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民的贡献

只要有贡献都会获得承认
（2008-08-27）

我国女子乒乓队前天携带48年以来的首枚奥运银牌，如英雄般从北京凯旋。自回到国土的那一刻起，无论在机场还是在沿途所经之处，都有大批挥舞国旗的民众夹道欢迎。

　　而在莱佛士城，1000多名民众早就涌入庆祝会场，争相目睹奥运健儿们的风采，分享她们成功的喜悦和荣耀。对新加坡来说，此情此景还是很新鲜的。那种团结友爱、万众一心的感人场面，不仅为我们这个国家增添了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气氛，而且也使全体国人在自动自发地参与中，接受了一次极其特别的爱国主义情操的洗礼。

　　在庆祝会上，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长维文医生宣布，在内阁的提议下，经总统赞成，政府将为夺得奥运银牌的冯天薇、李佳薇和王越古三名运动员，授予象征着极高荣誉的“功绩奖章”，以表彰她们为国家赢得荣誉而立下的汗马功劳，同时也借此鼓励更多运动员今后在国际赛场上努力拼搏，为国家作出更多贡献。

　　在世界所有国家，政府和社会都非常重视与珍惜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特别是在奥运赛场上的杰出表现。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本国体育健儿的优异成绩以及升国旗、奏国歌的颁奖仪式，不仅浓缩出一个国家的形象，而且更能激发全国同胞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增强全体国人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乃至对整个社会的进步起到鼓舞作用。因此，无论大小与贫富，各国政府都要对获得优异成绩的本国运动员给予物质奖励。

　　而新加坡女子乒乓队此次所获得的嘉奖，不只是物质层面，而且还将获得代表极高荣誉的“功绩奖章”。在此之前，只有两人获得这份殊荣，一位是我国第一枚奥运奖牌得主、举重运动员陈浩亮；另一位是曾多次在国际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前游泳运动员杨玮玲。很显然，这种精神层面的表彰，再次体现了我国政府对体育运动的高度重视。

　　如同我们在此前的一篇社论中所说，为新加坡赢得奥运奖牌三名女乒队员都是原籍中国的新公民，她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这个国家的价值，报答了国家和社会对她们的关心和培养；现在，政府和社会给予她们以高度的肯定和嘉奖，我们认为，她们是受之无愧的。

　　新加坡是一个用人唯才的社会，任何一个公民，无论他们当初来自哪里，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只要为这个国家和社会作出了贡献，他们都会获得承认和肯定。体育赛场上是如此，其他领域同样也是如此，包括文化、艺术、学术、教育和科研，等等。只有坚持这样做，新加坡才能继续旺盛地成长，也才会在世界大舞台上继续受到尊重、令人刮目相看。

　　毫无疑问，引进和培养来自国外的各类人才，绝非意味着本土人才就会被忽视。恰恰相反，这些年来，政府在培养本土人才方面不仅从未懈怠过，反而是格外重视。我们相信，一些民众针对外来人才所发表的质疑和疑虑，政府已经听到了。我们非常希望看到，将来会有更多的本土人才在各个领域，包括在体育领域不断地脱颖而出，从而在不同领域的国际赛场上，为己为国争光。


以宽阔的胸襟接纳新移民
（2008-08-27）
● 李顺福

　　在国庆群众大会上，李显龙总理再一次呼吁国人了解吸引外来人才的需要并接受新移民。以体育为例子，他说，代表新加坡参加北京奥运会的25名运动员中，一半是新公民。我们的游泳小将陶李成功游进蝶泳决赛。我们的乒乓女队更为我国赢得48年来的第一面奖牌。他说：“体育要有成绩，不能只靠土生土长的运动员。我国在奥运的成绩说明这点” 。

　　总理说的一点也没错。从我国奥运健儿的表现，证明了引进体育人才的作法是正确的。不只是体育，总理说：“我们也必须引进其他方面的人才”。在群众大会上，他谈到两个引进外地人才的原因。第一，国人目前的生育率只有1.29，比人口替代生育率2.1来得低许多；第二，我国目前的人口只有400万，要进一步发展经济，这样的基面（base）是相对不足够的。

　　除了上述原因，吸引外来人才的动力来自全球对人才的需求日益殷切。很多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都面对低生育的问题，所以招引外地人才成了执政者当务之急。澳大利亚就是一个例子。在它废除白澳政策后，它大开门户广纳专才。它还通过大专院校到海外招生。近十年来，为数不少的本地人举家移民到澳大利亚去，其中就包括曾到澳大利亚受教育的本地学生。

多年努力有了成果

　　经过多年来的努力，我们清楚看到当局的吸引外来人才计划已经开始奏效。外地人才不断选择到本地工作，其中不少申请成为永久居民或者归化为新公民，成了我国经济的生力军。

　　可是，有些国人在接受新移民这课题上仍旧存有一些疑虑。他们关注的有下列三点。

　　（一）担心新移民会在职场上与他们竞争，甚至抢走他们的饭碗。影响较大的是因经济转型而遭裁退的年长员工。为了减低这方面的压力，有关当局、工会领袖和顾主三方面通力合作，协助工友提升技能，加强他们的受雇率。

　　（二）另一些人对部分新移民的英文掌握能力感到不满。他们还写信到传媒质询为何英语差的外地员工能够受聘在本地服务业中任职。虽然口口声声说没有排斥之意，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客工的鄙视，却是不言而喻。

　　（三）有些国人也对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的意愿感到怀疑。这种疑虑可以理解，因为不是全部的新移民最终能够成融入本地社会。不过，融入社会是个双向工作。除了靠新移民本身的努力，社会整体也得加以配合。如果国人能给于基本的尊重和善待他们，那新移民融合社会的几率将会提高。再者，融入社会是一个过程，犹如涓涓流水，是急不来的。很多华族家庭的祖辈是来自中国的“过番客” ，他们也是在经过一两代人之后，才在本地落地生根，成为本地公民。

　　在接纳新移民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太在乎土生土长和新移民两者间的区分。

　　第一，不管是土生土长或者是新移民，只要是公民，我们应该对他们一视同仁，不应有彼此之分。就以我国的乒乓女队为例，三位女将李佳薇、王越古和冯天薇虽然来自中国，但她们都已成了我国的公民，是我们的一分子。因此，对她们三位能够得奖，我们应该感到光荣与骄傲。就如国际奥委会委员黄思绵所作的，拥抱她们，给她们加油。我想，在参与国际赛事上，团员是土生土长或许是新移民都无所谓，重要的是团队具备实力，赢得奖牌为国争光。

外来部长贡献大
　　
　　第二，刻意把新移民区分开来的做法是有欠妥善的。这种区分可能会被误解为看扁新移民，把他们当成二等公民。我们没理由，也不应该释放出这种不正确的讯息。笔者不时在报章上看到读者对新移民诸多批评的反馈。在8月19日报章上，一位李姓读者这么写道：“虽然我对新加坡赢得奖牌感到骄傲，不过，看到我们是靠着在外地出世的移民获奖，我就骄傲不起来了”。虽然这位读者反映的是少数人的看法，它显示出部分国人看待新移民的心态。据悉，当局已经开始通过市镇理事会等组织主办的庆典把公民权证书颁发给新移民。由社区带头欢迎新移民将有助新移民融入社会，是值得尝试的点子。

　　第三，对华族社群来说，多数家庭的祖辈也是通过移民的方式在上世纪初来到新加坡。作为移民的后裔，我们又怎能忘本而鄙视这一代的新移民？

　　接纳移民是我国多年以来奉行的策略。国人应该记得，在第一代的政府内阁里，一半的部长是来自邻国的移民。可是，非土生土长的事实丝毫没有减低他们对国家的效忠与贡献，而国人也从未曾把他们当外人看。

　　全球化加激使到人才成了各国竞相争夺的资源。如果期望经济持续增长，国人就必须敞开胸襟接纳新移民。除了广纳人才，我们别无选择。　·作者是本地资深文化工作者

新加坡能不接纳外才吗？

新加坡能不接纳外才吗？
（2008-08-23）
● 林晓东

　　新加坡队终于获得一块奥运银牌，许多国人欣喜若狂。但是在媒体上也时而听到一些非议，认为三位主力女球员全是引进的中国人才。

　　许多新加坡人显然不了解世界乒乓球运动的现状。本月15日，新加坡与韩国队争夺决赛权的关键一仗中，韩国队头号主力唐汭序击败新加坡的王越古。唐汭序原名唐娜，本来也是中国国家队球员，2000年才移居韩国。

　　16日被韩国队淘汰的美国队主力球员高军、王晨，均为前中国国家队的球员。
　　不仅美国、韩国这样的体育大国要依赖中国球员作头号主力，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引进中国的乒乓球员，比如，刘佳(奥地利)、吴佳多（德国）、李佼（荷兰）、陈卫星（奥地利）、王增羿（波兰）、王建锋（挪威）、杨敏（意大利）、何志文（西班牙）、林聚（多米尼加）、冯喆（保加利亚）、刘崧（阿根廷）、蒋卫中（克罗地亚）、黄文冠（加拿大）、成应华（美国）、吉田海伟（日本），谭文玲（意大利）、李云飞（比利时）、连茜（多米尼加）、徐光宏（加拿大）、苗苗（澳洲）……

　　这个名单很长，而且还在不断增长中。绝大多数中国海外乒乓球员是当地国的主力选手。

　　中国人习惯上将这些为外国出力的球员称为海外兵团。当年中国国家队主力何智丽移民到日本，改名小山智丽，在1994年广岛亚运会上代表日本击败中国，取得金牌。中国国内舆论一片哗然，官方媒体公开指责小山智丽是汉奸叛徒。

　　不过近年来中国人意识已经全然改变，绝大多数中国人以宽容的心态接纳这些加入外籍的球员。这是因为中国体育界也引进了一大批的洋教练。

　　比如在8月14日的射箭女子个人决赛上，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箭手朴成贤以1环之差输给了中国选手张娟娟，而中国队的教练却是韩国人杨昌勋。在同一天的女子佩剑团体半决赛，中国以45-38战胜法国，中国队的教练也是法国人鲍埃尔。

　　通过这些事例，许多中国人认识到体育是一种健身文化，让中国体育人才走出国门，让外国体育人才进入中国，实质上是一种有益的国际文化交流。如果用狭隘的民族政治理念来阻挠这种国际文化交流，无异于文化上作茧自缚，不利于自身文化的成长壮大。

　　另一方面，新加坡与中国女乒决赛时，现场的中国观众不仅为中国队加油，也大声地为新加坡队加油助力，展现了大国的体育风范。对于真正的体育爱好者来说，双方实力相当，展开高潮叠起，精彩纷呈的比赛，这才是体育事业的最高境界。

　　如果像中国、美国这样人才济济的体育超级强国都要大量引进外国人才，那么新加坡作为一个文化多元的小国，引进一些外国体育人才是理所当然。需要深入思考的不是引进人才对不对，而是引进人才后如何发挥更好的社会作用。

·作者从事网络与翻译工作

政府鼓励生育

为养和育提供一条龙式辅助
（2008-08-22）

　　政府前天公布的鼓励生育和帮助人们养育子女的配套详情，相信会羡煞许多年长一辈的新加坡人。因为，在他们结婚生育的年代，国家经济实力仍相对薄弱，人们哪敢奢望得到什么养儿育女的诸多税务回扣、婴儿花红、托儿津贴、16个星期的有薪产假等等。他们当中不少人也许还赶上了“两个就够了”的节育政策。

　　然而，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彼一时，此一时，社会情况不同了，政策也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对政府刚宣布的鼓励和辅助配套措施，一般的反应看来还是不错的。当然，也有人希望政府还能做得更多或更大胆些。我们认为，整个配套肯定是比此前的任何时候更具吸引力了，但有些地方还是可以通过听取和分析民众的反馈来加以改进。其中一个还可以更加着力的关节，就是教育，这也是本报读者经常在交流站反映的课题。

　　老一辈人深受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影响，没有不生或少生的问题，但对教育就没那么重视，反正儿孙自有儿孙福。但现在的年轻父母就不同了，他们都很了解教育的重要性，儿女的教育问题，包括教育费用的负担也自然成了他们生儿育女的主要考量因素。一位年轻母亲昨天在交流站的投函，其实正反映诸多年轻已婚妇女的困境。

　　新的鼓励生育配套，可以说基本上照顾了从怀孕到托儿的阶段，但在许多家长心目中，孩子进入小学，也许是个更加重要的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孩子需要面对决定前途的考关，要兼顾孩子的学业和其他福利以及个人的事业，是许多职业妇女感觉压力最大的难题。有不少高学历的已婚妇女，也正是在这种两难的煎熬之下，忍痛放弃了工作，在家全时间照顾孩子，等到孩子进入中学或大学，较能自立的时候，她们再想回到职场就会感觉脱节和难以跟上。养儿育女的担子沉重，显然也是一些事业心较重的已婚职业妇女，选择不生育和少生育的主要因素。

　　如果从这一角度切入，再考虑到许多年轻家庭，包括新移民家庭，都缺乏过去大家庭的祖父母的支援，那么，我们的整个辅助养儿育女的配套，可能就得从托儿阶段进一步至少延伸到小学阶段，形成从托婴到托管的一条龙式辅助。读者提出了全日制教育的概念，这并不是新的概念，主要的困难在于落实这一关。如果所有的小学都改成全日制，一下子就得增加一倍的师资，这是不容易办到的。

　　因此，就中短期来看，比较实际可行的，是推广学生托管服务。目前，学生托管中心已在悄悄兴起，一些管理和师资较好的托管中心，也成了热门中心，名额供不应求。学生托管中心的好处，在于它能较好地解决学生上学前（读下午班）或放学后（读上午班）半天没人照顾或管教的问题。过去，有些家庭就曾出现所谓的“锁匙儿童”的问题。

　　学生托管中心很好地弥补了小家庭的工作夫妻无法兼顾上学子女的问题。托管中心提供了家长一般的照料，也提供学校一般的督导、辅助。一些退休的教师也在托管中心找到继续发挥所长、为教育下一代继续贡献力量的好去处。当然，托管中心的费用不菲，和托儿所、幼稚园一样，费用越来越高，对一般中低收入家庭来说是沉重的负担，如果有超过一名子女需要托管，费用自然更加沉重。因此，这也许是进一步完善整个鼓励生育配套的重要环节之一，值得政府认真考虑和研究。



站长的话
（2008-08-22）

　　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民众的普遍迟婚晚育，不但会使工作人口老龄化。而且晚育加上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使得一些发达国家的40至60岁的管理层人员成了“夹心层”：面对高龄体弱父母和幼龄儿女都需照顾的两难困境，一些员工甚至被迫提早退休，进而影响了企业的生产力和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去年，加拿大多伦多一家经营托老所和托儿所的公司针对此需要，把托儿所和托老所都设在一座办公大楼的同一层，为需要托老和托儿的多家企业员工提供日间照料服务，并开放让老人和儿童交流，让老幼双方的身心都因交流而更健康。这个方案受到许多大企业的欢迎，因为这一来许多员工就不至于被迫提早退休。据说这项试验正在推广到其他城市，也有一些欧洲国家的专家认为值得借镜。



浅谈影响生育率下降的几个因素
（2008-08-22）
● 赵中波

　　李显龙总理在今年国庆献词中宣布的极有力度的，旨在鼓励生育的新措施，涉及经济援助、亲家庭的工作环境以及托儿服务等各个方面。但政府的政策无法替代人民的个人选择，自2001年4月新加坡政府推出婴儿花红奖励生育配套至今，已7年有余，生育率却从2000年的1.6下跌到2007年的1.29，问题究竟何在？我从自己的观察和对周围年轻人的了解，深觉新加坡人们迟婚晚育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工作时间长和工作压力大是导致年轻人没有时间和精力谈情说爱的主因。无论政府多么提倡工作和家庭相兼顾的道理，但深深扎在人们心中的是：必须在工作中不断表现，才不至于丢掉饭碗，只有不断地提升自己才能在劳动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

　　另一个造成人们心里压力的是，在自由竞争、迅速转型的社会，企业改组和裁员的事随时随地可能发生，比如前几年两家银行合并，裁掉多人，被裁的年轻人，我不相信他们还有心思去谈情说爱，还能坦然地告诉想要交往的对象：“我现在被裁了”。

　　副总理黄根成就呼吁国人在事业、家庭与社交生活之间取得平衡。他指出，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新加坡人的平均工作时间较长，因此少了寻找终身伴侣、结婚和组织家庭的时间。据报道：新加坡人一年平均只做爱73次，连续两年在全球排名倒数第二！其揭示的实质问题是：新加坡人工作压力太大，没时间没精力谈情说爱。

　　政府虽然可以通过立法规定，员工8小时以外的任何形式对公司的付出，雇主都必须给予补偿，这或可减轻雇主对雇员的时间占用。但问题是政府还要考虑全球竞争力、国民生产率。但现在生产力的提高显然和生育率的提高有所抵触，必须有所取舍。

　　新加坡的服兵役制度也是影响年轻人迟成家的原因之一。两年的时间在人的一生中不算长，但对于处在22岁到30岁既要立业又要谈恋爱、成家的年轻人就不算短了。而且服役后、读完大学或理工学院，一面得考虑偿还学费贷款问题，一面还得考虑攒钱买房和结婚费用等问题。

　　有统计数字显示，新加坡青年平均的结婚年龄是31岁。从生理学角度来说，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是25岁到30岁。女性在25岁时，半年内妊娠率达60％，30岁后则降至30％以下。

　　新加坡年轻人一旦结婚，就可共同申请政府组屋，这本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但据我看来，有时，却恰恰延迟了年轻人成婚的时间。我周围的几位年轻同事，虽已注册结婚，但为等政府组屋还不能或不想生活在一起。



我怎么还敢再生育？
（2008-08-22）
● 何晓萍

　　看了李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的演讲，其中谈到了一些鼓励生育的额外措施，的确挺诱人的。再过两天我的宝宝就要出世了，原本看到这些额外的措施对于我来说应该是开心的事，但是我一点都开心不起来，而且再也不敢怀孕生宝宝了，因为我从8月份开始失业了。

　　我之前就职的公司由于各种原因，老板把公司转卖掉了，新老板9月份接手。由于我是一名孕妇，在买卖条件中，新老板不接受我这名孕妇，旧老板以经营不善为理由跟我解除了劳动合约。原本可以享受的12个星期的有薪产假，转眼之间就消失了。

　　我很纳闷，新加坡政府政策的方向是要保护孕妇的合法权益的。可是现在再多的额外措施，再多的鼓励生育政策，却连我孕妇的合法权益都保证不了，试问你是我的话，经历了这次打击，你还敢再生育吗？（编者按：以副总理黄根成为首的人口委员会，日前已公布了保护在职孕妇的新措施。）



无业年长者照顾幼儿应受到肯定
（2008-08-22）
● 李丽琼

　　人力部的一项调查显示，年龄介于50到64岁的年长国人当中，有81.3%的男性还在工作；而工作的女性却只有47.1%。我觉得这个数字并没有反映出事实真相。

　　新加坡的年长者当中，有相当多的人在全职照顾孙子，女性的人数更多。可惜这种“工作”并不受到人力部承认。究其原因，可能是“雇主”和“雇员”是“一家人”，而且一般上都是义务帮忙，没有一定的酬劳；所以不属于雇佣关系，不算是“工作”。连每年政府分发的就业花红，这些照顾孙子的年长者都没有份。

　　在三、四十年前我国的经济情况还不是很好的年代，我们多是生活在三代同堂的家庭。当年夫妇出去工作，收入一般上都不太多。父母留在家中吃住并照顾儿孙是天公地道的事。现在的年轻夫妇因受过良好的教育，大多收入丰厚。他们结婚后都不与父母同住，生活开销也当然和父母分开负担。可是一旦有了孩子，就要父母帮忙照顾。做父母的碍于亲情，或自愿或被迫的就接受了这份工作。有些夫妇虽然请了女佣，却不放心让女佣单独照顾孩子。所以在上班的日子总是把孩子和女佣送到父母家。有时遇到工作加班，父母须到晚上十点多才盼到子女前来把孙子和女佣带走。

　　有些年轻夫妇更是因为父母答应了替他们照顾孩子，他们才敢把孩子生下。所以这些父母是间接的对提高国人的生育率出了一份力。

　　我想政府即使不愿给这些照顾孙子的年长者任何奖赏，在做统计数字时却也不应该把他们完全忽略掉。



站长的话
（2008-08-21）

　　生育率越来越低，已经成了国家大事，政府成立了人口委员会，也动用了巨资，推出鼓励婚配与生育的配套，要力挽颓势。偏偏结婚和生育又是极其个人的事。因此，政府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减少年轻人心目中的主要障碍。教育确实是一个重要环节。要是无法实行全日制教育，那也许就必须认真考虑给中下收入家庭提供学生托管津贴。



全日制教育有助提高生育率
（2008-08-21）
● 董莉

　　近日，政府为提高生育率推出了一系列的新举措。本人是一位从事教育事业的妈妈，所以想从本地教育制度方面也谈谈这个问题。

　　常听一些外国朋友诧异地问：“为什么本地这么多妇女只在家带孩子，没有出外工作？”相信如若这些家庭妇女听了，一定会大发感慨。以我的“妈妈”身份综述一下吧。本地家庭不论孩子多寡，单单照顾饮食起居、接送上下学，就需一个人全力负责，再加上上完半天学后还需有人看管教育他们，妈妈们如何出去做工？于是赚钱养家的重任自然落到了爸爸们的肩上。

　　响应了政府号召，孩子一个接一个生，爸爸们也要找更多工作来喂饱他们，养好他们；妈妈们也需付出整日时间来照顾他们。日子久了，“你挑水来，我浇园”的分工合作也不再像戏剧般的浪漫。家庭问题逐日浮现：丈夫工作时间长，回来只想安静休息；妻子一天的辛劳，孩子的问题又想跟丈夫倾诉。一个要讲，一个不想听……结局如何，毋庸多说。各自生活圈子的背离、思想观点的迥然，叫他们如何还想再继续生？因爱情而生育，因多生育而不得不各负其责，因各负其责而致不想再生育。这是“半日制”的后遗症之一。此观点应有人同意吧？

　　有人说了，如果是这样那就都去做工，孩子送去托管中心好了。是，没有长辈帮忙，也只能这样。钱呢？一笔不小的开销！这是“半日制”的后遗症之二——托管问题。

　　再来，在学校只读半天，比起一天，知识的学习量就少很多，没有量变，何来质变？举个跑题的例子：我的一个补习学生，在一所还不错的中学就读，问起她的华文教到哪里？答案让我跌眼镜、掉眼珠——第一课刚上完！现在已快到年底了，那后面的课怎么办？究其原因，学生说，之前老师在教上学期还没教完的课文，有时会用课堂时间写作文，因为想训练他们即时写作的能力。

　　无法与这位老师沟通，所以不能武断地给予任何论定。但带出来的问题是：学生在有限的上课时间内无法完整全面地吸收应有的知识，所以就产生了一个新加坡独有的奇怪现象——学生几乎人人有家庭补习。记得曾有读者认为应当铲除“补习现象”，才能提高生育率。因为一个孩子的补习费确实是一个家庭不小的支出。而本人则以补习老师的身份认为：其实家庭补习就是“半日制教育”的衍生物。应当推行全日制教育制度，才能消除这种奇怪现象。少了这笔大开销也就减少了父母的经济压力。

　　其实，要提高生育率不仅仅只是让年轻人结婚，而是要让他们看到结婚有了子女后，两人还是可以有各自的事业和创造个人价值的机会，经济上也不会因为多了孩子而沉重不堪。这种希望会让那些没生的要赶快生、生了的还想再生！




也应鼓励家庭主妇多生育
（2008-08-21）
● 李桂月

　　观看了李显龙总理的国庆群众大会演讲之后，对于他所提出的一些鼓励结婚生育的新措施，我有些看法想与读者分享。

　　我国生育率无法取得突破，除了已婚者不愿多生之外，单身人士的增加也是原因之一。李总理所提到的撮合单身人士结婚的方法之一家长相亲会是很不错的方法，对提高结婚率应该有一定的帮助。现今的青年太注重事业，感情生活一片空白。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忙，那些内向的青年肯定会错过了适婚年龄。

　　不过家长在帮助孩子物色对象时一定要有耐心，千万不能操之过急。他们只能为孩子制造机会，而不是强迫他们结婚，否则会弄巧成拙。

　　以前，大多数人的婚姻是听从父母之命，由媒人介绍撮合的，他们有些甚至没有见过面就结婚了。不过时代不同了，年轻人再也不会对父母言听计从了。所以父母在帮助孩子择偶时要格外谨慎。婚姻毕竟是个人的事，最后的决定权在孩子手中。

　　有关产假的新措施，我觉得在职妇女的获益最大，她们能获得额外四个星期的产假。但这个措施对私人机构来说却是坏消息。那些在私人机构工作的妇女有可能会面临不被聘用的危机。

　　试想一想，四个月的产假，加上年假28天，育儿事假6天以及病假和公共假日等等。一个高薪的大学生产妇，一年的工作日不超过7个月。试问：她们有能力完成一整年的工作吗？再加上科技发达，一日千里，等到产妇回到工作岗位时，又必须重新培训。如果我是老板，肯定不愿意聘用她们。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唯利是图的私人机构，一知道女员工怀孕就找机会裁掉她们。

　　在这次的新措施中，家庭主妇又被忽略了！其实，有很多家庭主妇都受过高等教育，她们也曾经担任过高等职位，可是为了孩子，她们宁可放弃事业，从这一点，可见她们是多么的伟大。我相信她们比职业妇女更愿意多生儿育女，只是担心加重丈夫的负担。为什么政府就不能给她们一点鼓励呢？新加坡的家庭主妇为数不少，如果她们肯多生育，我国人口肯定能提高不少。

　　提高生育率必须从多方面着手，除了鼓励单身人士早日结婚生育，给职业妇女多一些产假，更多的税务和托儿津贴之外，我认为丈夫应享有至少两个星期的有薪陪产假。因为妻子刚生产时，身体非常虚弱，最需要丈夫陪伴和照顾。如果政府能给予这种优待，我相信妇女们会更愿意多生育。



我拿一个月陪产假
（2008-08-21）
● 孔德威

　　我有一名九岁的女儿。在她出世的时候，我向公司申请一个月的年假。老板问我为何拿这么长的假期，我说要亲自照顾刚出世的女儿和刚生产的妻子。老板答应了。我很开心地利用一个月长假陪太太，并且感受到照顾孩子的乐趣，替她换宝宝纸尿片。这喜乐是不能用钱买到的。

　　所以，政府不只要实施奖励措施以及给为父者提供陪产假期，人们也有必要调整生活态度和养育责任的想法。正如李显龙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所说：“婚姻和生育都是个人的决定，但是我们可以创造有利的环境，鼓励人民把它看作是人生大事和人生必经之路，并且为想生育的夫妇提供帮助。”

　　维文部长曾经说过，如果为父者不承担养儿育女的责任和分担家务事，那么我们新生婴儿的数目势必越来越少。我曾经告诉女儿，长大和结婚后，好好专心做工，我免费替她照顾孩子，她只要每晚打包炒福建虾面给我吃就行了。

　　在生儿育女的问题上，除了政府的鼓励措施，我认为父母和长辈们应该以身作则，做个好榜样把下一代无微不至的带大，同时也须继续推崇孝道，向他们灌输传统家庭价值观。




鼓励结婚生育须各方配合
（2008-08-20）

　　丰厚的婴儿花红，更多的税务优待、回扣，托儿津贴，16个星期的有薪产假……，在在显示，在多年来尝试鼓励生育无法取得预期效果之后，政府已下定更大的决心，通过增加国家资源的投入，期能挽狂澜于既倒，扭转日趋低落的生育率。与此同时，也要加大力度，鼓励适婚的男女早日成家立业，把婚配和生育当成优先处理的人生大事。

　　李显龙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所宣布的鼓励结婚与生育的配套，可以说是历来在这方面投入最大的一次，由此也可见这个问题在政府领导人心目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要落实刚宣布的配套，政府每年必须增加7亿元的投入，是目前鼓励生育配套的一倍，新旧配套合起来，每年要耗资16亿元，等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6％。

　　然而，政府的这个大动作是否就能改变现状，或者取得比过去实行的措施更好的效果呢？这还是个未知数。总理本人表示相信它会对许多夫妇的生育计划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却无法保证这能解决新加坡的人口问题。因为，“这是个大难题，我们必须定期检讨。最终，这关系到个人的心态、选择和价值取向。”

　　确实，生育率低以及到了适婚年龄的男女迟婚或不婚的问题，并不只是个人或家庭的问题，而是个影响国家前途的大问题。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面对这个问题，并且也尝试了各种的鼓励措施，但却无法取得明显的效果。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虽然婚配与生育是个人的事情，如果国家采取听其自然的态度，那么，问题只会更加恶化。各种鼓励措施未必都能产生预期的效果，至少比完全没有来得好。

　　对双薪的空巢小家庭而言，养儿育女的确面对许多实际的困难。这同过去的男主外女主内完全不同。因此，提高婴儿花红、大幅度增加托儿津贴、提高工作母亲的税务回扣、延长产假等，按照常理推论，应该都是可以起到一定成效的做法。问题的关键也许在于，在一般夫妇心目中，他们觉得够还是不够。当然，如果越多的人觉得是足够的，那么这些鼓励配套的吸引力就越大，所能产生的效果也越大。所以，定期检讨，收集反馈，实属必要。

　　但我们认为，单靠政府的鼓励配套肯定是不够的。如何真正做到使年轻男女觉得他们可以事业与家庭兼顾，不会觉得生儿育女对他们是一种负累，或影响他们的就业，那就必须靠其他方面的配合。其他国家已经先行的灵活工作时，我们必须推广；在家工作也应该推广；给父亲较长的陪产假势非加以考虑不可；改变企业主与管理人的旧观念，更非大力推动不可。这些都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

　　要扭转生育率，我们还得再推前一步，设法鼓励更多达到适婚年龄的男女结婚，把社交发展署与人协社交俱乐部合并，相信可以有助于提高择偶的几率，结发为夫妻，毕竟合得来最要紧，双方教育程度上的差距未必是个障碍。

　　总的说，政府推出的新配套，都是值得肯定的，主管人口政策的黄根成副总理即将公布的配套措施，肯定也很值得期待。但是，我们也必须准备克服这些配套措施在落实阶段必将遇上的一些问题或障碍。比方，对中小企业而言，要推行政府宣布的各项新措施，包括延长产假，肯定会造成营运上的困难。但我们不应为此而却步，应该积极地想出妥善的解决办法才是。



建议实施小学全日制
（2008-08-20）
● 郑思谋

　　最近看到报章上讨论生育率的问题，不仅让我多思考关于父母觉得难以照顾学龄儿童的问题。我建议尽快实施全国小学全日制及调整上课时间。

　　目前的学校上下课时间，的确对家长造成一些困扰。我建议，全国上课时间改在上午9点。而学校6点半或7点就开放。家长可以根据自己上班的时间来配合，载送子女上学。而校车，也可做些适当的安排。学生到了学校，当然需要老师也在。一些老师如果有子女在求学的，也可以在安排的孩子上学后再来学校。学校应当可以做些调整。

　　学生到了学校后，可以从容的去吃早餐，或温习功课，或许也可以做一些未完成的功课。如果像现在一样早到的，这一两小时是可以很充分的利用。相信现在很多学生应为早到学校，早上课而没时间吃早餐，而需空肚子上课。

　　早上的交通，我也认为不是一个大问题。至少那些驾车载送孩子家长可以看看哪个时段是不会塞车的。9点上课，课程可以安排松一些。而休息时间我想可以就省略了。毕竟9点以前都可以把早餐好好的吃饱了。

　　12点午餐时间，可以是一个半小时。学生，教职员都可以有充分的时间休息。过后，继续上课到4点。让大家有个茶点的时间。老师，学生可以在这时交流。当然，一些有课外活动的，学校可以另做安排。茶点过后的时间，学校可以做些灵活的安排。

　　现在的学生，像我女儿，常把好几面的功课带回家。许多家长并不见得能很轻松的指导孩子完成功课。如果实行全日制，所有的功课都在学校内做完。有同学在互相帮忙，加上老师从旁指导，我相信这比把功课带回家，或由补习老师来教好多吧。孩子也不会到了家里家长无法帮忙而对学业失去兴趣，尤其是一些无法请补习老师的。

　　傍晚放学后，如果是搭校车的，孩子可能会早回家，家长也许要调整时间，早点到家。这样，回到家，父母也不用再唠叨督促孩子的功课。晚餐后，一家人可以进行任何亲家庭的活动。时间上，对任何节目的安排，都会比以前好多了。

　　现在中学的全日制，并不硬性规定学生要留到傍晚。但我认为对于小学，这是重要的。至少，这可以让家长安心的工作。也不必再多付钱给托管中心。如果因为这调整而需要多些资金，我想教育部是可以资助的。而师资的要求，就要提高。毕竟在这长时间的接触，老师是小学童的榜样。学生品格的修养与道德教育，一定要加强。



站长的话
（2008-08-20）

　　目前许多夫妇俩都在外工作的年轻父母，都把就读小学的子女付托给邻近的“学前/学后托管中心”，小学如果实施全日制，应会给这类家长减轻时间的紧迫感和金钱上的负担，但对于没有全部时间工作的家庭主妇，可能会觉得全日制反而会剥夺了家长和孩子沟通相处的时间。另外，如果实施全日制，学校的课室、食堂、图书馆、师资、都需要重新策划。香港在1997年以前，绝大部分的小学校都分上下午班，香港政府当年设定要在10年间将全部小学改为全日制，主要目的是要提供更宽敞的教学环境、更从容的教学时间进度，让学生获得更好的学习环境。我国小学若改为全日制，也应把提高学生学习环境与条件作为主要目标，而非仅仅为了方便家长。

通货膨胀课题

通货膨胀不容忽视
（2008-07-29）

● 方思涌

　　对目前世界经济特点，用最简单的话来概述，可以这么说：通货膨胀严重，经济活动放慢。

　　通货膨胀问题不必多讲，我们现在都感受到，物价不断的在上涨，这个加价，那个加价，一切都十分明显。至于经济活动放慢，则各有不同的表现，经济大国的美国已到了差不多没有增长的地步，亚洲经济火车头的中国则眼看就要摘掉双位数增长的桂冠了。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收缩，许多国家都感到无助和不知所措。通货膨胀加剧，同时又出现经济萎缩，人们叫它作滞胀。目前的经济算不算是滞胀，一时还是众说纷纭。依我看，是不是滞胀不重要，关键在于目前的经济形势的确是到了相当严峻的地步，需要国际上的更密切协作和各国政府的更大动作，才能走出当前的困境。
　　

世界经济乱象是过往错误政策造成

　　其实，世界经济出现乱象，并非始于今日，它恰是过去的疏忽和错误政策所造成的结果。举个例子来说，布什在8年前上台执政时高调推行退税的政策，把钱散发给百姓。看起来这是为民谋利的举措，实际结果却适得其反，散诸民间的钱，有不少变成是中产阶级用来炒房地产，炒金融资产的热钱，好一段时间，的确带来一片繁荣的景象，房价股票都高涨，经济增长也不错。可是，在涨风过后，出现的是高峰回落现象，而且，由于涨势过猛，加上监控失力，业者胡作非为，随着房价的下跌，丑陋的面貌顿时显露出来，一场以次贷危机形式出现的金融风暴接踵而来，把世界经济推向历史上罕见的泥淖中。

　　又如石油价格高涨的问题，也显示出世人健忘的弱点，无法紧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能源危机的教训，明知石油的蕴藏是有枯竭的一天，却仍然挥霍无度，不重视替代品的开发。油价从每桶30美元翻两番之后，人们仍然无动于衷，直到现在高涨到百多美元了，才惊呼油价太贵了。可是，这三四十年来，又有哪些国家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缓解了对石油的依赖？
　　

次贷危机的反思

　　这次世界经济走向困境，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启动。由于次贷危机是过去从未遭遇过的问题，内情十分错综复杂，一时间美国当局如坠五里雾中，只能看到什么地方有火情，就往那方救，一时间总算是挽狂澜于既倒。可是，就在人们刚松了一口气的时刻，另一个后院又失火了，这次是直冲着房地产贷款市场而来，两家贷款机构濒临倒闭，美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注资行动，才使局势稳定下来。

　　这些发生在美国的事件可以给我们不少的反思，首先是美国虽然号称拥有很高透明度的市场，可是，美国的监管机构显然对所发生的情况无法了如指掌，也找不到有效的应对办法，只能做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法确定所采取的措施是否能有所见效。也正因如此，当第一轮危机刚见缓解时，乐观的情绪马上显露出来，咸认危机已告过去。殊不知晴天霹雳，危机却直接在贷款市场上引爆。

　　这第二轮危机的严重性，比起前一次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两家房地产贷款公司的业务约占全国总贷款市场的一半，如果两家公司都倒闭，几等于是美国房地产贷款市场的瓦解。所以，美国政府不得不伸出援手，这是十分在理的事。只是让人无法理解的，次贷问题早已存在，为何直到危机一而再的爆发，世人才幡然醒悟？现在，大家都 想知道，后头还会有其他什么样的事件发生。

　　其次，在处理次贷危机时，美国政府的应急手段主要是采用官方干预为主，不断注入资金和调低利率，以期缓和紧缩的信贷市场。同时，对可能倒闭的私人企业，则直接插手扶持、接管或安排收购，在第一轮危机时，为濒临倒闭的金融机构Bear Stearns安排买家是典型的一例，在第二轮危机时，注资两家信贷公司和先后接管多家银行又是一例。
　

美国这次干预是对的

　　人们都知道，美国一向推崇市场自由运作，讲究市场公开透明；人们或许不会健忘，在11年前亚洲发生金融危机时，美国不仅不愿伸出援手，还对身陷危机的国家告诫谆谆：要开放市场，要保持高度透明。想不到美国今天陷入当年他人相似的处境时，却是反其道而行了。

　　今天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和11年前亚洲发生的金融危机，在形式和表现上都有所不同，可是，它同样是一场金融危机，广泛涉及到美国广大的购屋者、贷款机构、投资机构以及金融市场，而其核心是庞大的房屋贷款市场，联储局主席伯南克一再表示担心业主无力继续供款，造成大量断供期款现象。目前，美国房地产的断供个案仍然波涛汹涌，每天约有七八千名业主退出市场。

　　试想，在房价频频下跌之下，面对这么多业主的断供压力，如果没有官方的介入，房地产焉能继续支撑下去？所以，在大谈市场自由运作之余，在必要时政府的积极干预还是不可缺的。所以，这次不是美国政府做错了，而是以前说错了。

　　另外一个问题，则是干预手法问题。记得在次贷危机发生时，联储局急忙采取放松资金的措施，连续降低利率。当时我曾为文表示深不以为然，原因是通货膨胀的形势已显得相当严峻，随意降低利率只有加剧通货膨胀的恶化。果不其然，经过几轮减息后，美国的物价也在快速抬升，联储局现在在考虑的是要不要提高利息了。


利息政策陷入进退两难局面
　　
　　从这种出尔反尔的举措来看，联储局所着眼的是市场的稳定、投资界的得失和经济的成长；至于物价造成民生的问题则是摆在第二位。于是就有先稳定市场再考虑通胀问题的顺序。只是这个市场优先的举措造成了它自乱阵脚的问题，为了放松银根，该局连连降低利率，结果市场是稳定了，可是经济却十分低迷。现在，如果要刺激经济，肯定已没有再减息的本钱；如要加息来抑制通胀率，则将更危及经济的增长，可见过于依赖利息政策已造成进退两难的困境。

　　克服通货膨胀是当前经济上的一个迫切课题。这次的通货膨胀出现了来势汹汹的形势，在油价的带动下，几乎是百物腾涨。一次大规模的物价上涨，对大多数人都造成很大的冲击，在物价普遍上涨之下，贫穷的国家可能连购买物品的资金都缺乏，它的人民就要面对饥饿的威胁；至于较富裕的国家，虽然不致于出现物资短缺的现象，可是却需要更多的钱去购买生活必需品，如果收入没有相应增加的话，他们也就没有太多余钱去维持原有的生活素质。最近以来，许多在美国从事非必需品行业的企业纷纷倒闭，人们发现食品价格昂贵，而衣服、家具等的价格很便宜，道理就是这样。这种情况说明，通货膨胀恶化，将造成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平倒退，同时拉开社会贫富悬殊的差距。
　　

通胀可能会拖垮经济

　　通货膨胀是我们的大敌，不仅是因为它殃及普罗大众，此外还有另一层,它可能失控，破坏经济的有序发展。越南就是一个例子，在币值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高达百份之二十几，面对如此恶性的通胀率，这真是民何以堪。以拉丁美洲过去的经验，越南的经济要恢复旧观需要很长的时间。

　　谈到新加坡的情况，据金融管理局的数字，我国6月份的通货膨胀率已攀升到7.5％，这是26年来的最高水平。和周围不少国家相比，也是不遑多让。该局说，通胀率已达到顶峰，下半年将有所回落。

　　这份报告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金管局今年来已三度调高通胀率的预测，显示过去是低估了通货膨胀的来势。其二，下半年的通胀率有所回落，主要是因去年同期的基数较高所致。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是可能会造成困惑的说法，通胀率回落和物价升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通胀率回落是肯定了物价会继续升涨，只是它的幅度没有早前那样大而已。换句话说，在可预见的期间内，我们要继续挨物价上涨的苦，如果再坏些，则是经济会放慢到近乎毫无增长的状态，这就是人们所担心的滞胀局面。
　　

政府宜加大舒缓民困的动作

　　就眼前世界商品市场的走向来看，各种商品的价格都居高不下，这在未来的日子里都会对本地的物价产生滞后的影响。可能也有这么一天，当世界性的需求萎缩时，商品价格会大幅度下跌，那时我们或会享有物价平稳的日子，只是那时恐怕要先尝一尝经济衰退的滋味。

　　过去一段时间里，一些投资家和银行家先后发表了对经济表现的观感，他们一致认为，目前经济形势之恶劣，是过去数十年来所仅见的。这些世界级的人物一生在市场上打滚，这种个人经验之谈是十分值得参考的。他们所谈的是世界性的现象，可是，我们作为开放经济的一部分，是否能够自外于全球市场的冲击，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在老百姓来说，通货膨胀是洪水猛兽，它一来犯，大家都遭殃。为了减轻民众的负担，在目前的艰难时刻，政府应该有更大的动作，以纾缓民困，凡是涉及提高收费加价的措施，应该多加慎重考虑，能不加价就不要加价；凡是涉及有利民生的工作，如开拓廉宜商品的货源，减轻商家生产行销的成本等等的事，能够做的应尽量去做。把应对通货膨胀问题列为当前重大课题来处理是必要的。

·作者是退休资深评论员

国家生育率

站长的话
（2008-07-30）

　　近几年，政府一再提醒人民，生育率偏低和人口加速老化即将给我国社会带来双重冲击。并要求企业和民众协力营造利于生育的环境，但近年生育率仅略增，2003年生育率是1.26，最新数据达1.29，仍是世界生育率最低国家之一。生育率与人口问题是长期累积的，比如在1976至1986年这十个低生育率年头出生的婴儿，目前及今后十年会陆续结婚生育，但这批年轻人人数少，难以提高生育率，而在2010年以后步入老年的国人将大增，可预见往后5至15年，人口问题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冲击将加剧。政府已就奖励生育措施问题收集民意，将在下个月公布新奖励措施，预料将包括更多经济援助、塑造更亲家庭的工作环境，以及提供更合适的托儿选择。




应寻求比婴儿花红更有效的政策
（2008-07-30）

● 林晓东

　　2001年4月，新加坡政府推出婴儿花红奖励生育。至今已经7年了，新加坡的生育率却从2000年的1.6下跌到2007年的1.29，问题何在？

　　去年笔者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刚从政府领取了一笔婴儿花红，作为这项政策的受益者，笔者首先对这项政策的制定者深表感谢。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笔者更希望将我们家庭育儿的体验与政策制定者分享，以期提高现行生育政策的效率。

　　笔者的第二个孩子目前不满一岁，由两位成年人居家照顾，妻子在家作兼职工作，另外还聘请了一位菲佣，以我们的家庭经验，如果只由一位成年人照顾二岁以前的小宝宝，由于婴儿需要成年人寸步不离地照顾，就无法做其他家务，更无法做兼职工作，所以必须要两个人在家轮流流照顾宝宝。而当宝宝长到二三岁后，如果没有送到托管中心，还仍然需要一位成年人全天照顾，直到小孩上小学。

　　从经济角度来估计，二位成年人在家照顾两年，再由一位成年人照料5年，按社会平均工资测算，经济成本已达10万元以上，这还不包括孩子衣食住行等其他开支，还有上学以后的开支。与这些巨额的育儿成本相比，政府的婴儿花红就显得微不足道，就是再把婴儿花红提高一倍，也未必能明显地促进生育。

　　由于育儿的经济成本极其高昂，政府需要考虑的政策，不仅仅是支付现金来分担成本，而应该再考虑如何提供一套高效的育儿模式，以降低育儿的社会经济成本，提高育儿素质。

　　我认为，当局或可考虑大规模开办公营育婴所，托儿所具有规模经济的效应，可以有效地降低育儿的成本。

　　但父母对将几个月大的婴儿交与外人照顾，难免会不放心。有鉴于此，我建议，可以安排孩子的父母们轮流到育婴所工作一天。比如一家社区育婴所有30位婴儿，可以从政策上给予所有母亲每月一天的带薪假日，这样每一天都有一位婴儿的母亲参与工作，减轻了父母们的顾虑。每月一天的带薪假日，对雇主不是太大的负担。当然政府能够承担这一天的工资，就更好了。

　　绝大多数孩子的母亲，爷爷奶奶，女佣都不是育儿专业人士。而专业育婴所，托儿所可以安排专业人士指导育儿工作，提高学前教育水平，医疗保健质量，这些都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如果政府能够提供专业的，高素质的幼儿教育环境，还让孩子的母亲每个月都有一两次机会亲身参与这些机构的日常运作，将可以说服绝大多数工薪族的父母每月支付几百元费用，将孩子交由专业机构照顾，相对于家庭育儿，社会成本，经济成本都显著降低了，育儿的质量也得以提高，而孩子的母亲可以充分就业，也增加了社会总劳动力，有利于经济发展。

　　当然，仍会有一批父母希望将孩子交给女佣照顾，或者交给爷爷奶奶照顾。对于这些家庭，政府可以给予更多的女佣税的减免，给照料幼儿的老年人一些现金奖励，让这些家庭也可以感受到政策的帮助，而老年人也会更积极地说服年轻人多生育。

　　顺便提一点，小学教育也应尽早推行全日制教育，减少工薪族父母们的后顾之忧。没有父母是为了领取一两万元的奖金而生孩子，父母们的最大心愿是让孩子有健康的成长环境，完善的教育，美好的前途，而在为孩子提供这些保障时，父母们仍需要保持自已的事业不会因为育儿而中断。如果新加坡社会中每一位年轻夫妇从政策上得到这些保障，生育率自然就会提高。婴儿花红是一项好政策，但要实现上述政策承诺，仅仅依靠发放婴儿花红是不够的。

人口政策课题

人口政策需要国人配合
（2008-07-29）

　　在最近一个多星期里，主管国家人口委员会的副总理黄根成，先后两次谈到新加坡在人口问题上所面对的严峻挑战。一是在7月21日的国会答询中，黄根成透露政府将在8月份推出新措施，以此鼓励育龄夫妇多生育；二是前天在竹脚妇幼医院成立150周年的庆祝晚宴上，他再次对生育率偏低表达了担忧，并指出，假若生育率不提高，又不引进外来移民，60年之后，新加坡的人口将减少一半。

　　出生率低和人口老化，这是大多数发达国家所面对的相同挑战，其中尤以西欧和日本最为突出。出生率下降所带来的直接问题是劳动力减少，最终结果是导致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失去保障。例如很多西欧国家在执行社会政策时，包括在执行福利政策时，已经感到吃力。至于经济竞争力和国家的综合实力，也迟早都会受到连累。在亚洲，日本的出生率同样偏低，加上日本很重视种族的单一性，对外来移民不那么开放，因此所面临的问题就更为复杂。

　　新加坡本来就是国小民寡，现在出生率又连续多年处于低迷状态，政府不可能不感到焦虑。就像一个家庭，若人丁不够兴旺，家长难免会忧心忡忡。因此，这些年来，政府一直在想办法，通过各种奖励措施鼓励大家多生育。但是，要不要生，多生还是少生，毕竟是国人自己的选择。因此，尽管政府很着急，推出了不少鼓励政策，但出生率至今并没有多大好转。正常的人口替换率是每对夫妇平均生育2.1个孩子，但我国现在的生育率只有1.29。从当政者的角度看，这种现状怎不叫人担忧。

　　从黄根成副总理最近两次的讲话内容看，定于下个月宣布的旨在鼓励生育的新措施，可能会涉及经济援助、亲家庭的工作环境以及托儿服务等方面，以帮助国人在考虑生育问题时，能减少一些后顾之忧。但正如上文所说，由于政府的政策无法替代公民的个人选择，因此我们无法预期这些新措施究竟能够起到多大效果。

　　在不少国家，除了鼓励生育之外，引进外来移民是充实人口和劳动力的另一个渠道。大略看一下国外的例子，英国的政策要好于欧洲大陆国家，而美国更是以“大熔炉”自居。客观地说，虽然排斥或歧视外来移民的个别言行不能完全避免，但总体上，美国开放、宽容和自由的气氛，帮助它吸引了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外来移民，不只是充实了人口和劳动力队伍，而且更使人文环境增添了各种文化背景所蕴含的活力。

　　新加坡是一个小国，但也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移民国家。以开放和宽容的姿态来吸纳外来移民，既是这种特质所决定，而且也是确保国家持续繁荣和发展的政策选择。如同美国一样，吸引外来移民的结果，不只是简单地填补了人口和劳动力的不足，而且也为多元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当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必然会带来不同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观点，但这些“不同”不会影响到各自对国家利益的认同，反而还会丰富多元社会所应该具备的多种元素。事实上，“本土新加坡人”对国家的认同意识并非是与生俱来，也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期不断的兼收并蓄过程中潜移默化而成。而在这个过程中，求同存异、彼此宽容、乐于接纳，才是培养归属感的最重要的催化剂。

　　因此，对于政府用心良苦的人口政策，国人应该尽量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予以理解，并且尽己所能予以支持和配合。

新移民融入课题

站长的话
（2008-07-26）

　　如何协助新移民融入主流社会？这并非新加坡独有的问题。世界多数主要国家为了解决人口的老龄化、少子化致使经济停滞的危机，近年相继推出吸引移民的政策。约半年前，一项国际调查显示，“世界移民包容政策指数”的前4名依次为瑞典、葡萄牙、比利时和荷兰，加拿大与芬兰并列第五。温哥华市长说，微软等公司在该市设研究总部，就是由于移民政策成功，让该公司能在温哥华聘请到来自亚洲国家的专才。但加国民调却显示，民众不满现行移民政策，53%受访者坚持新移民须接受主流社会生活方式，只有18%认為主流社会应包容新移民的文化与行为。幸而我们的新移民和主流社会的文化差距不大，相信宗乡会馆和其他民间协会应能配合国策，促进新移民和主流社会的融合。




融入与包容都是个过程
（2008-07-26）

● 李叶明

　　读7月20日《联合早报》李慧玲的文章《你们就是我们就是你们》，娓娓道来如散文一般，情真意切，令人感动。文章中也提到对群体和个体的认识问题，指出，笼统的说一个群体……总是可能失准的。我对此非常赞同。

　　我观察到，不少新移民刚到新加坡时，往往会得出“新加坡人素质差”的印象，这种笼统的评价主因之一，可能是由于新加坡租金贵，很多刚来的朋友为了省租金，往往容易碰到一些“问题房东”。不过这类初步错误印象，几年后都会得到修正。　　

　　了解是融入的起点，而融入是一个漫长、但却是可预期、也必然会发生的过程。回想十多年前我对新加坡的种种评语，那么理所当然，又那么似是而非，有时连我自己都会忍俊不禁。

　　记得当时我曾得出结论：新加坡之所以干净，是因为这里没有像样的工业。当我听新闻说新加坡与马国在谈水供时，就不由地猜想，新加坡是不是也没有发电厂？是不是象水源一样，连电力也要从马来西亚进口？两个月后，当我第一次听说，新加坡是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六个月后，当我第一次亲眼看到裕廊岛上密密麻麻的烟囱时，你能想象我脸上写满的惊讶吗？

　　对于新加坡的了解，就是这样，在不断的惊讶、失望、懊恼中，慢慢调整着与实际的距离。而融入，也就在这过程中，不知不觉发生着。

　　我非常喜欢7月23日张港在《联合早报》发表的那篇文章的标题，《融入本地社会是新移民的长期任务》。它既点出了融入过程的长期性，也表达了新移民对于融入本地社会的主动性（张港本人就是新移民）。

　　主动融入是一件好事。它会使这个过程变得更顺畅、更快乐。不太主动的融入，多多少少会带来一些不快乐，并拉长融入的过程。

　　新移民初来乍到，考虑问题时喜欢拿中国的情况作参照。比如孩子服兵役，跟中国的同龄人比，就难免会觉得是白白“浪费”两年，自然会有抵触情绪。所以有人才会设想一切可能，企图为孩子避免兵役（设想归设想，政策上并不存在那样的漏洞）。

　　但时间会改变一切。当参照系转移之后，跟本地孩子比，当兵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何况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新移民父母也会发现，在优越的生活条件下，孩子欠缺对吃苦耐劳与自律的体验，缺乏责任与献身精神。军旅生涯似乎正是孩子完善人格之路的重要一步。抵触的情绪也就自然化解。

　　当刘学敏君用道听途说的例子指责新移民“机关算尽”的时候，显然他不了解政府的移民条例是否存在这样的漏洞。也不了解新移民的想法会随着时间渐渐改变。对他来说，似乎一个例子就足够证明新移民“逃兵役”，没有国家认同感，这个群体的形象似乎已经清晰。
　　记得刚来时，我也喜欢用简单的几个词来勾勒新加坡人的形象。十多年后，对新加坡人越来越了解了，却再也不敢做这种简单描述了。李慧玲的文章说，对于喜欢笼统描述群体的人来说，“群像看起来似乎很清晰，但个体却模糊了”。反之，当你真正了解那个群体，群体中的个体的形象清晰时，你反而会觉得群像变模糊了。

　　融入是一个过程，同样的道理，包容也是一个过程。让我们多给对方一点时间，先从了解对方开始吧。了解是融入的起点，是包容的前提。刘学敏的文章让我们看到了一部分新加坡人的心态，由此引发的回应，也让人们了解了不少新移民的想法。从这一点来看，这场辩论无疑是好事。




移民与当地社会
（2008-07-23）

● 吴韦材

　　在世界各地的移民历史里，新移民与当地人民之间都需要一段不短的磨合期，才能达到共同生活的和谐。

　　今天世界各地有1亿9100万移民，其中四分之一在欧洲和北美。其他四分之三移民就散布于世界上的28个国家。

　　联合国人口专家指出，2010至2030年之间，各地的移民潮将可能成为所有出生率低的国家人口成长的主力。参与联合国人口调查报告的聚斯穆特女士更强调，除在出生率低落问题上有增益外，接受移民的社会在其他方面也需要移民的帮助。

　　出于经济原因，新移民与当地人都会彼此需要对方，例如在生活革新及创意开发方面等等。

　　移民来到新社会，在掀开一番新生活的同时，其所得承受的风险以及这种心情所造成的忐忑，恐怕是许多当地人难以理解及体会到的。

　　早前时，有些新加坡人对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存着偏见，所幸近年双方接触渐多，那种不明就里或倾向于情绪化的误会也都减了不少。

　　不过，某种难以言喻的隔阂似乎依然存在。

　　尤其在生活接触上，双方总有些生活价值观始终格格不入。或许在这些价值障碍上，大家真需要试试置换角色，以身处地替对方想想，或可达致更进一步理解。


现在的移民与百年前不同

　　百年前的中国南方沿海移民，是带着中国传统思想到新加坡来，一是他们移民目的单纯得多，二是其思想价值与当时当地的人民差异也不大。
　　但现在的中国移民是来自一个经济已飞腾起来的新中国，且各省人都有。尤其来自北方大城市的，眼界开阔过，理想也扩展过，当他们发现拥有七成多华人的新加坡社会在许多方面其实与他们所设想有着颇大差距时，在适应一个新社会模式的同时不免心里也存有各种不同落差。

　　新加坡生活是注重整体安定的。但对于部分新移民来说，或许这种安定在相对上欠缺了纽约、伦敦、东京、香港那种更能容许个人梦想传奇的几率。

　　在这里，安分守己就已经是平稳。除了个别案例，追求个人特殊高度在新加坡相对上倒是机会较少的。加上新加坡种种环境因素也规范了并限制了社会生活模式，对一些抱着以开拓个人传奇前景为前提的移民来说，或偶尔会有“潜龙在渊”的心情。

　　听很多人说中国移民“无孔不入”，行行业业都遇到他们也靠过来排队。

　　但并不只是中国移民肯拼。笔者相信世上所有移民都肯拼。而且总是拼得比当地人更要卖力。很大程度上，这就是由风险、危机感及不安所驱动的，却在当地人眼中，这种“热衷”有时会误读成“威胁”。

　　有人说民众俱乐部只要开个什么班就会有很多陪读妈妈来报名，但争取学习没错啊。陪读妈妈学习后有些还会尽其所能去学以致用，当然这也没错。但这股锲而不舍的热情若过于外化在生活上，或就就会让一些当地人感到敏感而甚至不舒服。

　　其实需要的就是理解，在冷静看待下，这才是一种良性刺激。多少移民城市就因移民的热情与冲劲而刺激了整体经济增长。


接纳新移民我们也缺乏经验

　　若说文化差异，中国新移民与新加坡华人的文化差异不在于那大部分同源共享的传统上，而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痕迹，及近年中国经济开放的“某些特色”，已影响着不少新移民思维。

　　这或许就是时代与社会背景所造成的观念性分歧，也因此无论办事或生活，有时双方就会南辕北辙，觉得方式不同，价值不同，就是无法在共识这块接得上。
　　值得注意是，除20世纪初曾有中国沿海大量移民，新加坡却是近年才稍微开放移民条例。也就是说，在接受新移民融入社会及融入生活这点上，我们这一代人并没太多经验。

　　然而像纽约人就不一样了，他们很早就见识过移民融入社会后的种种境况，正面的，负面的，但同时也就更懂得如何去适应移民所带来的冲击。

　　当地眼界是需要调整的，社会要有新元素融入，才会激发出新的人文基因。这些新元素的刺激纵然在短期内尚无明朗分晓，但凡事皆有两面，社会收到刺激，其实本身也会做出适当调整。

　　假如只看到新移民的各种表象就妄下定论，那并不能使理解距离变得更为理智。要进步，就先要和谐，而冷漠其实就是失败的开始。冷漠导致各方自我防守，并不利于相互切磋与学习。

　　人际接触，真诚为上。只有大家都能摆正这样的心态，卸下所有片面偏见，并回到以人性为本的思维上去，以平常心进行接触，那么，双方才能腾出一个判断公正及真诚容纳的空间来。

·作者是旅居北京的本地写作人




不完全是谁vs谁的问题
（2008-07-23）

● 李慧敏

　　不久前，南非发生排外事件，当地黑人指责外来人口抢走他们的饭碗，于是暴力攻击逃来避难的津巴布韦黑人。其实南非黑人真正不满的是政府在处理经济问题上的无能，但是却把矛头指向拿手无寸铁的移民和难民。

　　从这个极端例子我们可以看到，通常涉及外来人口的课题都会激起人民强烈的反应。但说到“饭碗”问题，如果光将焦点放在我们周围所碰到的新移民身上，则是寻错对象开错刀。

　　因为有因必有果，所以我们该问的是，我国的外来人口政策是否太宽松，以致让本国人民觉得自己的生活失去了保障？

　　很多人都有这个印象：新加坡的居民权很容易取得。甚至有些外国友人告诉我，政府发信邀请他们申请成为永久居民或公民，这给他们的感觉是：It's too cheap（太廉价了）。

　　即使在香港这么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你也必须连续待满7年才能成为居民，之后才能享受到自由居留和找换工作的权利（当然香港也有自己的社会问题）。

　　暂且别说要成为他处的居民，我们要到其他国家工作，单靠一纸文凭是不足够的，因为雇主还必须证明所聘请的外国人具备了该国人民所没有的能力。但放眼看看新加坡，我们所引进来的“人才”是不是本地所缺乏的？


移民政策和对本土人的保障

　　我有时候翻阅香港的招聘广告，也发现虽然香港相当国际化，但是除了金融机构等跨国公司，很多工作因为面向本土市场，所以设有语言要求，即英语和粤语。这道要求，就自然把许多不符合条件的人排除在外。

　　另外，公务员职位都只保留给香港居民，除非是特殊情况。而且他们也接受香港非大学毕业生的申请，条件是，你必须要以更多年的工作经验来补其不足之处。


　　新加坡政府大开门户，大量增加外国人口，但如果聘请的外国“人才”所从事的工作是大多数本地人口也能胜任的，那么，我们的决策者有没有确保我们本来就不大的就业市场不会出现不必要的竞争？

　　曾经有一个持新加坡政府奖学金的外国友人告诉笔者，他毕业后会申请成为居民，但才不愿长期留在新加坡。他说：“又不是我抢着要来，是你们政府要花钱招我们过来的。”

　　虽然任何人都可以选择留下或离开，然而这些话听来很不是滋味。这个学生留了下来，一毕业就成为永久居民，而且不必服兵役，马上到职场上跟其他本地学生竞争，然后吸取了宝贵的工作经验之后就离开。

　　我们也许可以自我安慰说，在培养外国学生时，新加坡也是在为世界作出贡献。但无论全球化进程到了什么程度，最终我们要面对的还是本土的问题。因此我们要知道的是，国家资源是否分配得当，本地学生的利益是否被牺牲了？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是，一方面政府大量增加外来人口，但另一方面，新加坡每年有为数不少的本地才俊举家移民国外。政府已经关注到本地人才大量流失的趋势，但是否提已出方案正视并解决这个当务之急？

　　如何避免本地人才进一步流失，以及如何留住现有的新移民，都要比不断引进新人口，使得社会人口结构不断发生变化更为迫切。


融入过程所需的尊重

　　除了政策问题，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外来移民融入与否不光是一个“他们和我们”的二元对立问题，而是这过程中，为什么有人成功，有人失败？

　　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之间出现矛盾，相信在任何社会都发生过或正在发生。即使在中国，来自不同省份的人在交流中也会出现冲突，例如一个南方人到北方去做生意，也可能受到排挤。

　　其实，人类都是不太喜欢改变的，当大批外来人口到来，带来了他们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使本地人口原有的生活发生变化，再加上如果新到移民又不愿意尊重当地人的生活和文化，这都会让原有人口对新来人口产生抗拒心理。

　　过去《联合早报》刊登的好几篇新移民写来的文章，都呼吁新加坡人用豁达的心态接受新移民。然而融入过程是要经过双方，尤其是到来者的努力的。是留学生身份也好，是新移民也好，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如果要更好地融入于当地，还是那句老话：入乡随俗。

　　不仅如此，我们也要对他人的文化具有敏感度，否则惹人反感。我就曾经遇到一些新移民仍然以“大国子民”的身份自居，成天数落新加坡的种种不是，让人不禁怀疑这些人的修养。

　　当然，话说回来，没有人会喜欢一个不欢迎自己的地方。新移民如果真正想融入于本地社会，但却碰到一鼻子灰，也会引起他们对本国人民的不满。

　　现在新移民已经到来，他们的出现在在提醒大家，别夜郎自大，必须要不断提升自己，免得自己在竞争中被淘汰。而我们所能做的，除了希望政府更妥善的安抚人民的情绪，检讨外来移民政策外，就是在民间的层面上，让新移民感受到这里是欢迎他们的地方，让大家从交流中互相学习，建立真正的友谊。


·作者是本地自由撰稿人




融入本地社会是新移民的长期任务
（2008-07-23）

● 张港

　　《联合早报》言论版7月16日刊登的刘学敏的文章《他们vs我们：从本土意识的兴起看新移民现象》，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观点，即新移民必须自觉地融入本地社会。

　　笔者是本地永久居民，在新加坡生活多年。经常看到或听到一些本地人对新移民的抱怨。而新加坡政府一方面努力解决经济结构调整中一些弱势民众遇到的问题，另一方面则以宽阔的胸怀，呼吁新加坡人接纳新移民。

　　刘先生的文章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抱怨，但同时也指出了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的问题。

　　虽然文章发表后遭到很多新移民投书报章进行反弹，但笔者认为，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新移民不能因为新加坡政府努力说服社会接纳新移民，努力协助新移民融入社会，而否认这个问题（issue）对新移民来说并不存在。


应自觉地弥补差距

　　让我举出个例子说明。

　　不久前，我出席本地某会馆举行的一个讲座，主持人是一名来自中国的新公民。在讲座的提问时段，这位主持人要求提问者提“正面”的问题。我在新加坡出席无数的论坛和讲座，从来没有见过有主持人要求提问者问“正面”的问题。

　　我想，这位来自中国的新公民，很可能将中国的一些习惯带到了新加坡。实际上这还是中国以前的习惯，因为中国现在的论坛提问，相信也不会有所谓的“正面问题”的要求。

　　如何摆脱在中国时的旧习惯，融入新加坡这个新的社会环境，相信就是这位新移民所面对的一个内在的问题。

　　正如刘学敏文中引述李显龙总理5月6日在接受汤姆森-路透集团主办的对话会中指出的：“我们在接受外国人移民到新加坡的同时，也必须努力让这些新移民同化和融入到新加坡的社会，让他们逐渐接受新加坡人的价值观和态度。”
　　这种新移民和新加坡人价值观和态度的之间的差距，正是新移民应该自觉去弥补的。

　　刘学敏文章发表后，很多新移民投书报端，有的还加以抨击，与此同时，本地人的文章好像还没看到。这似乎说明了本地人士更容易接纳多元的看法和言论，而新移民却对别人的看法耿耿于怀。这同样说明了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是个艰巨的任务。

　　有篇反驳刘学敏兄的文章写道：“刘学敏文中所提到的必然会带来排外情绪的‘本土意识’，其实更像前一时期在宝岛曾经高涨的所谓‘台湾本土意识’之类的。而在这类型的‘本土意识’下，台湾人也同样被分成了‘我们’和‘他们’（外省人）。”

　　其实刘学敏的文章已清楚地指出，解决社会融合这个问题需要新老移民来共同努力解决。而台湾族群问题的本质，实际上是统独问题。因此，这位新移民作者用例是不恰当的，不只是逻辑混乱，同样也彰显了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任务何其艰巨。


本地社会不回避融合问题

　　新加坡是个开放的社会，对于新移民的到来采取海纳百川的态度，对于新移民融入社会的问题，也从不回避。

　　除了领袖们一再呼吁人们接纳新移民外，很多社区领袖和国会议员，也在基层努力协助新移民融入社会。笔者曾经就遇到过一位国会议员访问选民时路过我家，这位议员显然听出我是来自中国，她对我说“请多多参加社区活动”。可见新加坡协助新移民融入社会是多么的念兹在兹。

　　但是，新加坡人既有此胸怀，作为新移民本身却也应该自觉努力地去融入社会，而不能一味要求本地社会接纳自己，对本地一些不同的看法和声音加以抗拒。

　　李显龙总理本月17日在出席“创业行动社群”所主办的“蓝天大会”时表示，新加坡欢迎外国人才到新加坡来创业，拓展他们的生意，壮大后把根留在新加坡。“这样一来，本地的企业家也会受惠，因为本地企业家将提前接受国际竞争，就会有更多的准备来拥抱世界。”(新加坡政府网站)

　　李总理的高瞻远瞩，以及新加坡人的胸怀，对新移民来说，无疑也是一种鞭策。
　　新加坡人欢迎竞争，同时也协助新移民融入社会，但作为新移民也必须自觉地迎接这样的竞争。新移民到新加坡，显然也面临着竞争。但笔者要指出的是，迎接竞争的前提，是你须要融入这个社会，而融入社会的前提恰恰是你必须承认，这确实是一个问题（issue）。

　　刘学敏的文章正是提出了这个问题。因此，新移民大可不必激烈反弹，而应该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及闻过则喜的态度，仔细倾听。

　　事实上，融入本地社会对新移民来说，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并非加入新加坡国籍就能完成，这个任务甚至须要交棒到下一代。但作为新移民本身，就应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

　　对于在新加坡定居有些年份的新移民，不但会面对本地优良教育体系下培养的人才的竞争，事实上也必将遭到新来的新移民的竞争。因此先来一步的新移民尽快融入本地社会，未来可以协助后来的新移民融入社会，而自己也能获得较多的竞争优势。

　　新加坡是一个高度亲商和尊重人才的社会，也致力打造成企业家的枢纽。因此作为新移民，自觉地尽快融入本地社会，对自己的发展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一课。

·作者是本地永久居民，互联网媒体工作者

种族和谐是社会财富

种族和谐是一种社会财富 　　　　
（2008-07-26）
● 邹璐

　　移居新加坡多年，无论是在工作环境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时常都会和马来同胞相遇打交道。有一次笔者还专门和中国朋友一起，拜访甘榜格南的马来文化中心以及旁边的苏丹回教堂。

　　在这个马来人口占13.5%的小小国家，马来同胞、马来习俗、马来建筑、马来文化是我们随时可见的风景，而因为文化差异，语言障碍等原因，我时常在心里想，这样的“马来风光”对于我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很有可能就是一道不会深入心底，只是看在表面的风景而已。

　　最近我有两次近距离接触马来同胞和马来文化的机会，一次是上星期六，应邀出席一所穆斯林女子学校慈善筹款的“淑女下午茶聚会”（Ladies High Tea），宴会主宾是纳丹总统夫人；一次是在拉丁马士华文读书俱乐部导读马来作家瓦哈·汉扎的《老树》。

　　下午茶的一次约会上，身穿休闲服饰的我们，发现自己厕身于豪华大厅里面高贵华丽、色彩缤纷的Kebaya之间，以及亲切友善的微笑。读书会上，导读的是一篇篇幅短小的翻译小说。在那些细腻的人物心理描写中，让我们感受到马来族群的宗教意识、家庭观念、生命态度。

　　这样想来，把马来同胞看作是一道风景，应算是一种比较有审美距离的友善观点吧。保有一定距离，像欣赏风景一样，彼此尊重，和睦共处，未尝不是一种好的相处之道。

“大熔炉”观念需要修订

　　从前我们形容美国的移民社会，多元文化现象为“大熔炉”（melting pot）。我还有某种程度上的对于“大熔炉”的向往，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都面对移民和多元文化融合的现实，“大熔炉”的观念是须要检讨和修正了。

　　人类的演进历程中，形成了不同的语言、文化、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思想观点等，但我们须要尊重其客观的存在，种族文化优越感今天看来不仅是过时的，甚至是危险的。

　　歧视是古往今来的普遍社会现象，对立冲突、仇恨战争也随之而来。但如果我们回顾1964年7月21日那场最终造成23人死亡、454人受伤的本地“种族冲突事件”，如果我们还记得1994年12月俄罗斯军队攻占车臣首府格罗兹尼（Grozny），围剿回教分裂分子，造成2万4000多平民死亡等等这些血的教训，都不啻是人力、物力、财力、精力等的极大消耗和浪费。

　　仇怨一旦产生，悲剧就会重演，而且是一再重演。
　　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语文、不同宗教信仰可以在新加坡这个小小岛国和谐共处，共存共荣，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社会现象。种族和谐是一种社会财富，李显龙总理在种族和谐日的讲话说，要加倍珍惜并重视新加坡建国40多年来，在促进种族与宗教和谐方面所积累的社会资本。身在其中，感受尤深。

·作者是审计师，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