月，他们应可学会基本的英语对话。打油工人、侍应生，能说英语当然可和更多顾客沟通，但其劳力付出、友善服务的态度也应该是行业的必备条件。只要肯学，谦和地工作，掌握新加坡式英语会话，应该指日可待。此外，看菜单点菜，给予数字或符号指示，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再说，我们到餐馆吃饭，如果服务员的英语说得溜，但是，上菜的速度慢，态度又不佳，可能顾客感受还更糟糕。
华人看到华人，都自然地用华语交谈。见到香港人、台湾人，大马华人，我们华人都会自然地用华语交谈。用英语，反而很怪。是的，碰到异族，就用英语。语言的亲和力，自然流露。例如我的父母，今年60多岁，曾受过小学华文教育。他们会用方言和华语和人沟通。遇到异族，就用简单马来语和英语聊聊，他们喜欢这样的多语言混杂的沟通方式，我也认为这样很融洽。
在新加坡，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期间诞生的国人，都受益于政府双语政策；华人只要受过小学的教育，大体上，都可以讲新式英语和华语。加上教育的普及，受高深教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时势造就了这批双语的人，我们对此应该珍惜。不过也不必对不同语文环境成长的新移民和客工要求过高，要外来客工或新移民一定要马上投入我们的语言环境，口操国际语言英语。
用方言，就上不了台面？用华语，就将自身束缚于国际社会以外？这样的社会观感，令人怅然。语言是人们的文化遗产，不是身分的表露。虽然，服务业员工英语流利对新加坡旅游业有帮助。但去过曼谷的人都知道，许多酒店、餐饮业的服务生，和大多数的德士司机也说不了几句英语。大家用预先以泰文写好的酒店地址（或要去的地方的地址）和手势沟通，曼谷旅游业并未因此走下坡。
是的，我们的社会，不能原地踏步，务必要步向全球化，英语作为我们的商业用语的环境不能放弃。而这群出卖苦力、劳力的中国客工，肯定会在这个环境中，学好基本的英语；只要有决心。同时我也想借此提问：我们的双语人，要到港、台工作，现在要学会从小不曾学过的方言，可行吗？而英语人才，要到中国发展，现在要学华语、华文，可以吗？
可以，时势造就“人才”。只要有这个环境，加上自身的意志力，肯定可以。
2008年5月31日星期六
普及公共交通要有鼓励因素（2008-05-31）
● 周雁鸣
过去几年，有市民反映，等候地铁的时间很长，车厢内挤迫的情况也很严重。班次增加，是提高公共交通使用率最直接有效的做法。
今年，与交通有关的新闻不少，其中以电子收费增加与校巴意外引起的安全带使用问题，最为大众关心。
新加坡政府历来鼓励大众使用公共交通，降低使用路面的车辆数量。陆路交通管理局用三项设施来达到以上目的：一、提供高水准的公共交通服务；二、增设公路电子收费（ERP）闸门和相关的配套；三、增加道路支线，连接各区，让使用路面的驾车人士走远一点，避免车辆堵塞在市中心或各主要干线。
ERP电子道路收费提高了，收费的闸门增多了，使用道路的车辆都要付较高的费用，ERP又被叫为each ride pinches——每一车程都捏你一把。
不止私家车受影响，普罗大众赶时间坐德士的，也要负较高的车资。以往笔者带家老外出，使用德士次数不少，现在改为乘德士去坐地铁，节省一半费用。
对劳苦大众来说，公共交通是唯一选择。来自多国的新移民，在短期内还没有拥车前，使用公共交通的机会也很多。
过去几年，有市民反映，等候地铁的时间很长，车厢内挤迫的情况也很严重。有鉴于此，地铁公司从5月20日起，已把行车班次增加，每星期多走500车次，以减短候车时间，并舒援车厢过份挤迫的压力。据报道，6月20日起，连星期六的班次也会增加，这是提高公共交通使用率最直接有效的做法。
近年新加坡的巴士车队，设计美观、座位舒服，或站或坐，都很宽敞。政府公布，在年底会把公车路网连贯，车资会按路程收费，转车可以省时而不会提高费用，这样便可以减短了候车的时间，也会使公共车辆的载客量可以更有效的运用。
笔者目前上下班赶时间，每天最高使用五条公车路线，费用三元多到四元钱，一个月700元。日前跟同事沈君谈起，她刚把大房车换了省油小车，每个月养车开支仍要1000元。如果以后我转车时是以路程计，每天两块半左右而已，每个月500元搞定，不必考虑买车。
其实在外地，很多中央商业区内有专线车辆，免费让市民与区内工商人士乘搭。新加坡市内的几家大型商场也有免费穿梭车，方便购物者。市中心停车收费提高，确有效阻止车辆进入市中心的方法。校巴安全不容忽视。
提到校巴安全的问题，校巴从业人士叫苦连天，说安装安全带费用增加，座位宽度要增加，载客量会减低，收费要相应提高。
然而校巴安全，的确是个与孩子有关的重要课题。
多年前在香港，新学年第一天，女儿哭着从校巴下车，我以为孩子是想家而哭。校巴的保姆说，在路上，小女孩打瞌睡，刹车时，冲力把她从车尾无挡的位子，弹到车厢前面。
这起意外中，女儿无恙，我请保姆阿姨以后让我女儿坐在她身边，免得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那年女儿才三岁九个月，是车上最年幼的孩子。过后，孩子的爸有空，都自己开车送女儿上学。
去年9月，笔者带着老三到胡志明市，旅游面包车在市中心，与一辆摩托车轻微碰撞，十岁的孩子撞到前面座位背上的扶手，眼镜框被弄扁，眼角也被刮伤了。以上两起意外中，车厢内都是没有安装安全带的。
笔者认为，校巴的使用是应该鼓励的，既可以减省了家长早起使用私家车的必要，也可以让小孩子学习独立，到了中学可以自己使用公共交通上学。为了孩童的安全，政府应立例，规定所有的旅游面包车校巴必须符合规格，也要汽车制造商把安全程度提高。
然而，为使校巴老板的收入不至减低，可以在车厢内的通道设立活动的座位，保持载客数量，服务价钱不变。
新加坡有多家名校附近，每天上下课时，门口都会出现堵车，对其他使用道路的人造成不便。教育部也可以从公民教育着手，教导孩童要以坐公车为模范，并提高对环保的意识。 写到这里，笔者脑海里是一辆一辆载满外劳的开蓬货车，他们的安全有谁眷顾？
·作者在本地从事教育工作
2008年4月20日星期日
有利于持续发展的外劳政策（2008-04-19）
我国的劳动力人口本来就比较缺乏，再加上一些又脏又累的工作本地人不愿意做，所以从其他国家引进劳务人员就成了一项长期的政策。不仅如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里，所有企业都在千方百计地增强自身的竞争力，这样就使劳动力的素质和成本变得越来越受重视。
就我国而言，一直以来，政府就非常务实和灵活地实施劳务开放政策，一是要弥补劳动力不足的缺陷，尤其是要填补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包括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二是要帮助本地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三是要避免外国资本因为本地劳动力成本高而流失到其他国家。
除此之外，本地还有大量小本经营的生意也缺乏人手，包括咖啡店、餐馆、清洁公司等。这些行业只靠本地人是不够的，况且很多本地人都不愿意做这样的工作，主要是嫌报酬不高，又累又不够体面。假若无法以合理的薪水请到人手，这些小本生意就很难维持下去，我们的日常生活就会遇到很多不便之处。
很多人实际上都明白这个道理，因为毕竟事实天天摆在我们面前：在一些行业，若没有聘请外劳，很多事情就没有足够的人手去做，例如组屋区的清洁卫生、高楼大厦的建设、道路的施工，等等。可是，在某些时候，部分民众还是想不通，认为这些外国工人是来“抢”他们饭碗的，或者认为这些外劳的到来，使新加坡人的薪水降低了。
针对这样的问题，总理公署部长林文兴前天在劳资政论坛上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在咖啡店捧咖啡的一个阿嫂曾经向他抱怨说，来自中国的啤酒女郎抢了她的饭碗，害得她必须打两份工才能应付日常开销。林部长向她解释说，老板聘请了啤酒女郎之后，咖啡店门庭若市，生意变好，这样店主才有钱聘请阿嫂来捧咖啡。这个简单的故事其实含有很深刻的道理，那就是，外劳在表面上给本地员工增加了竞争压力，但实质上却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持繁荣的积极因素。
李显龙总理最近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从全球经济的宏观角度，非常透彻地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不能把本地低薪工人所遇到的问题完全归咎于外来工人，因为这是全球化的必然现象，其他国家也面对同样的问题。他说：“我们的邻里商店和小型企业常常投诉生意难做。生意的确难做，不少可维持生意的小商人是因为他们可以雇用外国工人，成本不会太高，才赚得到一点钱糊口。如果你不允许他们请外国工人，强迫他们以很高的薪水来请新加坡工人，我看他们就不得不关门大吉了。”
其实，政府在允许引进外劳的同时，已经充分考虑到了本地低薪员工的处境，并且采取了多项维护本国公民的重要措施，例如就业入息补贴和劳工税。低薪工人每月可获得200元的就业补贴，以此鼓励他们积极寻找工作，同时也能鼓励雇主积极聘请本地员工，因为政府实际上是帮他们支付了一部分工资，降低了他们的人力成本。
因此，面对外国工人的到来，我们应该有正确的认识。首先，新加坡要参与全球化竞争，引进外劳就变成必然的选择，因为它符合全体新加坡人的利益；其次，低薪工人要尽可能多学新技能，以此扩大就业机会，改善就业待遇；第三，我们不要忘记，在引进外来工人的同时，政府一直在采取措施保护低薪工人的利益，国人本身的利益不容忽视是明显不过的事。
就我国而言，一直以来，政府就非常务实和灵活地实施劳务开放政策，一是要弥补劳动力不足的缺陷，尤其是要填补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包括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二是要帮助本地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三是要避免外国资本因为本地劳动力成本高而流失到其他国家。
除此之外，本地还有大量小本经营的生意也缺乏人手，包括咖啡店、餐馆、清洁公司等。这些行业只靠本地人是不够的，况且很多本地人都不愿意做这样的工作，主要是嫌报酬不高，又累又不够体面。假若无法以合理的薪水请到人手，这些小本生意就很难维持下去，我们的日常生活就会遇到很多不便之处。
很多人实际上都明白这个道理，因为毕竟事实天天摆在我们面前：在一些行业，若没有聘请外劳，很多事情就没有足够的人手去做，例如组屋区的清洁卫生、高楼大厦的建设、道路的施工，等等。可是，在某些时候，部分民众还是想不通，认为这些外国工人是来“抢”他们饭碗的，或者认为这些外劳的到来，使新加坡人的薪水降低了。
针对这样的问题，总理公署部长林文兴前天在劳资政论坛上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在咖啡店捧咖啡的一个阿嫂曾经向他抱怨说，来自中国的啤酒女郎抢了她的饭碗，害得她必须打两份工才能应付日常开销。林部长向她解释说，老板聘请了啤酒女郎之后，咖啡店门庭若市，生意变好，这样店主才有钱聘请阿嫂来捧咖啡。这个简单的故事其实含有很深刻的道理，那就是，外劳在表面上给本地员工增加了竞争压力，但实质上却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维持繁荣的积极因素。
李显龙总理最近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从全球经济的宏观角度，非常透彻地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不能把本地低薪工人所遇到的问题完全归咎于外来工人，因为这是全球化的必然现象，其他国家也面对同样的问题。他说：“我们的邻里商店和小型企业常常投诉生意难做。生意的确难做，不少可维持生意的小商人是因为他们可以雇用外国工人，成本不会太高，才赚得到一点钱糊口。如果你不允许他们请外国工人，强迫他们以很高的薪水来请新加坡工人，我看他们就不得不关门大吉了。”
其实，政府在允许引进外劳的同时，已经充分考虑到了本地低薪员工的处境，并且采取了多项维护本国公民的重要措施，例如就业入息补贴和劳工税。低薪工人每月可获得200元的就业补贴，以此鼓励他们积极寻找工作，同时也能鼓励雇主积极聘请本地员工，因为政府实际上是帮他们支付了一部分工资，降低了他们的人力成本。
因此，面对外国工人的到来，我们应该有正确的认识。首先，新加坡要参与全球化竞争，引进外劳就变成必然的选择，因为它符合全体新加坡人的利益；其次，低薪工人要尽可能多学新技能，以此扩大就业机会，改善就业待遇；第三，我们不要忘记，在引进外来工人的同时，政府一直在采取措施保护低薪工人的利益，国人本身的利益不容忽视是明显不过的事。
2008年4月15日星期二
组屋区治安问题不容忽视（2008-03-26）
● 许凤秋
几天前,我们位于振瑞路大牌52的公司被窃贼敲碎玻璃大门。窃贼虽然没有偷盗任何东西，可是却使我们蒙受了一定的经济损失。不仅如此，我们就在同样的地方短期内丢失过三辆脚踏车，还有我们顾客的鞋子脱放在门口也几次被盗。据我所知，附近的其他公司也和我们一样遭受过窃贼的“光顾”和破坏，因此气愤之余想写此文，以我们的这一情况来提醒公众多加警惕。
新加坡是一个法制严明、社会治安环境极其优越的国家。正因为如此，这里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外国人留学和定居的理想境地首选，所以为了维持法制严明、社会安定的楷模形象，我建议有关当局在注重抓好整个社会治安大环境的同时，也绝不能忽视组屋区的“微小”治安问题。
记得本月15日我在报章上看到报道称在三天之内就有两名妇女被打抢。这些事情通常都发生在组屋区的电梯内。
除此之外，近日来早报又有文章报道停车场车内现金卡遭砸车盗卡。这些事件的发生都会对社会的治安形象造成极坏的影响，也会让人们逐渐对周遭环境的安全度产生质疑。
虽然本地和其他国家相比要安全得多，但是如上述的那些现象却仍时有发生，尤其是近几年。
我建议有关部门应该近一步加强夜间巡逻，特别是在组屋区的停车场及那些鲜少有人走动的角落安装闭路电视，凡是发现任何可疑人物，都要仔细地进行跟踪盘查。此外，对组屋区的一些酗酒闹事和吸毒者也要严加管制和惩罚，不能放松警惕，因为这些人也极有可能成为危害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此外，公众也要负起维护周遭治安的责任，对偷盗惯犯和扰乱社会治安的人绝不能姑息手软。只有这样多管齐下，才能让那些不法份子无可乘之机，从而更加净化新加坡的社会治安环境。
2008年3月31日星期一
可先行改进的地铁服务设施（2008-03-29）：韩行光
交通改革计划要全面落实，大概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地铁和巴士服务及设施的一些较小的事项却是可以提前处理，及早加以改进的。笔者在这里想对地铁服务提出一些个人看法，让有关当局参考。
地铁报站系统
早报读者在《交流站》上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认为只用英语播报站名，不是人人都听得懂。我认为：即使听得懂，有时车身发出隆隆巨响，把报站的声音给盖住了，而播音系统有时声量不够，有时声音含糊不清，也会听不清楚。
有读者说，乘客得时不时望出车外，看看是否到站。确实是如此。但在拥挤时刻，人人难以动弹，要望到车外指示牌也未必容易。
因此，在车厢里装置显示屏，是当务之急。《交流站·站长的话》也曾指出，一些大都市已采用屏幕报站系统，对乘客有很大的帮助。
我认为，最理想的做法是双管齐下：在车厢内同时安装显示屏和播报系统。不但能听，还能看，对那些失聪和失明的人来说，受益更大！这不也是体贴体障人士的最好方法吗？
屏幕显示站名的方式也有很多种。较理想的方式是：列出全线站名，站和站之间画上箭头，清楚指示方向，即将到站的站名闪烁发亮。这样，乘客不但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而且能够看出目的地还有多远。这对旅客特别有帮助。
车厢内张贴图片
车厢里除了广告之外，还应张贴一些图片，把乘客的不良行为，以漫画形式展现出来，提醒乘客不要这样做。
例如：翘起二郎腿，身边的乘客被逼退缩一旁；把物件放在座位上，别人不能坐；整个身体靠在柱形扶手上，其他乘客无法抓住扶手……这些自私和不雅的行为动作，早报读者也列举不少，不妨都一一以图片显示出来，让有这类行为的人看了“问心有愧”，改掉恶习。
月台上的显示屏
在月台上，乘客最迫切需要知道的是：列车几时到站。但屏幕上大多时候显示出来的，不是列车到站的时间，而是广告。
有时候，时间显示出来了，却缩成小小的一行字，被“挤”到屏幕最上或最下边一个小小角落里。试想想看，在东西线和南北线长长的月台上，就只有那么一个小小的显示屏。眼力不好，而不幸又站得远一些，就完全看不到了。
屏幕字体偶尔也会放大，但只出现片刻，往往刚注意到，还没读完，又消失了。说实在的，地铁站里的广告已够多了，为什么连那小小的屏幕也非用来播放广告不可呢！
在紧急时刻播放重要讯息，如列车发生故障，时间延误等，乘客是没有理由反对的。但是放映其他广告就是喧宾夺主了。
我提议：应在月台上多装置几个显示屏。屏幕上同时列出这一趟和下一趟列车到站的时间。这样，乘客如果觉得这一趟列车过于拥挤，而知道下一趟很快又会开来的话，就可以选择搭下一趟。这或许也可以减轻地铁过于拥挤的现象。
2008年2月29日星期五
全岛追捕潜逃的恐怖分子头子
千名军警全岛大追捕（2008-02-29）
● 陈锦柏 杨雪慧
超过一千名军警人员经过32小时的铺天盖地全岛大追捕，在潜逃的回教祈祷团新加坡支部头目马士沙拉末，仍是下落不明。
曾经出现在附近一家油站
据了解，马士沙拉末（Mas Selamat bin Kastari）从惠德里拘留中心逃出后，曾经出现在附近一家油站，一名油站便利店的经理前天傍晚曾看到一名穿着短裤的可疑男子，一拐一拐的沿着附近的一个梯级爬上山坡丛林，过后消失无踪。
一般相信，当局根据该名经理提供的线索，加上所收集到的资料，锁定嫌犯很可能匿藏在该处丛林，随后调动大批军警人员重重包围，不过始终没有发现他的踪影。
油站工人亚米沙（21岁）受访时说，警方前天到油站询问了他们，探听他们是否见到马士沙拉末，但他们当时都忙着洗车，没有留意。不过，他们的经理较早前曾目睹一名可疑男子登上山坡，相信那个人便是从拘留营逃出来的马士沙拉末。
警方昨天搜捕的范围仍旧锁定在靠近东陵民众俱乐部附近的马康路（Malcolm Road）及金岭道（Goldhill Avenue）附近，那个范围主要是私人房屋及私人公寓。此外，附近的四所学校也是警方“重点”保护的地方，包括圣若瑟书院、公教初级学院、新加坡女子学校及汉合国际学校。
当中一些学校校园内的停车场停放了警车，保安处也有警员驻守，留意周围动静。不过，学校的运作大致如常进行。
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部署在惠德里路一带的小路，展开地毯式的搜查，身穿迷彩军服的辜加警察则走进丛林搜查。此外，那一带沿路周围都可见到军警人员一字排开，处于戒备状态。
为避免逃犯藏在汽车内逃离，警方也在马康路及露茜山路设置路障，离开那里的车辆都得停下，打开车后行李厢接受检查。
警方的搜索可说是海陆空进行，所有出境关卡的执法人员都处于戒备状态，密切留意所有出境者，特别是兀兰及大士关卡。除了防止马士沙拉末本身或在同谋协助下潜逃出境，也确保马士沙拉末不会使用易容术，冒用他人护照潜逃。
军警人员在昨晚7时左右陆续撤离驻守在惠德里路一带的行动。不过内政部发言人说，搜索行动继续进行，马士沙拉末可能潜逃及匿藏的地方都是当局搜查的地点。
回祈团头目逃脱 黄根成道歉（2008-02-29）
● 林晓玲
回教祈祷团新加坡支部头目马士沙拉末前天从惠德里路拘留中心逃脱，碰巧国会昨天辩论内政部预算，多名议员利用这个机会要求内政部作出解释。
副总理兼内政部长黄根成承认拘留中心保安疏忽，并为这件“根本不该发生的事”道歉，他也说调查工作已在进行中。
他说：“事发时，马士沙拉末被带出牢房，到接待家属的房间，等候家人探访。他要求上厕所，并逃走。”
“这件事情根本不应该发生，我为此感到抱歉。目前，独立调查工作已展开，所以我们不应该揣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事情如何发生。”
黄根成也说，马士沙拉末逃出拘留所时并未携带武器，也没有资料显示他会对公众安全造成威胁，因此没有立刻发布消息。
他向国会保证，事件发生后，内部安全局已立即采取措施，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他吁请公众保持镇定，并说马士沙拉末的照片已遍布全岛各角落，公众若有任何消息，或看到长得像他的人，务必向警方举报，警方一定会彻底追查。他还指出，那些帮助或窝藏马士沙拉末的人将被严惩。
他说：“我们不惜任何代价追踪他，我们已加强了海、陆、空关卡的保安，包括他可能非法出境潜逃的海岸。”
政府国会（内政及律政）委员会主席张俰宾博士（武吉班让区）是第一个发言的议员。他质问说，跛脚的马士沙拉末能潜逃，警方（应为内部安全局）的警惕性和保安措施令人关注。
他要求部长解释拘留中心当时的保安戒备、马士沙拉末逃脱的过程和当局的缉捕进展。
根据内政部前天的文告，马士沙拉末是在前天下午4时05分逃走。张俰宾告诉国会，他却迟到晚上8时45分才通过亚洲新闻台手机简讯服务获知消息。
议员质疑内政部为何需要
在4个小时后才通知公众
他因此质问：“内政部为何需要4个小时后才通知公众？和张铭案件不同的是，他（马士沙拉末）并没有携带武器，为什么我们不能动员公众，协助把他抓回来？”
黄根成答复张俰宾的询问时解释说，事发后，保安部门判断马士沙拉末的逃脱并未使公众安全受到威胁，于是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加强拘留中心的保安，封锁周围，并展开有系统的搜捕行动。
他说，马士沙拉末对我国安全构成威胁，所以才被预防性拘留，“不过，并没有情报显示他目前有威胁公众安全的计划。”
黄根成吁请公众发现可疑的人，马上通知警方。他强调：“我也提醒那些帮助马士沙拉末的人，协助他匿藏是严重罪行，会受到法律制裁。”
惠德里路拘留中心一带
学校守卫森严
学生照常上课
（2008-02-29）
● 杨雪慧 陈锦柏
新加坡女子中学就在军警搜捕逃脱的本地回教祈祷团头目的包围线里，因此校内校外有军人及警察驻守，校方也加强保安。
不过大多数学生如常上课，但一些家长担心孩子的安全，亲自到学校查看情况，也有家长看到学校守卫森严，感到放心。
据了解，新加坡女子中学与惠德里路拘留中心一带的其他学校如圣约瑟书院、公教初级学院，昨早在学生上学前已经过彻底搜查。
但有媒体报道，新加坡女子中学昨天有至少10名家长把孩子带回家，不让孩子上学。
詹太太（40岁，自雇）昨早送念小一的女儿上学时，看到学校被军警包围，担心逃犯可能在附近。她的女儿下午有课外活动，她本来安排女佣到学校陪女儿吃午餐，不过昨天下午决定亲自到学校了解情况。
她说：“校方发信通知家长，学生的安全是校方的首要考虑。我也向孩子解释情况，告诉她要和其他同学在一起，不要单独走动。”
叶太太（40岁，家庭主妇）昨天下午照常到学校接女儿放学，却因为校方加紧检查车辆，车子迟迟无法进入校门，只好把车停在路旁，步行去接女儿。
她说：“虽然有点不方便，不过也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都能谅解。保安严密，也让我们放心。”
新加坡女子中学校长沈爱娜受访时说，学校接到一些家长电话询问，也有家长担心孩子安全决定把孩子留在家里，不过人数非常少，学校昨天的出席率跟平时一样超过99％。
她说，学校照常上课，校方昨天发信通知家长，强调“学生的安全是校方首要考虑”，并将继续让家长了解最新状况。
沈爱娜指出，学校昨天向学生解释情况，并告诉他们学校是安全的， 她们可照常上课。校方也借此机会向学生灌输全面防卫信息，强调保持镇定的重要性。
她说，多数学生对情况表示好奇，询问学校内外为何有军人及警察等问题。“不过，她们都表现镇定，也表示对学校有信心，不会因为这起事件而缺课。”
至于学校是否将加强保安，她说，校方有三名保安员，24小时轮班，他们将增加巡逻校园次数。校方也加强进入学校的车辆与访客的检查。
她说：“我们也劝请学生不要单独走动，要与同学结伴。我们的家长义工团也愿意给予协助。”
公教初级学院外也有大批军警驻守，不过校园活动照常，学生可自由出入校园。
校长罗杰斯说，在逃的马士沙拉末没携带武器，而且行动不便，因此无需过度担忧。他相信校园外目前部署好些警员搜捕逃犯，对方不会笨到来那里匿藏。
罗杰斯说，校方在集会时通知学生，警方正在追捕逃犯，他们如果发现走路一拐一拐的可疑人物，应立刻拨999通知警方。
“事发后，警方检查了校园，校方也查看了装置在校园范围的闭路电视摄像机，并未发现对方潜入校园的纪录。”
他说，如果逃犯持有危险武器，情况就不同了，或对方一直都没抓到，也得特别留意。
是当头棒一喝吗？
（2008-02-29）
● 杨兆铮
回教极端分子Mas Selamat逃脱事件发生在新加坡，实在是令人震撼及难以置信。
这事件不是新加坡人所乐于见到的，更不是高层政府所愿意发生的。
反恐本来就是举国上下都非常重视日夜加以严防的大事。这样的反恐大案，怎么有可能会发生在天罗地网密不透风的小岛国当中呢！
据报道，逃脱者是在邻国被捕获后受引渡过来的跛脚罪犯，也是国际反恐组织高度重视的罪犯。这案件的发生，肯定会对我国多年来建设起来的美好国际声誉造成负面影响。
我国向来以行政管理效率称著于世。从国际金融，贸易，通讯，航空，船运及国内住房交通等硬体建设来看，我国无疑是世界一流国家的水平。但是从最近几年发生的几件大事来看，我国在内部管理上是存在着一些漏洞，而这些漏洞又不是顶层管理者日常所容易察觉到的。这事件的发生多少反映了对顶层管理者而言是“事与愿违”的事实。
青奥运动会转眼即到，加上许多鸿大的国家计划要推出，我国有必要找出一套有效的審查和反馈制度。否则许多计划到时就有可能功亏一篑了。
·作者在日本及中国从事企管及工程管理顾问多年
拘留中心保安疏失令人不安
（2008-02-29）
回教祈祷团新加坡支部头目马士沙拉末从惠德里路拘留中心逃脱，消息传出国人无不感到极其震惊。这样一个要犯竟然能够在警察眼皮底下溜走，也确实令人难以置信。一般国人的即刻反应是，我国保安向来非常严密，在破获回祈团阴谋后，更是在防恐与反恐工作上下足工夫，可谓“反恐到牙齿”,然而竟在保安应该是最森严和滴水不漏的环节出漏，让头号恐怖要犯轻易逃脱，简直是不可思议，也不可原谅。
无庸讳言，这一事件使到内部安全部门的警惕性和保安措施特别令人关注，对我国的信誉也是一大打击。昨天，刚好国会辩论内政部的预算，所以一些议员抓紧机会，针对这一保安的重大疏漏事件向内政部长黄根成提问，多少表达了民众的关注和不安。
公众最想知道的，当然是为什么马士沙拉末能够逃脱？如何逃脱？为什么保安当局及警方无法及时把他擒回？为什么当局在事发后好几个小时才发布相关信息，以致拘留所附近一带的居民、学生等都被蒙在鼓里，眼看警方人员大举出动，却不知道原来发生了恐怖要犯逃脱事件。
要犯怎么逃脱是人们心中最大的疑问，黄部长在国会的回应承认出现保安疏失，但并没有提供答案。因此，人们心中的疑窦可能要等到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出炉才能打开。我们希望调查工作能迅速进行，在最短的时间内对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做出完整的交代，这样才能尽快回复人们对保安和防恐的信心。对于拘留所的保安疏失，当局更应立即采取补救措施，让大家放心。
据部长说，马士沙拉末是在被押送到等候室准备会见家人时，借故说要上厕所而逃逸，当时，保安部门的评估是，逃脱不会即刻对公众造成危险，当局首先要做的是设法包围现场，希望能将逃犯尽快擒拿归案。保安当局有这样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站在公众的立场，一个恐怖组织头目，即便是跛脚，身上也没有武器，无论如何是个危险人物，很难说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威胁。
从马士沙拉末的档案，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个非常狡黠的恐怖分子，曾经在阿富汗接受秘密的军事训练，在1999年成为新加坡回祈团的头目。2001年回祈团被破获时，有13名成员被捕，但马士沙拉末却神通广大，逃出警方的罗网。此后，他密谋攻击义顺地铁站，劫机撞击樟宜机场，所幸阴谋都被及时侦破。2003年，他在印尼被捕，2006年递解回新加坡，警方援引内安法把他拘留。
显然的，马士沙拉末在过去两年拘留期间，无时不在策划逃走，因此，对拘留所附近一带的地形他可能已经了如指掌，一得到机会，便能迅速逃之夭夭，甚至避过警方的追捕。如果警方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他捉回，又如果他已成功地逃离新加坡，那人们就有理由怀疑，他的逃走可能获得同党的接应。换言之，虽然新加坡回祈团的细胞组织经被破获，但这几年来，他们可能又在暗中培植新的势力，形成新的组织。或者说，马士沙拉末仍然保持着他的秘密恐怖联络网。
虽然部长指出，目前并没有情报显示马士沙拉末有任何威胁公共安全的计划，但一个如此危险的恐怖分子在逃总难叫人心安。我国海、陆、空边界，以及海关的的保安已加强，这是必要的。而只要马士沙拉末一日在逃，公众也必须一日提高警惕，并与警方紧密协作，若有任何情报，务必及时报警。
不让恐怖分子有偷笑的机会
（2008-02-29）
● 林义明
在回教祈祷团新加坡支部头目马士沙拉末（Mas Selamat bin Kastari）从惠德里路拘留中心逃脱的消息传出后，我的泰国朋友立刻捎来电邮，打听最新的进展。
这位资深的记者曾多次到新加坡采访，对本地保安系统的严谨与效率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不料马士沙拉末的突然脱逃，却多少动摇了他的信心：“我以为新加坡有的是铜墙铁壁，怎么能让这个头号恐怖分子跑了？”
新加坡是恐怖分子的硬目标
对这次事件感到不解的肯定不只是这个泰国人，许多新加坡人和关心区域安全问题的外国朋友都会感到失望。泰国友人透露，一些向来对新加坡存有偏见的国内外同行，难免要在字里行间嘲讽一番，渲染“马士沙拉末过去没能在保安系统相对松散的印尼逃脱，如今却反而能在新加坡成功走人”。
新加坡向来严厉打击恐怖分子，给国际的印象是绝不手软，也尽量在行动方面做到万无一失。就在七年前，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捣毁了回祈团的细胞组织，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同时，化解了一场受恐怖袭击的危机，令许多国内外人士，尤其是国际反恐阵线的盟友刮目相看，也同时给予回祈团重挫，打击它的士气。
新加坡因此成了区域恐怖分子的眼中钉，肉中刺；奈何这个岛国筑起了铜墙铁壁，即便他们不时想对它发动袭击，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一些研究区域恐怖组织的专家透露，新加坡已成为恐怖分子心目中排名最先的“硬目标”，只要能一举突破其严密的保安网络，肯定能振奋人心，大大提高回祈团与其他区域恐怖组织的士气。
马士沙拉末成功脱逃，他的同志们自然会摇旗呐喊，拍掌叫好。听到敌人欢呼，我们也无需感到泄气，眼下最重要的是妥善处理这次事件引发的种种问题，尽力稳住国内外人士对新加坡保安系统的信心。
保证类似事件不重演
政府已表明它必定会把事件查个水落石出，无论这是一起孤立事件，是人为的疏忽，还是保安系统出现纰漏，我们最终都应该坦然面对，在不损害国家安全利益的情况下，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向国内外人士交代清楚，并以具体的措施保证类似的事件不会重演，以稳定人们对新加坡的信心，继续争取他们的支持。
许多新加坡人向来对保安部队的高效率和办事能力感到自豪，当他们在报纸上读到回祈团支部头目成功“越狱”的新闻时，心里多少会感到震撼，马上浮现的疑问是：“怎么可能？一般的罪犯要逃跑都难如登天，更何况是可能危害众多人命的头号恐怖分子？”
坊间一时众说纷纭，在互联网的论坛也出现了几个不同版本的“答案”，马士沙拉末的逃脱突然提供人们许多想象空间，不少人的矛头都指向保安系统和人员，一些“大胆”的猜测更超出了保安的技术范畴，这类似是而非的言论如果继续在多元种族社会间流传，不论是对事后的“危机管理”，还是稳定人心都没有帮助。
及时澄清各种毫无事实根据的揣测，因此成了政府的当务之急，一旦事实摆在人们面前，各种谣言也会不攻自破。国人希望看到的是政府以事实证明保安体系依然可靠，而一些人“一杆子打倒全船人”，开始怀疑新加坡保安能力的思维，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作为以保安严密著称的国际都会，新加坡如何处理这次事件，自然也会引来区域和国际间的目光，但我们有理由相信，由于新加坡过去在保安方面拥有优良的记录，外国人不可能会因这单一事件而动摇对我们的信心。即便如此，新加坡这次处理突发事件的效率和能力，将再次受到国际和区域的关注。
换个角度看问题，这次事件也不失为另一次的及时提醒——安全不是理所当然的，任何松懈都让恐怖分子有机可乘，这次是跑了恐怖组织头目；如果还不吸取经验，下次可能要面对更大的问题，甚至是灾难。
积极看待问题，找出它的症结，填补任何保安系统的漏洞，及时稳定人们的信心，不要让恐怖分子有任何偷笑的机会，才是现在所必须做的。
·作者是前资深新闻工作者
站长的话（2008-03-01）
新加坡是东南亚地区保安政策实行得最成功、最有效率的国家之一。因此，回祈团头目马士沙拉末在周三从拘留中心脱逃，对当局而言确实是非常尴尬之事。不过话说回来，世界闻名的保安最森严的魔鬼岛监狱（Alcatraz)也发生逃狱成功事件，至今谜团还未完全解开。无论如何，将马士沙拉末逮捕归案是刻不容缓的，因为调查显示他是危险人物，他在2001年底逃离新加坡，在2002年初就带了四人到曼谷，和回祈团行动指挥汉巴里密谋骑劫一架民航机来撞击樟宜机场，虽然未得逞，但这样的人物是不能让他逍遥法外的。而且也唯有将他逮捕归案，并查清他如何逃遁的详情，公诸于世，才能保持国内外人士对我国执法团队的坚定信心和支持。
回祈团头目逃脱事件
恐怖头目潜逃带来的迷思
（2008-03-01）
● 林如兴
正当国会在辩论内政部预算案时刻，新加坡惠德里拘留所却传来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坏消息，新加坡头号恐怖分子马士沙拉末在会见家人而要求去厕所之时逃脱了！
议员询问为何要经过漫长四小时后，才向公众宣布。副总理兼内政部长黄根成回答说，安全当局的评估是，逃犯目前不会带来任何威胁。
恐怖分子马士沙拉末是新加坡，也是本区域的头号恐怖分子，如此危险的人物，能在上厕所的当儿被他逃脱了，简直不可思议。难道拘留所的守卫没有看过警匪片吗？几乎所有的歹徒都是乘着上厕所时设法逃之夭夭。拘留所似乎没有做足安全防备措施。是我们太自信，或者是我们低估了他呢？
其次，在知道头目从厕所逃离拘留所之时，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在拘留所的警卫无法及时将他追捕回来？马士沙拉末走起路来还是一拐一拐的，那么，我们怎么也不明白，这样一个走路都有问题的人物，拘留所居然无法马上把对方拘捕归案。
我们常在电视媒体中，看见新加坡的内政群英英勇地面对“敌方”的袭击；甚至还有一个短片提醒不要再沉睡了，成为一位保护国家的精英部队。但这起重大的恐怖头目潜逃事件，却反映了我们的警觉性还不够高，这的确是我们国土安全以及内政部队应该好好深思的时刻。
马士沙拉末纵然手无寸铁，然而，只要他能够逃出生天，我们就不能不防备他有办法取得危险的武器，甚至不能不防备他在外头有其他党羽的接应。
无论如何，我赞成黄根成副总理的话，现在不是猜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的最佳时刻。公众希望在警方大力的搜捕情况底下，能早日把马士沙拉末逮捕归案，让国人，特别是拘留所附近的学校以及居民能照常生活。
应正视恐怖头目脱逃事件
（2008-03-01）
● 戴金龙
回祈团头目竟能在守卫森严的我国拘留所内逃脱，的确令人感到惊讶！这让人不免要对拘留所的保安系统提出种种质疑。
犯人借如厕逃脱的事件，其实已非首起了，前不久也有一上法庭的嫌犯借上厕所，从窗户逃脱，也幸亏他跌伤了，最终被捉回。而另一个在医院就医的拘留犯也借上厕所从医院逃脱。如此一连串的类似逃脱事件，难道没引起相关单位的关注。这次却让名列首号的危险人物逃脱了，必定会让我国保安系统蒙上污点，甚或动摇国人和外国人对我们的信心。
而最为让人感到气恼的是，有关当局竟等到4个小时后，才对外公布，有漠视公众安全之嫌。
虽然说逃犯是跛脚，又身无武器，但谁能担保这样的恐怖分子不是在一周详接应计划下逃脱，当局怎能肯定他不具危险性呢？
如果当局是第一时间公布消息，相信公众也可提供协助。如果逃犯事先有脱逃的计划，4个小时的延搁，已足以让他逃离新加坡。无论如何，希望当局调查后尽快公布详情。
恐怖分子要犯脱逃太不可思议了
（2008-03-01）
● 丘彼得
近日拘留所发生一名回祈团头目逃脱事件，令许多国人感到震惊和不安。
据媒体报道，该名要犯在拘留所趁机逃离的当儿，虽说当局可以肯定他没有随身携带枪械或任何武器，更未有明显情报显示他具有威胁公众安全的计划，但我们不能排除他的行动是有外人的接应和支援。况且此人是属危险人物与亡命之徒，我们无法预测他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
虽然事发后当局立即部署了大批军警，进行搜寻要犯和保护市民的行动，我想如果当局能在事发同时公告市民，或许可引发全民提高警觉，对当处的市民及众多的学生也较公平，若能让他们早有心理的防备，对他们的人身安全更具保障，说不定有人会及时关注到或发现要犯逃遁的踪迹，亦能为警方提供有用的情报，尽早将他擒拿归案。据早报报道，有位便利店经理曾发现一名可疑的跛脚男子行踪的线索，相信他若在第一时间通报有关消息，对警方的迅速围剿行动更加有利。
恐怖头目尿遁事件
（2008-03-01）
● 严孟达
这个政府做事很少叫人看了生气，但是这回我真的生气了；也许说得温和一点，我是有点生气。
在内部安全法下被被拘留的回教祈祷团新加坡支部头目马士沙拉末（Mas Selamat bin Kastari），本星期三下午从惠德里路拘留中心溜之大吉，大批军警大阵仗围捕了三天，仍下落不明。
47岁的马士沙拉末不是一般恐怖组织的小喽罗，他曾计划骑劫民航机撞向樟宜机场，曾参与策划回祈团恐怖攻击行动，包括阴谋袭击在新加坡的目标如美国大使馆、美国人俱乐部、国防部及教育部。
这样的危险分子竟然能够在拘留所“借尿遁”而逃之夭夭，而且他的其中一只腿还是跛的，据说“走起路来一拐一拐”。这样的事情乍听之下，令人喷饭，但这不是好笑的事。
这起恐怖头目尿遁事件的发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叫人感到受伤和失望、叫人尴尬、叫人感到恐怖、这些种种反应的综合就是“我们不得不生气”。
但是单单生气没有用，我只好试图往好的方面想：
■这只是一个孤立事件啦，无须那样紧张！国际反恐专家古纳拉特纳博士（Rohan Gunaratna）不也说，马士沙拉末曾在印尼越狱，新加坡的保安系统相当严密，他能逃脱这只是孤立和例外事件，并不反映新加坡保安措施出现制度上的问题。
■这样的事情不只是电影情节，而且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发生啦！古纳拉特纳博士指出，再严密的保安系统也有疏漏之处，“即使保安最森严的美国魔鬼岛监狱(Alcatraz)也曾发生越狱事件。恶名昭彰的恐怖分子法鲁克（Omar al-Farouq）在印尼落网后，被关押在阿富汗巴格兰一个防卫森严的拘留营里，受到美军严密监视，最终还是成功逃脱。”
■新加坡的确是在国家安全方面不遗余力，“反恐反到牙齿”，我们保安措施几乎是滴水不漏，我们直到今天还能够生活在一个稳定、安全的环境下，政府功不可抹。
恐怖头目尿遁事件
（2008-03-01）
尽管反恐专家能视之为孤立事件，许多新加坡人一时之间还是无法接受，因为一向自豪的新加坡人不相信这样的事竟会发生在新加坡。副总理兼内政部长黄根成在国会中说“这样的事根本就不应该发生”，他为此道歉了。
政府已设立调查委员对这个事件进行独立调查，黄副总理叫人们不要随意揣测，但这样的糗事，任谁都感到尴尬，正如常驻雅加达的国际危机组织(ICG)的研究回祈团专家和高级顾问悉尼·琼斯(Sidney Johns)说：“新加坡是本地区保安政策效率最佳的国家之一，这起事件显然令新加坡非常尴尬。”我们这几天到咖啡店去坐坐，肯定会听到人们把此事当笑话来说，新加坡人实在“难得自嘲”！
尿遁事件一发生，本报随即接二连三接到读者来函，对此表示看法，显见此事在民间的反应迅速。国会议员在事件第二天随即在国会中提出来，但这样脸上无光的事件，议员说起来还是那样平心静气，真让人怀疑我们的议员是否已经不懂得生气。周围不少人不约而同有这样的看法：这类糗事若是发生在台湾，朝野政党肯定已经“骂到乱”。像我们的议员这样平心静气的提问，反映的是新加坡的政治风格。
根据古纳拉特纳形容，马士沙拉末是“残暴的恐怖组织头目，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肯定是危险人物”。悉尼·琼斯认为“回祈团成员的条规是协助碰到困难的其他成员，还须帮忙他躲避当局的追缉”。我们担心的不是这号跛脚的恐怖头目眼前对新加坡安全的威胁，而是他的逃逸形同“纵虎归山”，后患无穷。
如果为政府在国土保安方面所做的工作打分，相信大多数国人至少会给80分，但恐怖头目尿遁事件发生后，我觉得至少应该扣政府20分，政府今后必须加倍努力继续争取回20分，让我们重拾一份踏实感和安全感。
这个事件能给我们得出什么宝贵教训的话，那还是一句老话，国土安全是时刻不能放松，百密一疏可能就是全盘皆输！
（本文截稿为止，马士沙拉末仍一拐一拐的在逃……）
拘留所大意失荆州
（2008-03-03）
● 吴俊刚
回教祈祷团头目在辜加守卫的眼皮底下逃脱，肯定将成为内安局拘留所大意失荆州的一个典型个案。事情一曝光，国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可能？理由是，新加坡保安严密，跛了左脚的马士沙拉末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借口上厕所就逃之夭夭？因此，一般人都感到震惊，意外发生的事对人们的心理冲击也格外的大，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恐怖要犯逃脱已成事实，副总理兼内政部长黄根成也承认，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惠德里路拘留所的保安出现了疏失。至于这是个怎样的疏失，则还有待调查。
亡羊补牢
根据报章的报道，我们知道，拘留所不是监牢，但有荷枪实弹的辜加警察严密守卫，至于其他的保安设施，如是否有闭路电视、铁丝网等，则不得而知。印象中，过去有些政治犯也曾被拘留在这里。显然，拘留所不如监狱，给人铜墙铁壁的印象。但是，对于像马士沙拉末这样一个有过逃脱和越狱纪录的回祈团头目，拘留所不可能对他掉以轻心。
由此看来，拘留所出现的保安疏失，最有可能的是：一、人为的疏失。从常理来看,跛脚容易给人难以逃脱的错觉，这可能是人为疏失的关键。其次，拘留所可能把对被拘留者的监视任务主要都放在辜加警卫身上，没有第二道防线，形成拘留所整体保安设施上的不足。
不过，以上都只是推理，可能事实并非如此，真相也只能等当局的调查报告发表才能知晓。现在必须做的，是各种亡羊补牢的工作，包括弥补保安系统的漏洞，以及稳住人们的信心。
首先，如果发现有守卫工作和保安设施的不足，都须尽速弥补。这是比较容易的工作。与此同时，当局也许有必要检讨，像马士沙拉末这类要犯，今后是否仍适合拘留在惠德里路拘留所。
其次，是破坏的管理，这是比较困难的。新加坡在保安方面向来声誉卓著，发生了这样的事，声誉必然受损。有关当局必须尽一切本事，在最短的时间内捉回逃犯。如果确知马士沙拉末已逃离新加坡，则必须取得邻国警方的密切合作与协助，尽快将他缉拿归案。
更须提高警惕和戒备
犯人在警卫人员的押送下设计和伺机逃逸，这并不是第一次，但是，本个案是与众不同的，因为马士沙拉末是个不寻常的拘留犯，他是新加坡回祈团的头目，他要炸义顺地铁站和劫机撞樟宜机场的恐怖阴谋如果得逞，不知会造成多大的人命伤亡和财产损失。此外，回祈团这个恐怖组织不仅威胁新加坡，也威胁本区域其他国家的安全。
新加坡回祈团于2001年被政府破获后，大部分成员都已被逮捕，因此，人们相信回祈团势力基本上已遭瓦解，不足为患。新加坡的保安能力当然更因此对恐怖分子产生莫大的威慑力。但马士沙拉末如果成功逃离新加坡，却可能给回祈团的残余势力传达一个错误的信息，他们可能因此获得鼓舞而死灰复燃。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新加坡内政团队的英名也然。但我们现在看到了，只要发生一起事故，就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人们的信心，其代价是惨重的。因此，马士沙拉末的逃逸，不能不说是团队心头最大的憾事。但我们相信，内政团队的士气不会因此受到打击。此时此刻，他们更宜奋发振作，更应打起十二分精神，坚守岗位，因为，恐怖分子可能在蠢动，保安机制更须提高警惕和戒备。
对国人而言，大家感到无比的失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怀疑军警的保安能力。他们在这方面的纪录是昭著的。多少次大型国际会议的顺利举行，都因为有他们的守护，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惨痛的教训大家无论如何必须汲取，遭受直接和最大尴尬的内安局，有须直面问题，进行最深刻和彻底的自我检讨。关羽大意失荆州，警卫失责，自当受到惩处，由此而暴露的整个拘留所保安系统的不足，更宜迅速弥补。
未来的防恐、反恐的艰巨重任仍然落在军警的肩上，我们接下来还得主办各种国际性活动，包括2010年的青奥运，都有赖军警协力，挑起保安重任。因此，内政团队虽然蒙受一次惨痛的打击，却无论如何不能因此气馁，更不能让马士沙拉末逃逸事件分散或削弱我们反恐和防恐的力度。
站长的话
（2008-03-03）
国人庆祝获得青奥运的欢腾气氛还未消退，就被迎头泼了一盆冷水——“回祈团头目逃脱了”。无独有偶，记得在2005年7月7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申奥竞争中，伦敦击败了大热门巴黎，获得2012年的奥运主办权，但见各地的英国人欣喜若狂，雀跃、欢呼、拥抱、热吻。可是，不到24小时后，伦敦就遇到了战后最严重的地铁和巴士爆炸，造成千余人死伤。但值得注意的是，伦敦很快就恢复了公共交通服务，市民、国人和外国人也很快恢复了对伦敦的信心。伦敦游客和移民并没有减少。伦敦当年怎么做到的，或许有我们可借镜之处。但重要的是，我们对自己必须有信心，伦敦能，我们也能办到。
别成为惊弓之鸟
（2008-03-03）
● 王文才
回祈团头目马士沙拉末从拘留中心逃脱让很多人感到迷惑，不明白为什么行政效率高超的新加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最令我感到费解的却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会有这样的反应。
不晓得这些人是天真呢还是被新加坡所拥有的幸福冲昏了头脑；这是第一次发生囚犯从狱卒手中逃逸的事件吗？几年前发生了地铁工地坍塌事故，也有不少人不相信我国会发生这样严重的人为灾害。远的不说，最近不就有一名服役青年从军营的拘留所逃了出来，还顺手拿了一支来福枪，准备洗劫银行。这名青年只不过是感情上受到了一点挫折就作出这样的反应，要是他受到了极端宗教思想的影响，带出来的不是来福枪而是几颗手榴弹，再往地铁车厢或人潮汹涌的购物中心那么一抛，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这些人大概是患上了“治安痴呆”症吧？新加坡的确拥有一个廉洁，行政效率高的政治管理层，但这毕竟是金字塔顶端的部分。即使当局有能力设计出一套完美，没有瑕疵的保安体制，谁敢说这一类事情绝对不会发生？不要再说不可能。要不然，等到有一天，类似九一一的事件在新加坡发生，我们就会变成惊弓之鸟，变得像美国那样，对出入境旅客的人体生物特征进行严格的辨证。
应对重犯植入晶片以监察行踪
（2008-03-03）
● 孙志贤
虽然越狱在我国不常发生﹐但为了预防计﹐我认为对重犯入狱时应植入晶片﹐万一逃狱﹐立即可以找到其行踪﹐会省却很多人力物力。
植入晶片还有一样好处﹐逃狱犯人可能会找同党帮忙﹐如此一来﹐当局除了掌握其行踪外﹐还可以知道其同党所在﹐更会有意外收获。
坐牢犯人本来就应该失去自由﹐只要在出狱时把晶片移去﹐就不会和人权有冲突。
以现在科技﹐植入和移去晶片﹐绝不困难﹐希望当局能考虑立法执行。
● 陈锦柏 杨雪慧
超过一千名军警人员经过32小时的铺天盖地全岛大追捕，在潜逃的回教祈祷团新加坡支部头目马士沙拉末，仍是下落不明。
曾经出现在附近一家油站
据了解，马士沙拉末（Mas Selamat bin Kastari）从惠德里拘留中心逃出后，曾经出现在附近一家油站，一名油站便利店的经理前天傍晚曾看到一名穿着短裤的可疑男子，一拐一拐的沿着附近的一个梯级爬上山坡丛林，过后消失无踪。
一般相信，当局根据该名经理提供的线索，加上所收集到的资料，锁定嫌犯很可能匿藏在该处丛林，随后调动大批军警人员重重包围，不过始终没有发现他的踪影。
油站工人亚米沙（21岁）受访时说，警方前天到油站询问了他们，探听他们是否见到马士沙拉末，但他们当时都忙着洗车，没有留意。不过，他们的经理较早前曾目睹一名可疑男子登上山坡，相信那个人便是从拘留营逃出来的马士沙拉末。
警方昨天搜捕的范围仍旧锁定在靠近东陵民众俱乐部附近的马康路（Malcolm Road）及金岭道（Goldhill Avenue）附近，那个范围主要是私人房屋及私人公寓。此外，附近的四所学校也是警方“重点”保护的地方，包括圣若瑟书院、公教初级学院、新加坡女子学校及汉合国际学校。
当中一些学校校园内的停车场停放了警车，保安处也有警员驻守，留意周围动静。不过，学校的运作大致如常进行。
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部署在惠德里路一带的小路，展开地毯式的搜查，身穿迷彩军服的辜加警察则走进丛林搜查。此外，那一带沿路周围都可见到军警人员一字排开，处于戒备状态。
为避免逃犯藏在汽车内逃离，警方也在马康路及露茜山路设置路障，离开那里的车辆都得停下，打开车后行李厢接受检查。
警方的搜索可说是海陆空进行，所有出境关卡的执法人员都处于戒备状态，密切留意所有出境者，特别是兀兰及大士关卡。除了防止马士沙拉末本身或在同谋协助下潜逃出境，也确保马士沙拉末不会使用易容术，冒用他人护照潜逃。
军警人员在昨晚7时左右陆续撤离驻守在惠德里路一带的行动。不过内政部发言人说，搜索行动继续进行，马士沙拉末可能潜逃及匿藏的地方都是当局搜查的地点。
回祈团头目逃脱 黄根成道歉（2008-02-29）
● 林晓玲
回教祈祷团新加坡支部头目马士沙拉末前天从惠德里路拘留中心逃脱，碰巧国会昨天辩论内政部预算，多名议员利用这个机会要求内政部作出解释。
副总理兼内政部长黄根成承认拘留中心保安疏忽，并为这件“根本不该发生的事”道歉，他也说调查工作已在进行中。
他说：“事发时，马士沙拉末被带出牢房，到接待家属的房间，等候家人探访。他要求上厕所，并逃走。”
“这件事情根本不应该发生，我为此感到抱歉。目前，独立调查工作已展开，所以我们不应该揣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事情如何发生。”
黄根成也说，马士沙拉末逃出拘留所时并未携带武器，也没有资料显示他会对公众安全造成威胁，因此没有立刻发布消息。
他向国会保证，事件发生后，内部安全局已立即采取措施，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他吁请公众保持镇定，并说马士沙拉末的照片已遍布全岛各角落，公众若有任何消息，或看到长得像他的人，务必向警方举报，警方一定会彻底追查。他还指出，那些帮助或窝藏马士沙拉末的人将被严惩。
他说：“我们不惜任何代价追踪他，我们已加强了海、陆、空关卡的保安，包括他可能非法出境潜逃的海岸。”
政府国会（内政及律政）委员会主席张俰宾博士（武吉班让区）是第一个发言的议员。他质问说，跛脚的马士沙拉末能潜逃，警方（应为内部安全局）的警惕性和保安措施令人关注。
他要求部长解释拘留中心当时的保安戒备、马士沙拉末逃脱的过程和当局的缉捕进展。
根据内政部前天的文告，马士沙拉末是在前天下午4时05分逃走。张俰宾告诉国会，他却迟到晚上8时45分才通过亚洲新闻台手机简讯服务获知消息。
议员质疑内政部为何需要
在4个小时后才通知公众
他因此质问：“内政部为何需要4个小时后才通知公众？和张铭案件不同的是，他（马士沙拉末）并没有携带武器，为什么我们不能动员公众，协助把他抓回来？”
黄根成答复张俰宾的询问时解释说，事发后，保安部门判断马士沙拉末的逃脱并未使公众安全受到威胁，于是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加强拘留中心的保安，封锁周围，并展开有系统的搜捕行动。
他说，马士沙拉末对我国安全构成威胁，所以才被预防性拘留，“不过，并没有情报显示他目前有威胁公众安全的计划。”
黄根成吁请公众发现可疑的人，马上通知警方。他强调：“我也提醒那些帮助马士沙拉末的人，协助他匿藏是严重罪行，会受到法律制裁。”
惠德里路拘留中心一带
学校守卫森严
学生照常上课
（2008-02-29）
● 杨雪慧 陈锦柏
新加坡女子中学就在军警搜捕逃脱的本地回教祈祷团头目的包围线里，因此校内校外有军人及警察驻守，校方也加强保安。
不过大多数学生如常上课，但一些家长担心孩子的安全，亲自到学校查看情况，也有家长看到学校守卫森严，感到放心。
据了解，新加坡女子中学与惠德里路拘留中心一带的其他学校如圣约瑟书院、公教初级学院，昨早在学生上学前已经过彻底搜查。
但有媒体报道，新加坡女子中学昨天有至少10名家长把孩子带回家，不让孩子上学。
詹太太（40岁，自雇）昨早送念小一的女儿上学时，看到学校被军警包围，担心逃犯可能在附近。她的女儿下午有课外活动，她本来安排女佣到学校陪女儿吃午餐，不过昨天下午决定亲自到学校了解情况。
她说：“校方发信通知家长，学生的安全是校方的首要考虑。我也向孩子解释情况，告诉她要和其他同学在一起，不要单独走动。”
叶太太（40岁，家庭主妇）昨天下午照常到学校接女儿放学，却因为校方加紧检查车辆，车子迟迟无法进入校门，只好把车停在路旁，步行去接女儿。
她说：“虽然有点不方便，不过也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都能谅解。保安严密，也让我们放心。”
新加坡女子中学校长沈爱娜受访时说，学校接到一些家长电话询问，也有家长担心孩子安全决定把孩子留在家里，不过人数非常少，学校昨天的出席率跟平时一样超过99％。
她说，学校照常上课，校方昨天发信通知家长，强调“学生的安全是校方首要考虑”，并将继续让家长了解最新状况。
沈爱娜指出，学校昨天向学生解释情况，并告诉他们学校是安全的， 她们可照常上课。校方也借此机会向学生灌输全面防卫信息，强调保持镇定的重要性。
她说，多数学生对情况表示好奇，询问学校内外为何有军人及警察等问题。“不过，她们都表现镇定，也表示对学校有信心，不会因为这起事件而缺课。”
至于学校是否将加强保安，她说，校方有三名保安员，24小时轮班，他们将增加巡逻校园次数。校方也加强进入学校的车辆与访客的检查。
她说：“我们也劝请学生不要单独走动，要与同学结伴。我们的家长义工团也愿意给予协助。”
公教初级学院外也有大批军警驻守，不过校园活动照常，学生可自由出入校园。
校长罗杰斯说，在逃的马士沙拉末没携带武器，而且行动不便，因此无需过度担忧。他相信校园外目前部署好些警员搜捕逃犯，对方不会笨到来那里匿藏。
罗杰斯说，校方在集会时通知学生，警方正在追捕逃犯，他们如果发现走路一拐一拐的可疑人物，应立刻拨999通知警方。
“事发后，警方检查了校园，校方也查看了装置在校园范围的闭路电视摄像机，并未发现对方潜入校园的纪录。”
他说，如果逃犯持有危险武器，情况就不同了，或对方一直都没抓到，也得特别留意。
是当头棒一喝吗？
（2008-02-29）
● 杨兆铮
回教极端分子Mas Selamat逃脱事件发生在新加坡，实在是令人震撼及难以置信。
这事件不是新加坡人所乐于见到的，更不是高层政府所愿意发生的。
反恐本来就是举国上下都非常重视日夜加以严防的大事。这样的反恐大案，怎么有可能会发生在天罗地网密不透风的小岛国当中呢！
据报道，逃脱者是在邻国被捕获后受引渡过来的跛脚罪犯，也是国际反恐组织高度重视的罪犯。这案件的发生，肯定会对我国多年来建设起来的美好国际声誉造成负面影响。
我国向来以行政管理效率称著于世。从国际金融，贸易，通讯，航空，船运及国内住房交通等硬体建设来看，我国无疑是世界一流国家的水平。但是从最近几年发生的几件大事来看，我国在内部管理上是存在着一些漏洞，而这些漏洞又不是顶层管理者日常所容易察觉到的。这事件的发生多少反映了对顶层管理者而言是“事与愿违”的事实。
青奥运动会转眼即到，加上许多鸿大的国家计划要推出，我国有必要找出一套有效的審查和反馈制度。否则许多计划到时就有可能功亏一篑了。
·作者在日本及中国从事企管及工程管理顾问多年
拘留中心保安疏失令人不安
（2008-02-29）
回教祈祷团新加坡支部头目马士沙拉末从惠德里路拘留中心逃脱，消息传出国人无不感到极其震惊。这样一个要犯竟然能够在警察眼皮底下溜走，也确实令人难以置信。一般国人的即刻反应是，我国保安向来非常严密，在破获回祈团阴谋后，更是在防恐与反恐工作上下足工夫，可谓“反恐到牙齿”,然而竟在保安应该是最森严和滴水不漏的环节出漏，让头号恐怖要犯轻易逃脱，简直是不可思议，也不可原谅。
无庸讳言，这一事件使到内部安全部门的警惕性和保安措施特别令人关注，对我国的信誉也是一大打击。昨天，刚好国会辩论内政部的预算，所以一些议员抓紧机会，针对这一保安的重大疏漏事件向内政部长黄根成提问，多少表达了民众的关注和不安。
公众最想知道的，当然是为什么马士沙拉末能够逃脱？如何逃脱？为什么保安当局及警方无法及时把他擒回？为什么当局在事发后好几个小时才发布相关信息，以致拘留所附近一带的居民、学生等都被蒙在鼓里，眼看警方人员大举出动，却不知道原来发生了恐怖要犯逃脱事件。
要犯怎么逃脱是人们心中最大的疑问，黄部长在国会的回应承认出现保安疏失，但并没有提供答案。因此，人们心中的疑窦可能要等到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出炉才能打开。我们希望调查工作能迅速进行，在最短的时间内对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做出完整的交代，这样才能尽快回复人们对保安和防恐的信心。对于拘留所的保安疏失，当局更应立即采取补救措施，让大家放心。
据部长说，马士沙拉末是在被押送到等候室准备会见家人时，借故说要上厕所而逃逸，当时，保安部门的评估是，逃脱不会即刻对公众造成危险，当局首先要做的是设法包围现场，希望能将逃犯尽快擒拿归案。保安当局有这样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站在公众的立场，一个恐怖组织头目，即便是跛脚，身上也没有武器，无论如何是个危险人物，很难说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威胁。
从马士沙拉末的档案，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个非常狡黠的恐怖分子，曾经在阿富汗接受秘密的军事训练，在1999年成为新加坡回祈团的头目。2001年回祈团被破获时，有13名成员被捕，但马士沙拉末却神通广大，逃出警方的罗网。此后，他密谋攻击义顺地铁站，劫机撞击樟宜机场，所幸阴谋都被及时侦破。2003年，他在印尼被捕，2006年递解回新加坡，警方援引内安法把他拘留。
显然的，马士沙拉末在过去两年拘留期间，无时不在策划逃走，因此，对拘留所附近一带的地形他可能已经了如指掌，一得到机会，便能迅速逃之夭夭，甚至避过警方的追捕。如果警方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他捉回，又如果他已成功地逃离新加坡，那人们就有理由怀疑，他的逃走可能获得同党的接应。换言之，虽然新加坡回祈团的细胞组织经被破获，但这几年来，他们可能又在暗中培植新的势力，形成新的组织。或者说，马士沙拉末仍然保持着他的秘密恐怖联络网。
虽然部长指出，目前并没有情报显示马士沙拉末有任何威胁公共安全的计划，但一个如此危险的恐怖分子在逃总难叫人心安。我国海、陆、空边界，以及海关的的保安已加强，这是必要的。而只要马士沙拉末一日在逃，公众也必须一日提高警惕，并与警方紧密协作，若有任何情报，务必及时报警。
不让恐怖分子有偷笑的机会
（2008-02-29）
● 林义明
在回教祈祷团新加坡支部头目马士沙拉末（Mas Selamat bin Kastari）从惠德里路拘留中心逃脱的消息传出后，我的泰国朋友立刻捎来电邮，打听最新的进展。
这位资深的记者曾多次到新加坡采访，对本地保安系统的严谨与效率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不料马士沙拉末的突然脱逃，却多少动摇了他的信心：“我以为新加坡有的是铜墙铁壁，怎么能让这个头号恐怖分子跑了？”
新加坡是恐怖分子的硬目标
对这次事件感到不解的肯定不只是这个泰国人，许多新加坡人和关心区域安全问题的外国朋友都会感到失望。泰国友人透露，一些向来对新加坡存有偏见的国内外同行，难免要在字里行间嘲讽一番，渲染“马士沙拉末过去没能在保安系统相对松散的印尼逃脱，如今却反而能在新加坡成功走人”。
新加坡向来严厉打击恐怖分子，给国际的印象是绝不手软，也尽量在行动方面做到万无一失。就在七年前，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捣毁了回祈团的细胞组织，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同时，化解了一场受恐怖袭击的危机，令许多国内外人士，尤其是国际反恐阵线的盟友刮目相看，也同时给予回祈团重挫，打击它的士气。
新加坡因此成了区域恐怖分子的眼中钉，肉中刺；奈何这个岛国筑起了铜墙铁壁，即便他们不时想对它发动袭击，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一些研究区域恐怖组织的专家透露，新加坡已成为恐怖分子心目中排名最先的“硬目标”，只要能一举突破其严密的保安网络，肯定能振奋人心，大大提高回祈团与其他区域恐怖组织的士气。
马士沙拉末成功脱逃，他的同志们自然会摇旗呐喊，拍掌叫好。听到敌人欢呼，我们也无需感到泄气，眼下最重要的是妥善处理这次事件引发的种种问题，尽力稳住国内外人士对新加坡保安系统的信心。
保证类似事件不重演
政府已表明它必定会把事件查个水落石出，无论这是一起孤立事件，是人为的疏忽，还是保安系统出现纰漏，我们最终都应该坦然面对，在不损害国家安全利益的情况下，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向国内外人士交代清楚，并以具体的措施保证类似的事件不会重演，以稳定人们对新加坡的信心，继续争取他们的支持。
许多新加坡人向来对保安部队的高效率和办事能力感到自豪，当他们在报纸上读到回祈团支部头目成功“越狱”的新闻时，心里多少会感到震撼，马上浮现的疑问是：“怎么可能？一般的罪犯要逃跑都难如登天，更何况是可能危害众多人命的头号恐怖分子？”
坊间一时众说纷纭，在互联网的论坛也出现了几个不同版本的“答案”，马士沙拉末的逃脱突然提供人们许多想象空间，不少人的矛头都指向保安系统和人员，一些“大胆”的猜测更超出了保安的技术范畴，这类似是而非的言论如果继续在多元种族社会间流传，不论是对事后的“危机管理”，还是稳定人心都没有帮助。
及时澄清各种毫无事实根据的揣测，因此成了政府的当务之急，一旦事实摆在人们面前，各种谣言也会不攻自破。国人希望看到的是政府以事实证明保安体系依然可靠，而一些人“一杆子打倒全船人”，开始怀疑新加坡保安能力的思维，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作为以保安严密著称的国际都会，新加坡如何处理这次事件，自然也会引来区域和国际间的目光，但我们有理由相信，由于新加坡过去在保安方面拥有优良的记录，外国人不可能会因这单一事件而动摇对我们的信心。即便如此，新加坡这次处理突发事件的效率和能力，将再次受到国际和区域的关注。
换个角度看问题，这次事件也不失为另一次的及时提醒——安全不是理所当然的，任何松懈都让恐怖分子有机可乘，这次是跑了恐怖组织头目；如果还不吸取经验，下次可能要面对更大的问题，甚至是灾难。
积极看待问题，找出它的症结，填补任何保安系统的漏洞，及时稳定人们的信心，不要让恐怖分子有任何偷笑的机会，才是现在所必须做的。
·作者是前资深新闻工作者
站长的话（2008-03-01）
新加坡是东南亚地区保安政策实行得最成功、最有效率的国家之一。因此，回祈团头目马士沙拉末在周三从拘留中心脱逃，对当局而言确实是非常尴尬之事。不过话说回来，世界闻名的保安最森严的魔鬼岛监狱（Alcatraz)也发生逃狱成功事件，至今谜团还未完全解开。无论如何，将马士沙拉末逮捕归案是刻不容缓的，因为调查显示他是危险人物，他在2001年底逃离新加坡，在2002年初就带了四人到曼谷，和回祈团行动指挥汉巴里密谋骑劫一架民航机来撞击樟宜机场，虽然未得逞，但这样的人物是不能让他逍遥法外的。而且也唯有将他逮捕归案，并查清他如何逃遁的详情，公诸于世，才能保持国内外人士对我国执法团队的坚定信心和支持。
回祈团头目逃脱事件
恐怖头目潜逃带来的迷思
（2008-03-01）
● 林如兴
正当国会在辩论内政部预算案时刻，新加坡惠德里拘留所却传来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坏消息，新加坡头号恐怖分子马士沙拉末在会见家人而要求去厕所之时逃脱了！
议员询问为何要经过漫长四小时后，才向公众宣布。副总理兼内政部长黄根成回答说，安全当局的评估是，逃犯目前不会带来任何威胁。
恐怖分子马士沙拉末是新加坡，也是本区域的头号恐怖分子，如此危险的人物，能在上厕所的当儿被他逃脱了，简直不可思议。难道拘留所的守卫没有看过警匪片吗？几乎所有的歹徒都是乘着上厕所时设法逃之夭夭。拘留所似乎没有做足安全防备措施。是我们太自信，或者是我们低估了他呢？
其次，在知道头目从厕所逃离拘留所之时，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在拘留所的警卫无法及时将他追捕回来？马士沙拉末走起路来还是一拐一拐的，那么，我们怎么也不明白，这样一个走路都有问题的人物，拘留所居然无法马上把对方拘捕归案。
我们常在电视媒体中，看见新加坡的内政群英英勇地面对“敌方”的袭击；甚至还有一个短片提醒不要再沉睡了，成为一位保护国家的精英部队。但这起重大的恐怖头目潜逃事件，却反映了我们的警觉性还不够高，这的确是我们国土安全以及内政部队应该好好深思的时刻。
马士沙拉末纵然手无寸铁，然而，只要他能够逃出生天，我们就不能不防备他有办法取得危险的武器，甚至不能不防备他在外头有其他党羽的接应。
无论如何，我赞成黄根成副总理的话，现在不是猜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的最佳时刻。公众希望在警方大力的搜捕情况底下，能早日把马士沙拉末逮捕归案，让国人，特别是拘留所附近的学校以及居民能照常生活。
应正视恐怖头目脱逃事件
（2008-03-01）
● 戴金龙
回祈团头目竟能在守卫森严的我国拘留所内逃脱，的确令人感到惊讶！这让人不免要对拘留所的保安系统提出种种质疑。
犯人借如厕逃脱的事件，其实已非首起了，前不久也有一上法庭的嫌犯借上厕所，从窗户逃脱，也幸亏他跌伤了，最终被捉回。而另一个在医院就医的拘留犯也借上厕所从医院逃脱。如此一连串的类似逃脱事件，难道没引起相关单位的关注。这次却让名列首号的危险人物逃脱了，必定会让我国保安系统蒙上污点，甚或动摇国人和外国人对我们的信心。
而最为让人感到气恼的是，有关当局竟等到4个小时后，才对外公布，有漠视公众安全之嫌。
虽然说逃犯是跛脚，又身无武器，但谁能担保这样的恐怖分子不是在一周详接应计划下逃脱，当局怎能肯定他不具危险性呢？
如果当局是第一时间公布消息，相信公众也可提供协助。如果逃犯事先有脱逃的计划，4个小时的延搁，已足以让他逃离新加坡。无论如何，希望当局调查后尽快公布详情。
恐怖分子要犯脱逃太不可思议了
（2008-03-01）
● 丘彼得
近日拘留所发生一名回祈团头目逃脱事件，令许多国人感到震惊和不安。
据媒体报道，该名要犯在拘留所趁机逃离的当儿，虽说当局可以肯定他没有随身携带枪械或任何武器，更未有明显情报显示他具有威胁公众安全的计划，但我们不能排除他的行动是有外人的接应和支援。况且此人是属危险人物与亡命之徒，我们无法预测他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
虽然事发后当局立即部署了大批军警，进行搜寻要犯和保护市民的行动，我想如果当局能在事发同时公告市民，或许可引发全民提高警觉，对当处的市民及众多的学生也较公平，若能让他们早有心理的防备，对他们的人身安全更具保障，说不定有人会及时关注到或发现要犯逃遁的踪迹，亦能为警方提供有用的情报，尽早将他擒拿归案。据早报报道，有位便利店经理曾发现一名可疑的跛脚男子行踪的线索，相信他若在第一时间通报有关消息，对警方的迅速围剿行动更加有利。
恐怖头目尿遁事件
（2008-03-01）
● 严孟达
这个政府做事很少叫人看了生气，但是这回我真的生气了；也许说得温和一点，我是有点生气。
在内部安全法下被被拘留的回教祈祷团新加坡支部头目马士沙拉末（Mas Selamat bin Kastari），本星期三下午从惠德里路拘留中心溜之大吉，大批军警大阵仗围捕了三天，仍下落不明。
47岁的马士沙拉末不是一般恐怖组织的小喽罗，他曾计划骑劫民航机撞向樟宜机场，曾参与策划回祈团恐怖攻击行动，包括阴谋袭击在新加坡的目标如美国大使馆、美国人俱乐部、国防部及教育部。
这样的危险分子竟然能够在拘留所“借尿遁”而逃之夭夭，而且他的其中一只腿还是跛的，据说“走起路来一拐一拐”。这样的事情乍听之下，令人喷饭，但这不是好笑的事。
这起恐怖头目尿遁事件的发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叫人感到受伤和失望、叫人尴尬、叫人感到恐怖、这些种种反应的综合就是“我们不得不生气”。
但是单单生气没有用，我只好试图往好的方面想：
■这只是一个孤立事件啦，无须那样紧张！国际反恐专家古纳拉特纳博士（Rohan Gunaratna）不也说，马士沙拉末曾在印尼越狱，新加坡的保安系统相当严密，他能逃脱这只是孤立和例外事件，并不反映新加坡保安措施出现制度上的问题。
■这样的事情不只是电影情节，而且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发生啦！古纳拉特纳博士指出，再严密的保安系统也有疏漏之处，“即使保安最森严的美国魔鬼岛监狱(Alcatraz)也曾发生越狱事件。恶名昭彰的恐怖分子法鲁克（Omar al-Farouq）在印尼落网后，被关押在阿富汗巴格兰一个防卫森严的拘留营里，受到美军严密监视，最终还是成功逃脱。”
■新加坡的确是在国家安全方面不遗余力，“反恐反到牙齿”，我们保安措施几乎是滴水不漏，我们直到今天还能够生活在一个稳定、安全的环境下，政府功不可抹。
恐怖头目尿遁事件
（2008-03-01）
尽管反恐专家能视之为孤立事件，许多新加坡人一时之间还是无法接受，因为一向自豪的新加坡人不相信这样的事竟会发生在新加坡。副总理兼内政部长黄根成在国会中说“这样的事根本就不应该发生”，他为此道歉了。
政府已设立调查委员对这个事件进行独立调查，黄副总理叫人们不要随意揣测，但这样的糗事，任谁都感到尴尬，正如常驻雅加达的国际危机组织(ICG)的研究回祈团专家和高级顾问悉尼·琼斯(Sidney Johns)说：“新加坡是本地区保安政策效率最佳的国家之一，这起事件显然令新加坡非常尴尬。”我们这几天到咖啡店去坐坐，肯定会听到人们把此事当笑话来说，新加坡人实在“难得自嘲”！
尿遁事件一发生，本报随即接二连三接到读者来函，对此表示看法，显见此事在民间的反应迅速。国会议员在事件第二天随即在国会中提出来，但这样脸上无光的事件，议员说起来还是那样平心静气，真让人怀疑我们的议员是否已经不懂得生气。周围不少人不约而同有这样的看法：这类糗事若是发生在台湾，朝野政党肯定已经“骂到乱”。像我们的议员这样平心静气的提问，反映的是新加坡的政治风格。
根据古纳拉特纳形容，马士沙拉末是“残暴的恐怖组织头目，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肯定是危险人物”。悉尼·琼斯认为“回祈团成员的条规是协助碰到困难的其他成员，还须帮忙他躲避当局的追缉”。我们担心的不是这号跛脚的恐怖头目眼前对新加坡安全的威胁，而是他的逃逸形同“纵虎归山”，后患无穷。
如果为政府在国土保安方面所做的工作打分，相信大多数国人至少会给80分，但恐怖头目尿遁事件发生后，我觉得至少应该扣政府20分，政府今后必须加倍努力继续争取回20分，让我们重拾一份踏实感和安全感。
这个事件能给我们得出什么宝贵教训的话，那还是一句老话，国土安全是时刻不能放松，百密一疏可能就是全盘皆输！
（本文截稿为止，马士沙拉末仍一拐一拐的在逃……）
拘留所大意失荆州
（2008-03-03）
● 吴俊刚
回教祈祷团头目在辜加守卫的眼皮底下逃脱，肯定将成为内安局拘留所大意失荆州的一个典型个案。事情一曝光，国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可能？理由是，新加坡保安严密，跛了左脚的马士沙拉末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借口上厕所就逃之夭夭？因此，一般人都感到震惊，意外发生的事对人们的心理冲击也格外的大，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恐怖要犯逃脱已成事实，副总理兼内政部长黄根成也承认，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惠德里路拘留所的保安出现了疏失。至于这是个怎样的疏失，则还有待调查。
亡羊补牢
根据报章的报道，我们知道，拘留所不是监牢，但有荷枪实弹的辜加警察严密守卫，至于其他的保安设施，如是否有闭路电视、铁丝网等，则不得而知。印象中，过去有些政治犯也曾被拘留在这里。显然，拘留所不如监狱，给人铜墙铁壁的印象。但是，对于像马士沙拉末这样一个有过逃脱和越狱纪录的回祈团头目，拘留所不可能对他掉以轻心。
由此看来，拘留所出现的保安疏失，最有可能的是：一、人为的疏失。从常理来看,跛脚容易给人难以逃脱的错觉，这可能是人为疏失的关键。其次，拘留所可能把对被拘留者的监视任务主要都放在辜加警卫身上，没有第二道防线，形成拘留所整体保安设施上的不足。
不过，以上都只是推理，可能事实并非如此，真相也只能等当局的调查报告发表才能知晓。现在必须做的，是各种亡羊补牢的工作，包括弥补保安系统的漏洞，以及稳住人们的信心。
首先，如果发现有守卫工作和保安设施的不足，都须尽速弥补。这是比较容易的工作。与此同时，当局也许有必要检讨，像马士沙拉末这类要犯，今后是否仍适合拘留在惠德里路拘留所。
其次，是破坏的管理，这是比较困难的。新加坡在保安方面向来声誉卓著，发生了这样的事，声誉必然受损。有关当局必须尽一切本事，在最短的时间内捉回逃犯。如果确知马士沙拉末已逃离新加坡，则必须取得邻国警方的密切合作与协助，尽快将他缉拿归案。
更须提高警惕和戒备
犯人在警卫人员的押送下设计和伺机逃逸，这并不是第一次，但是，本个案是与众不同的，因为马士沙拉末是个不寻常的拘留犯，他是新加坡回祈团的头目，他要炸义顺地铁站和劫机撞樟宜机场的恐怖阴谋如果得逞，不知会造成多大的人命伤亡和财产损失。此外，回祈团这个恐怖组织不仅威胁新加坡，也威胁本区域其他国家的安全。
新加坡回祈团于2001年被政府破获后，大部分成员都已被逮捕，因此，人们相信回祈团势力基本上已遭瓦解，不足为患。新加坡的保安能力当然更因此对恐怖分子产生莫大的威慑力。但马士沙拉末如果成功逃离新加坡，却可能给回祈团的残余势力传达一个错误的信息，他们可能因此获得鼓舞而死灰复燃。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新加坡内政团队的英名也然。但我们现在看到了，只要发生一起事故，就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人们的信心，其代价是惨重的。因此，马士沙拉末的逃逸，不能不说是团队心头最大的憾事。但我们相信，内政团队的士气不会因此受到打击。此时此刻，他们更宜奋发振作，更应打起十二分精神，坚守岗位，因为，恐怖分子可能在蠢动，保安机制更须提高警惕和戒备。
对国人而言，大家感到无比的失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怀疑军警的保安能力。他们在这方面的纪录是昭著的。多少次大型国际会议的顺利举行，都因为有他们的守护，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惨痛的教训大家无论如何必须汲取，遭受直接和最大尴尬的内安局，有须直面问题，进行最深刻和彻底的自我检讨。关羽大意失荆州，警卫失责，自当受到惩处，由此而暴露的整个拘留所保安系统的不足，更宜迅速弥补。
未来的防恐、反恐的艰巨重任仍然落在军警的肩上，我们接下来还得主办各种国际性活动，包括2010年的青奥运，都有赖军警协力，挑起保安重任。因此，内政团队虽然蒙受一次惨痛的打击，却无论如何不能因此气馁，更不能让马士沙拉末逃逸事件分散或削弱我们反恐和防恐的力度。
站长的话
（2008-03-03）
国人庆祝获得青奥运的欢腾气氛还未消退，就被迎头泼了一盆冷水——“回祈团头目逃脱了”。无独有偶，记得在2005年7月7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申奥竞争中，伦敦击败了大热门巴黎，获得2012年的奥运主办权，但见各地的英国人欣喜若狂，雀跃、欢呼、拥抱、热吻。可是，不到24小时后，伦敦就遇到了战后最严重的地铁和巴士爆炸，造成千余人死伤。但值得注意的是，伦敦很快就恢复了公共交通服务，市民、国人和外国人也很快恢复了对伦敦的信心。伦敦游客和移民并没有减少。伦敦当年怎么做到的，或许有我们可借镜之处。但重要的是，我们对自己必须有信心，伦敦能，我们也能办到。
别成为惊弓之鸟
（2008-03-03）
● 王文才
回祈团头目马士沙拉末从拘留中心逃脱让很多人感到迷惑，不明白为什么行政效率高超的新加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最令我感到费解的却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会有这样的反应。
不晓得这些人是天真呢还是被新加坡所拥有的幸福冲昏了头脑；这是第一次发生囚犯从狱卒手中逃逸的事件吗？几年前发生了地铁工地坍塌事故，也有不少人不相信我国会发生这样严重的人为灾害。远的不说，最近不就有一名服役青年从军营的拘留所逃了出来，还顺手拿了一支来福枪，准备洗劫银行。这名青年只不过是感情上受到了一点挫折就作出这样的反应，要是他受到了极端宗教思想的影响，带出来的不是来福枪而是几颗手榴弹，再往地铁车厢或人潮汹涌的购物中心那么一抛，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这些人大概是患上了“治安痴呆”症吧？新加坡的确拥有一个廉洁，行政效率高的政治管理层，但这毕竟是金字塔顶端的部分。即使当局有能力设计出一套完美，没有瑕疵的保安体制，谁敢说这一类事情绝对不会发生？不要再说不可能。要不然，等到有一天，类似九一一的事件在新加坡发生，我们就会变成惊弓之鸟，变得像美国那样，对出入境旅客的人体生物特征进行严格的辨证。
应对重犯植入晶片以监察行踪
（2008-03-03）
● 孙志贤
虽然越狱在我国不常发生﹐但为了预防计﹐我认为对重犯入狱时应植入晶片﹐万一逃狱﹐立即可以找到其行踪﹐会省却很多人力物力。
植入晶片还有一样好处﹐逃狱犯人可能会找同党帮忙﹐如此一来﹐当局除了掌握其行踪外﹐还可以知道其同党所在﹐更会有意外收获。
坐牢犯人本来就应该失去自由﹐只要在出狱时把晶片移去﹐就不会和人权有冲突。
以现在科技﹐植入和移去晶片﹐绝不困难﹐希望当局能考虑立法执行。
2008年1月16日星期三
人口老化政策逐步落实
面对人口老龄化挑战
39项建议逐步落实中
（2008-01-16）
人口老龄化课题部长级委员会为面对新加坡人口老龄化挑战而提出的39项建议已在逐步落实当中。
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昨天发文告说，人口老龄化课题部长级委员会议定的四大策略取得良好进展，政府今年会继续朝这四大策略推出措施。
这四大策略是：帮助年长者就业，保障他们经济独立；塑造无障碍的公共环境及交通系统，让年长者“原地养老”；提供全面及收费合理的医疗服务与老人护理服务；推广“活跃乐龄”（active aging）概念，鼓励年长者，继续就业、社交和贡献社会。
李显龙总理在去年国庆群众大会演讲中宣布了不少帮助老年人的措施。
去年的主要成就
文告说，去年的主要成就包括加强老年人的就业和经济状况、提升老年人的医疗负担能力、为老年人打造无障碍环境，及帮助老年人参与社交圈子及维持活跃的生活态度。
去年6月的老年人就业率比前年同期上升2.5个百分点。政府也计划在未来5年里把退休年龄提高到62岁。政府也成立由林彬教授领导的委员会，专门探讨长寿保险计划（longevity insurance scheme）。
身体健康是老年人最大财富。去年9月，社青体部和卫生部宣布今年将推出为期两年的试验性康乐计划（Wellness Programme），让在基层组织主办的身体检查中接受体检的年长者，如果发现患有慢性疾病，交由普通医生跟进。
去年5月，活跃乐龄理事会（Council For Third Age）成立，积极推动乐龄活动，为年长者打造多姿多彩的黄金岁月。同时，全面打造无障碍环境的建筑环境通行准则也将在今年4月生效。
人口老龄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人口老龄化课题部长级委员会鼓励企业为老年人开发新服务和新产品。上星期举行的“点银成金会议与展览会”（Silver Industry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展的平台。
人口老龄化课题部长级委员会成立于去年3月，由总理公署部长林文兴任主席。9名委员中有3人是部长，包括卫生部长许文远、社青体部长维文医生和总理公署部长及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林瑞生。贸工部、国家发展部和人力部则由政务部长或政务次长代表。
39项建议逐步落实中
（2008-01-16）
人口老龄化课题部长级委员会为面对新加坡人口老龄化挑战而提出的39项建议已在逐步落实当中。
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昨天发文告说，人口老龄化课题部长级委员会议定的四大策略取得良好进展，政府今年会继续朝这四大策略推出措施。
这四大策略是：帮助年长者就业，保障他们经济独立；塑造无障碍的公共环境及交通系统，让年长者“原地养老”；提供全面及收费合理的医疗服务与老人护理服务；推广“活跃乐龄”（active aging）概念，鼓励年长者，继续就业、社交和贡献社会。
李显龙总理在去年国庆群众大会演讲中宣布了不少帮助老年人的措施。
去年的主要成就
文告说，去年的主要成就包括加强老年人的就业和经济状况、提升老年人的医疗负担能力、为老年人打造无障碍环境，及帮助老年人参与社交圈子及维持活跃的生活态度。
去年6月的老年人就业率比前年同期上升2.5个百分点。政府也计划在未来5年里把退休年龄提高到62岁。政府也成立由林彬教授领导的委员会，专门探讨长寿保险计划（longevity insurance scheme）。
身体健康是老年人最大财富。去年9月，社青体部和卫生部宣布今年将推出为期两年的试验性康乐计划（Wellness Programme），让在基层组织主办的身体检查中接受体检的年长者，如果发现患有慢性疾病，交由普通医生跟进。
去年5月，活跃乐龄理事会（Council For Third Age）成立，积极推动乐龄活动，为年长者打造多姿多彩的黄金岁月。同时，全面打造无障碍环境的建筑环境通行准则也将在今年4月生效。
人口老龄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人口老龄化课题部长级委员会鼓励企业为老年人开发新服务和新产品。上星期举行的“点银成金会议与展览会”（Silver Industry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展的平台。
人口老龄化课题部长级委员会成立于去年3月，由总理公署部长林文兴任主席。9名委员中有3人是部长，包括卫生部长许文远、社青体部长维文医生和总理公署部长及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林瑞生。贸工部、国家发展部和人力部则由政务部长或政务次长代表。
2008年1月14日星期一
人口老化
点银成金的魔杖在哪里？
（2008-01-13）● 周兆呈
几天前，去公司附近的油站洗车。这家洗车店刚开不久，为吸引顾客，专门给本公司员工提供了不小的折扣，每次只需要出示证件即可。那天有点小雨，洗车的人只有我一个，进去的时候，两位职员连忙放下手中的饭盒，开始忙活起来，喷水、洗涤，动作很快。擦车的时候，我却发现其中一位是头发灰白、看起来已有六旬的auntie，顿时开始坐立不安，不是滋味。最后付钱的时候，也根本不好意思提折扣的事，想来我们享受折扣的话，大概她的所得会更少吧。
这几天本地正在举行“点银成金会议与展览会”，名称毫不掩饰地展示主办者的意图和追求。我所经历的显然不是银发产业要开发的对象。这几年新加坡对老人课题日益重视，反映与全球趋势相符的状况，与此同时，在这一点上，新加坡又有着自己一贯独特的方式处理，也就是设法将老人问题中的市场潜能转化为一种产业，从而希望能够在这一领域实现区域领先的优势。这样的话，既解决老人问题，又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岂不两全其美？
开发银发市场，新加坡有自己的优势，正如受委探讨人口老龄化课题的总理公署部长林文兴所言，新加坡无论是在财务保障、保健护理或活跃老年等方面，人们对银发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都很高，加上新加坡在物流、金融、研究和科技方面的优势，使它有条件成为亚洲银发市场开发银发产品的理想试验地。
但是，新加坡在开发银发市场上，也有高企的障碍。比如受限于人口的市场规模，而这将直接影响到产品开发者的信心和兴趣。
亚洲各地的老年人口消费特点各有不同。2006年5月，中国曾举办国际老年人用品博览会。博览会负责人会后总结，确认今后老年市场比较走俏的商品包括：保健食品、饮品类；中老年医药、医疗保健器械类；老年文化、体育、娱乐用品类；老年服装服饰；旅游等综合服务类。而新加坡的“点银成金会议与展览会”，则包括金融、科技、保健与旅游和休闲四大主题，与中国的市场相比，有重叠的共性，也有金融理财等更超前的特色。
老年人消费有其特性，产品开发也要有极强的针对性。很多老年人对新科技有一定恐惧，电脑不敢开、手机不会打、短信看不懂、取款机不敢用等。现在各种型号的手机功能繁多，五花八门，但一般中老年人其实用得到的功能十分简单，中国有电信公司就针对老年人推出了几款操作简便、屏幕字体较大的低端手机，并推出优惠的资费配套。几天前，我也在一家香港电视台，频频看到中国一家手机公司的广告，专门针对老年人开发新的功能，大屏幕、大字体，加强通话音量，设一键式紧急联络按钮，可同时发多封短信给家人告急。在临近春节的这段时间猛做广告，显然是看中孩子给父母买礼物的巨大市场。
银发产业要振兴，与其他经济行业不一样，涉及企业、政府、社会的协力合作。企业的职责是生产和销售适合老人消费的产品，但由于企业“唯利是图”的特性，首先是减少企业进入银发市场的风险，以及存在具一定购买能力的消费群，政府的职责则是通过社会保障政策和促进经济成长，让更多的老年人具备消费能力，同时鼓励企业从事老年人用品的产销；社会的责任则是共同创造扶助的堡垒，让老人尽可能减少不安和担忧，降低“惜买”的忧虑。
网络公司、生命科学企业等常常获得风险投资或基金的厚爱，投资纯粹以商业能否获利为考量。但是至今没有看到有投资公司青睐银发产业，确实让那些一直鼓吹银发产业潜力巨大的人士颇感尴尬。
这似乎只能靠政府的力量来推动。所以，对于从事银发产业的企业，能不能在税收优惠、起步基金、甚至直接投资等方面得到政府的切实扶持？市场化固然是银发产业之所以成为产业的原因，但老人问题却不是完全推给市场就可以解决的。
在新加坡的情况看，如果有一天，有政联公司大力主导银发产业的开发和发展，或许那才是银发经济点银成金的时候。
（作者为本报编辑组副主任）
人口老龄化的经济视角
（2008-01-12）
当前，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现象日渐明显，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已经出现了老龄化趋势，其中以欧洲和亚洲最为突出。有专家估计，在未来20年内，很多国家的大部分人口都将在65岁以上，平均年龄将接近50岁。
从传统的视角看，以“银发”人口居多的社会将遇到很多经济和社会问题。以欧洲国家为例，由于老龄化现象严重，福利制度已经感受到了难以承受之重，其他公共开支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再加上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出生率下降，劳动力减少，种种社会问题就相继浮现。
除此之外，欧洲还面临着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引进外来移民的政策过于严苛，民间排外情绪比较明显，使得可以替代的劳动力比较缺乏，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显得益发严峻。类似的情况在日本也存在。
在新加坡，老龄化趋势也构成了一大社会挑战。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100万，占总人口五分之一。因此，政府多年前就开始未雨绸缪，通过鼓励生育和引进移民等多项措施，确保人口达到正常的替换水平，弥补劳动力的不足，一方面解决了近忧，另一方面又为解决远虑进行准备。
可是，当谈到老龄化现象的时候，人们大概都只会考虑到以上种种弊端，不大会从另一个角度予以审视。毫无疑问，老龄化现象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各种负担和隐忧，但凡事总有两面性，老龄化现象同样如此。
从积极的角度去思考，老龄化现象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其实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潜能和激发作用。如同年轻人一样，老龄人口有他们自己的追求和需求，依然是这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继续是活跃的一部分。他们的社会价值和对社会的需求都不能低估。
在前天开幕的2008银发工业会议与展览会上，总理公署部长林文兴在开幕词中就是从这个角度，对老龄化问题发表了一些独到的看法。比如，他认为，在财务保障、保健护理、养老环境和消遣娱乐等方面，老龄人口都有很大的需求。而这些需求就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商家应该开动脑筋，为老龄人口提供适销对路的银发产品和服务。
林文兴部长还指出，商界应该在银发产品”和服务的开发中，发挥创意，大胆试验，以便成为这一领域的区域中心，从而把握整个亚洲地区的商机。他说，新加坡在很多领域本来就具有优势，因此有充足的条件发展“银发工业。
“银发工业是一个新词汇，它体现了新加坡一贯的积极向上的思维模式。首先要诚实地面对问题和不足，然后要思考如何把不足变成优势，把坏事变成好事，把局限变成无限。
就像因为缺乏淡水资源而下决心研制出“新生水一样，在面对不可避免的老龄化趋势时，我们同样不会自怨自艾，而是用积极、乐观和进取的心态予以克服，开创一条成功之路。也就是说，对新加坡来说，老龄化问题并非是不可转化的负担，关键在于能否启动创造性思维，趋利避害，点银成金。
应该有更多老年大学
邹璐 2007-12-01
上个周末，应邀出席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首届毕业典礼暨书法作品展，看到毕业生盈盈的笑脸，欣赏一幅幅学员的书法作品，现场洋溢着“夕阳无限好”的温馨气氛，让我在心里感慨，其实这样的老年大学应该更多一些。
老年大学并不是颁发正式学位的大学。正如教育部长尚达曼在致辞中说，终身学习是我国政府的治国方针之一，不但可提升国人的从业能力，也可使我国社会更有活力与爱心。
在人口老化、老龄问题越来越受到政府及社会高度关注的今天，推广切实可行的老年大学发展理念，应该具有很高的现实紧迫感。
据了解，新加坡老年大学成立于2004年，首次招生是在2005年2月。这是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在参考日本多所老年大学的模式后，为本地年长者提供的专门书法训练课程。
在三年的学习过程中，学员们不仅学习到了较为完整系统的书法理论和技巧，也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了更为深入全面的了解。
这对丰富晚年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增长知识、陶冶性情等方面，都应该是有益处的。
世界各地的老年教育
多年以来，世界各国都在研究和推广老年大学的办学经验。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老年型国家，也是老年教育较早较正规的国家。
法国目前有各类老年大学五十多所，其中一部分还是由政府财政预算支持创办，课程包括体育、医疗、保健、文学、历史、政治等。
美国则是把老年学生纳入正常的招生计划，有些普通大学甚至免费招收年长者作为旁听生。还有的地方把老年公寓和老年大学的概念结合起来，形成老年寄宿学校。
日本的老年教育由文部省（教育部）直接统筹，地方教育部门推动实行，大多数由民间私人资金主办。课程包括文学、绘画、园艺、保健、时政等。
中国第一所老年大学于1983年9月在孔子故里山东成立。经过多年的总结和发展，办学方式越来越多样化，既有官方办学，也有私人机构举办，还有官方和民间联合创办。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各类老年学校共计1万7000多所，在校学生多达130多万人，加上已经毕业的学生有数百万之众。
据估计，到2030年新加坡约有两成人口在65岁以上，政府甚至专门为此设立了“银发委员会”，并将在明年1月举办展览。
李显龙总理说过，应重视老年人如何渡过绚丽多彩的退休生活，或许还可以为社会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就业机会。经过老年大学“再次深造”的退休人士，或许可以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就业价值，争取重返工作岗位，为社会、为家庭、为自己发挥余热。
·作者是审计师，在本地从事财经工作
亮丽夕阳
（2007-12-24）● 何濛
大自然中的春夏秋冬展现不同的姿彩，春叶夏花，秋霜冬雪，各具风韵。人生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与老年，也有一道道风景，可以散发不同的魅力。唯一的分别是，大自然周而复始，春天去了，明年再来。岁岁代代，没有休止。而人的生命只此一次，不能重来。因此，我们必须珍惜生命中的每一阶段，发挥每个阶段的潜在力量，用心耐心去彩绘自己的生命画板，使它丰富多彩，艳丽璀璨。
一个在这里居住照顾孙孩的中国朋友说：“待孙孩稍长，我就回家去享受黄金岁月。那里有老人公寓，既独立自主，又可过活跃的群体生活。晨起练拳舞剑，锻炼身体；有保健医疗，休闲娱乐设施；也有艺术文化活动，写字画画，唱歌跳舞，生活与精神皆充实。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医。看到这里的年迈老人手脚不灵，还得在小贩中心和食阁洗洗涮涮，日夜劳作……”
我告诉她，在意识到人口老化的趋势已经到来时，我们已着手计划和实施种种照顾老人福利的措施。打从1996年开始，就有多种乐龄运动，如敬老周、活跃乐龄节、乐龄关怀日、祖父母节等等，动员全社会去关心老人。托老中心、老人公寓、家庭护理、乐龄之家、乐龄之友、快乐学堂等提供老人安居、医疗、学习、生活的地方都在政府、宗教与慈善机构的努力下纷纷成立。有待年长者积极参与，自我体现。
最近，我观赏新加坡乐龄活动联会在活跃乐龄节的“夕阳无限唱山歌”歌唱晚会。看到台上六七十岁，甚至八十多岁的长者引吭高歌，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尽心尽情也尽力。他们用最响亮的声音，唱出最诚挚的心声：“我们是乐龄的一群，有的是热情和诚恳，打起了艺术的旗帜，展开长途旅行。纵然是遍地有荆棘，也要勇迈地前进，呼吸那新鲜的空气，欣赏美丽风景……”
坐在台下的银发族听到许多久违了的老歌如草原之夜、采红菱、送情郎、夜上海、长江之歌、我停舟等待你、半个月亮爬上来、踏雪寻梅等经典名歌，心情特别畅快。豪迈之声令人豁然开朗，柔和之音使人愉悦舒坦。台上台下浑然一体，陶醉在音乐的世界里。
挚友夫妇志趣相投，钟情歌唱，领导联会合唱团多年，每年都积极举办演唱会。这个艺术平台，让乐龄朋友齐聚一堂，以歌声交织彼此的心，美化彼此的心灵。当晚动听的《山歌》和“Begawan Solo”唱起时，还有三位乐龄人士随歌起舞，别以为她们老态龙钟，手脚绷硬。她们可是婀娜多姿，不逊色于青春一代。
老年是青年的开花时节，是一个更成熟更卓越的青年。头上的银发如月亮的柔光，在生命之夕仍会散发银白色光彩。年纪虽老，精神和思想可以永远年轻。只要乐龄人士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坚信自己的价值和对社会贡献的能力，保持心灵上的青春活力，放慢生活步伐，放下放松，淡泊怡然。如此，夕阳的天空放射出的光芒，依然是彤红亮丽，夺目耀眼的。
（2008-01-13）● 周兆呈
几天前，去公司附近的油站洗车。这家洗车店刚开不久，为吸引顾客，专门给本公司员工提供了不小的折扣，每次只需要出示证件即可。那天有点小雨，洗车的人只有我一个，进去的时候，两位职员连忙放下手中的饭盒，开始忙活起来，喷水、洗涤，动作很快。擦车的时候，我却发现其中一位是头发灰白、看起来已有六旬的auntie，顿时开始坐立不安，不是滋味。最后付钱的时候，也根本不好意思提折扣的事，想来我们享受折扣的话，大概她的所得会更少吧。
这几天本地正在举行“点银成金会议与展览会”，名称毫不掩饰地展示主办者的意图和追求。我所经历的显然不是银发产业要开发的对象。这几年新加坡对老人课题日益重视，反映与全球趋势相符的状况，与此同时，在这一点上，新加坡又有着自己一贯独特的方式处理，也就是设法将老人问题中的市场潜能转化为一种产业，从而希望能够在这一领域实现区域领先的优势。这样的话，既解决老人问题，又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岂不两全其美？
开发银发市场，新加坡有自己的优势，正如受委探讨人口老龄化课题的总理公署部长林文兴所言，新加坡无论是在财务保障、保健护理或活跃老年等方面，人们对银发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都很高，加上新加坡在物流、金融、研究和科技方面的优势，使它有条件成为亚洲银发市场开发银发产品的理想试验地。
但是，新加坡在开发银发市场上，也有高企的障碍。比如受限于人口的市场规模，而这将直接影响到产品开发者的信心和兴趣。
亚洲各地的老年人口消费特点各有不同。2006年5月，中国曾举办国际老年人用品博览会。博览会负责人会后总结，确认今后老年市场比较走俏的商品包括：保健食品、饮品类；中老年医药、医疗保健器械类；老年文化、体育、娱乐用品类；老年服装服饰；旅游等综合服务类。而新加坡的“点银成金会议与展览会”，则包括金融、科技、保健与旅游和休闲四大主题，与中国的市场相比，有重叠的共性，也有金融理财等更超前的特色。
老年人消费有其特性，产品开发也要有极强的针对性。很多老年人对新科技有一定恐惧，电脑不敢开、手机不会打、短信看不懂、取款机不敢用等。现在各种型号的手机功能繁多，五花八门，但一般中老年人其实用得到的功能十分简单，中国有电信公司就针对老年人推出了几款操作简便、屏幕字体较大的低端手机，并推出优惠的资费配套。几天前，我也在一家香港电视台，频频看到中国一家手机公司的广告，专门针对老年人开发新的功能，大屏幕、大字体，加强通话音量，设一键式紧急联络按钮，可同时发多封短信给家人告急。在临近春节的这段时间猛做广告，显然是看中孩子给父母买礼物的巨大市场。
银发产业要振兴，与其他经济行业不一样，涉及企业、政府、社会的协力合作。企业的职责是生产和销售适合老人消费的产品，但由于企业“唯利是图”的特性，首先是减少企业进入银发市场的风险，以及存在具一定购买能力的消费群，政府的职责则是通过社会保障政策和促进经济成长，让更多的老年人具备消费能力，同时鼓励企业从事老年人用品的产销；社会的责任则是共同创造扶助的堡垒，让老人尽可能减少不安和担忧，降低“惜买”的忧虑。
网络公司、生命科学企业等常常获得风险投资或基金的厚爱，投资纯粹以商业能否获利为考量。但是至今没有看到有投资公司青睐银发产业，确实让那些一直鼓吹银发产业潜力巨大的人士颇感尴尬。
这似乎只能靠政府的力量来推动。所以，对于从事银发产业的企业，能不能在税收优惠、起步基金、甚至直接投资等方面得到政府的切实扶持？市场化固然是银发产业之所以成为产业的原因，但老人问题却不是完全推给市场就可以解决的。
在新加坡的情况看，如果有一天，有政联公司大力主导银发产业的开发和发展，或许那才是银发经济点银成金的时候。
（作者为本报编辑组副主任）
人口老龄化的经济视角
（2008-01-12）
当前，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现象日渐明显，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已经出现了老龄化趋势，其中以欧洲和亚洲最为突出。有专家估计，在未来20年内，很多国家的大部分人口都将在65岁以上，平均年龄将接近50岁。
从传统的视角看，以“银发”人口居多的社会将遇到很多经济和社会问题。以欧洲国家为例，由于老龄化现象严重，福利制度已经感受到了难以承受之重，其他公共开支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再加上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出生率下降，劳动力减少，种种社会问题就相继浮现。
除此之外，欧洲还面临着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引进外来移民的政策过于严苛，民间排外情绪比较明显，使得可以替代的劳动力比较缺乏，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显得益发严峻。类似的情况在日本也存在。
在新加坡，老龄化趋势也构成了一大社会挑战。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100万，占总人口五分之一。因此，政府多年前就开始未雨绸缪，通过鼓励生育和引进移民等多项措施，确保人口达到正常的替换水平，弥补劳动力的不足，一方面解决了近忧，另一方面又为解决远虑进行准备。
可是，当谈到老龄化现象的时候，人们大概都只会考虑到以上种种弊端，不大会从另一个角度予以审视。毫无疑问，老龄化现象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各种负担和隐忧，但凡事总有两面性，老龄化现象同样如此。
从积极的角度去思考，老龄化现象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其实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潜能和激发作用。如同年轻人一样，老龄人口有他们自己的追求和需求，依然是这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继续是活跃的一部分。他们的社会价值和对社会的需求都不能低估。
在前天开幕的2008银发工业会议与展览会上，总理公署部长林文兴在开幕词中就是从这个角度，对老龄化问题发表了一些独到的看法。比如，他认为，在财务保障、保健护理、养老环境和消遣娱乐等方面，老龄人口都有很大的需求。而这些需求就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商家应该开动脑筋，为老龄人口提供适销对路的银发产品和服务。
林文兴部长还指出，商界应该在银发产品”和服务的开发中，发挥创意，大胆试验，以便成为这一领域的区域中心，从而把握整个亚洲地区的商机。他说，新加坡在很多领域本来就具有优势，因此有充足的条件发展“银发工业。
“银发工业是一个新词汇，它体现了新加坡一贯的积极向上的思维模式。首先要诚实地面对问题和不足，然后要思考如何把不足变成优势，把坏事变成好事，把局限变成无限。
就像因为缺乏淡水资源而下决心研制出“新生水一样，在面对不可避免的老龄化趋势时，我们同样不会自怨自艾，而是用积极、乐观和进取的心态予以克服，开创一条成功之路。也就是说，对新加坡来说，老龄化问题并非是不可转化的负担，关键在于能否启动创造性思维，趋利避害，点银成金。
应该有更多老年大学
邹璐 2007-12-01
上个周末，应邀出席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首届毕业典礼暨书法作品展，看到毕业生盈盈的笑脸，欣赏一幅幅学员的书法作品，现场洋溢着“夕阳无限好”的温馨气氛，让我在心里感慨，其实这样的老年大学应该更多一些。
老年大学并不是颁发正式学位的大学。正如教育部长尚达曼在致辞中说，终身学习是我国政府的治国方针之一，不但可提升国人的从业能力，也可使我国社会更有活力与爱心。
在人口老化、老龄问题越来越受到政府及社会高度关注的今天，推广切实可行的老年大学发展理念，应该具有很高的现实紧迫感。
据了解，新加坡老年大学成立于2004年，首次招生是在2005年2月。这是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在参考日本多所老年大学的模式后，为本地年长者提供的专门书法训练课程。
在三年的学习过程中，学员们不仅学习到了较为完整系统的书法理论和技巧，也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了更为深入全面的了解。
这对丰富晚年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增长知识、陶冶性情等方面，都应该是有益处的。
世界各地的老年教育
多年以来，世界各国都在研究和推广老年大学的办学经验。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老年型国家，也是老年教育较早较正规的国家。
法国目前有各类老年大学五十多所，其中一部分还是由政府财政预算支持创办，课程包括体育、医疗、保健、文学、历史、政治等。
美国则是把老年学生纳入正常的招生计划，有些普通大学甚至免费招收年长者作为旁听生。还有的地方把老年公寓和老年大学的概念结合起来，形成老年寄宿学校。
日本的老年教育由文部省（教育部）直接统筹，地方教育部门推动实行，大多数由民间私人资金主办。课程包括文学、绘画、园艺、保健、时政等。
中国第一所老年大学于1983年9月在孔子故里山东成立。经过多年的总结和发展，办学方式越来越多样化，既有官方办学，也有私人机构举办，还有官方和民间联合创办。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各类老年学校共计1万7000多所，在校学生多达130多万人，加上已经毕业的学生有数百万之众。
据估计，到2030年新加坡约有两成人口在65岁以上，政府甚至专门为此设立了“银发委员会”，并将在明年1月举办展览。
李显龙总理说过，应重视老年人如何渡过绚丽多彩的退休生活，或许还可以为社会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就业机会。经过老年大学“再次深造”的退休人士，或许可以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就业价值，争取重返工作岗位，为社会、为家庭、为自己发挥余热。
·作者是审计师，在本地从事财经工作
亮丽夕阳
（2007-12-24）● 何濛
大自然中的春夏秋冬展现不同的姿彩，春叶夏花，秋霜冬雪，各具风韵。人生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与老年，也有一道道风景，可以散发不同的魅力。唯一的分别是，大自然周而复始，春天去了，明年再来。岁岁代代，没有休止。而人的生命只此一次，不能重来。因此，我们必须珍惜生命中的每一阶段，发挥每个阶段的潜在力量，用心耐心去彩绘自己的生命画板，使它丰富多彩，艳丽璀璨。
一个在这里居住照顾孙孩的中国朋友说：“待孙孩稍长，我就回家去享受黄金岁月。那里有老人公寓，既独立自主，又可过活跃的群体生活。晨起练拳舞剑，锻炼身体；有保健医疗，休闲娱乐设施；也有艺术文化活动，写字画画，唱歌跳舞，生活与精神皆充实。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医。看到这里的年迈老人手脚不灵，还得在小贩中心和食阁洗洗涮涮，日夜劳作……”
我告诉她，在意识到人口老化的趋势已经到来时，我们已着手计划和实施种种照顾老人福利的措施。打从1996年开始，就有多种乐龄运动，如敬老周、活跃乐龄节、乐龄关怀日、祖父母节等等，动员全社会去关心老人。托老中心、老人公寓、家庭护理、乐龄之家、乐龄之友、快乐学堂等提供老人安居、医疗、学习、生活的地方都在政府、宗教与慈善机构的努力下纷纷成立。有待年长者积极参与，自我体现。
最近，我观赏新加坡乐龄活动联会在活跃乐龄节的“夕阳无限唱山歌”歌唱晚会。看到台上六七十岁，甚至八十多岁的长者引吭高歌，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尽心尽情也尽力。他们用最响亮的声音，唱出最诚挚的心声：“我们是乐龄的一群，有的是热情和诚恳，打起了艺术的旗帜，展开长途旅行。纵然是遍地有荆棘，也要勇迈地前进，呼吸那新鲜的空气，欣赏美丽风景……”
坐在台下的银发族听到许多久违了的老歌如草原之夜、采红菱、送情郎、夜上海、长江之歌、我停舟等待你、半个月亮爬上来、踏雪寻梅等经典名歌，心情特别畅快。豪迈之声令人豁然开朗，柔和之音使人愉悦舒坦。台上台下浑然一体，陶醉在音乐的世界里。
挚友夫妇志趣相投，钟情歌唱，领导联会合唱团多年，每年都积极举办演唱会。这个艺术平台，让乐龄朋友齐聚一堂，以歌声交织彼此的心，美化彼此的心灵。当晚动听的《山歌》和“Begawan Solo”唱起时，还有三位乐龄人士随歌起舞，别以为她们老态龙钟，手脚绷硬。她们可是婀娜多姿，不逊色于青春一代。
老年是青年的开花时节，是一个更成熟更卓越的青年。头上的银发如月亮的柔光，在生命之夕仍会散发银白色光彩。年纪虽老，精神和思想可以永远年轻。只要乐龄人士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坚信自己的价值和对社会贡献的能力，保持心灵上的青春活力，放慢生活步伐，放下放松，淡泊怡然。如此，夕阳的天空放射出的光芒，依然是彤红亮丽，夺目耀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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