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民融入课题

他们vs我们：
从本土意识的兴起看新移民现象
（2008-07-16）

● 刘学敏

　　近几年来，每一次回国，发现新加坡的人口组成面貌（demography）变化最大的，大概就是外来移民的增加。记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才会看到的外来人才：如大学里得到奖学金的顶尖学生，代表新加坡比赛的运动员，大学和研究机构里的科学家，国际舞台上表演的艺术家等。

　　演变到今天，新加坡却在各行各业都可以看到新移民的身影。不管是在地铁、咖啡店、食阁，都会听到这样的悄悄话：“看，这么多的中国人。”

　　如果把时间拉回到殖民时代，当时几乎每一个新加坡居民都是移民，自然对于新移民的到来一般都能以平常心对待。毕竟大家都是离开了家乡到这里讨生活，都是暂居的侨民，打算赚够了钱回家乡落叶归根，没有长久居住的想法。

　　但经过了43年的独立建国和政府有意识的塑造国民意识以后，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已经自然而然的不再把自己当成是移民，而是成为具有强烈本土意识的公民了。

　　就像那首爱国歌曲《We are Singapore》的歌词中所唱的，“新加坡就是我们，我们是新加坡人（We are Singapore, Singaporeans）”，新加坡已经成为了本土新加坡人心灵的家乡。

　　和大陆居民比起来，岛国居民，不管是英国人还是新加坡人，都更容易产生一种对于本土的认同和相应而来的排外情绪。英国媒体人兼作家派克斯曼（Jeremy Paxman）在他的著作《英国人面面观》里头，就借用了曾经被广泛使用的新闻标题“大雾迷漫，海峡交通中断，大陆被封锁”，来形容英国人那种更愿意自成一国，自外于欧洲大陆的排外态度。

　　所以，既然“我们”是新加坡人，那相对的“他们”，不言而喻，自然就是新移民了。

　　他们vs我们。这样的对立情绪在民间已经悄然成形。

希望新移民融入社会

　　当然，不是所有新加坡人都具有这样的排外情绪。本地资深报人韩山元，就曾在不同的场合撰文肯定新移民对文化建设的贡献，认为“数十万中国新移民进入新加坡……为新加坡本土文化注入新的生命。（《联合早报·现在》6月27日，《研讨会上谈文化交流》）。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低收入的国民，埋怨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和更长的工作时间的新移民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淡滨尼集选区议员伍碧虹（Irene Ng）在今年3月的国会中，就提到了她的选区的一名60多岁的新加坡工人，被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抢了咖啡店助手的工作的例子，来说明本地年长工人的困境。

　　她也同时呼吁政府保护这些无法和外籍劳工竞争的新加坡人，让他们仍然保有工作机会。

　　就算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国人，也对新移民所得到的各种优待表示了不满。一位五年前以荣誉学位从南洋理工大学毕业的读者朱志强（音译：Zhu Zhiqiang），在了解了政府为吸引中国学生到新加坡求学所提供的各种奖励措施后，投书《海峡时报》，认为“非奖学金得主的新加坡学生，不管成绩多好，和这些外国学生比起来，都没有得到政府任何的奖励。这样的差别对待是让新加坡人心灰意冷的。”

　　可以说，新加坡的政府领导人一直努力的尝试消除这股排斥新移民的负面情绪。在今年3月的国会中，时任人力部长的黄永宏医生就提供了数据，说明新加坡的经济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源才得以持续增长。

　　虽然新增加的工作机会中有六成雇用了外国人，但大多数的专业，管理和技术工作还是让新加坡人得到。

　　外交部长杨荣文和代人力部长颜金勇，也都在不同的场合提醒新加坡人要以更开阔的胸怀来接受新移民。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了解到，这种由高涨的本土意识所带来的排外情绪不是那么容易可以通过冷冰冰的数据和由政府领导人的理性说服得以轻易消解的。

　　反对党的网站充斥了各种各样的民粹议论，新加坡民主党网站中就有论点认为，行动党政府之所以大举引入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根本是为了让这些“听话”的新移民来取代那些具有英文教育背景和批判精神、因为不满行动党威权统治愤而移民的本土新加坡人，以巩固自己的政权。

　　本地知名英文作家林宝音（Catherine Lim），也在她的博客里猜测行动党政府目前的各种做法，是希望在后李光耀时代，通过中国的崛起和更大的影响力，来延续李资政所建立的威权统治的模式。

　　面对民间的反弹情绪，李显龙总理5月6日在接受汤姆森—路透集团主办的对话会中也坦承：“我们在接受外国人移民到新加坡的同时，也必须努力让这些新移民同化和融入到新加坡的社会，让他们逐渐接受新加坡人的价值观和态度，也让他们的下一代在新加坡出生，成为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

　　我相信从总理的建议里头，新移民应该可以认识到，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都期望他们能够真正的融入到新加坡的社会来，真正的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份子。

机关算尽让本地人忿忿不平

　　政府要通过各种措施来“转变新移民的政治忠诚，以使之成为多元国族建构工程的一部分”，用意很明显。这包括总理公署内设立了公民与人口办公室，负责整合新移民到新加坡社会中；也包括了设立公民日，组织本地人与新公民一起参加，以庆祝获得新的公民身份与取得新加坡的认同。

　　但从民间的角度来说，也许更有效能够缓解这种负面排外情绪的，是本土新加坡人从他们所看到的新移民的言行举止中，是否看到新移民真正的从心底接受了新加坡作为自己新的国家，愿意为之效忠，和与新加坡社会产生认同。

　　让本土新加坡人感到难受的，是发现不少的新移民，在决定是否要成为新加坡的公民时，考虑的几乎都是物质上的回报——能够为孩子上学节省多少的学费，为自己和家人节省多少的医药费，是否能得到资格购买建屋局的新组屋，能够得到多少津贴，节省多少组屋升级的费用等等。

　　对这些新移民来说，这个新加坡人认为神圣的公民权的意义难道就仅仅是那些物质上的好处而已吗？

　　更让新加坡人忿忿不平的，是有的新移民家庭那种机关算尽的入籍——如让家中的女孩子成为公民，却让男孩子保持永久居民的身份。到了服兵役的年龄，男孩子就放弃永久居民的身份来逃避兵役，到外国求学。毕业后再在已经入籍公民的家人的帮助下，以公民亲属的理由重新申请移民。这种只想捞好处，不想尽义务的做法，能够让本土新加坡人服气吗？

新移民应多接触英语群体

　　就算是已经放弃了原有的国籍，取得了新加坡公民的身份的新移民，个别人士的表现也让人摇头。有的宣称自己还是中国人，取得新加坡的国籍只是为了旅行方便而已。有的根本把新加坡的公民身份作为跳板，当成是移民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之前的过渡。有些人虽然已经入籍成为了新加坡公民，却还去挥舞中国国旗，唱中国国歌。

　　这样的行为虽然只具有象征意义，但看在本土新加坡人的眼里，又是什么滋味？　　另外，新移民也必须了解到，正如李总理在汤姆森-路透集团的对话会中所说，新加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还会保持是一个以英文为主的社会。也因为这样，在必须学好英文的前提下，一般新加坡华人对于中文的掌握程度不可能达到普通中国人的水平。

　　新移民最常批评的就是新加坡人的华文水平低落，英文的掌握又只有工具的水平，没有所谓的“灵魂语言”，这样居高临下的批评，听在本土新加坡人的耳里，难道不会对新移民更加的反感吗？

　　要真正融入新加坡社会，我认为新移民也应该更多的接触新加坡的讲英文的群体（English-speaking communities）。

　　在新加坡，华语社团和讲英语的社团之间不论在待人处世、文化观念和价值观，都有很大的不同。讲英语的新加坡人所接触的资讯主要来自《海峡时报》，关心的课题更偏重新加坡和欧美世界，看待问题的角度和立场其实更接近西方的主流媒体。

　　比较起来，《联合早报》用大量的篇幅刊载的和中国有关的评论和新闻，却不一定是《海峡时报》的读者所同样关心的。举例来说，近几周针对中国的“软实力”的话题在《联合早报》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在《海峡时报》却几乎引不起任何的兴趣。

　　新移民如果只把社交的圈子限制在以华语为媒介的活动，只愿意活跃在宗乡会馆和华文文艺团体，将无可避免的会把自己对于新加坡人的接触局限在一个和其他新加坡人几乎截然不同的特定圈子里。

　　不去接触和了解讲英语的群体，把自己的接触面局限在讲华语的社交圈，自然就更容易造成讲英文的新加坡人和新移民之间的隔阂和误解。而这些隔阂和误解，又正是可以操弄的民粹课题。

　　不论在澳大利亚还是英国，都有以反移民的民粹口号来竞选的政客和政党。对于存在于新加坡民间这股暗流汹涌的和新移民对立的情绪，谁又能够保证不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操弄，以谋取自己的私利呢？

　　英文有一句话说，It takes two to tango, 意思就是要跳好一场探戈，需要两方的配合才有可能。新加坡政府一直很用心的通过各种劝导来减轻民间这股对于新移民的对立情绪。新加坡的民间到目前为止还是默默的配合了政府的移民政策。

　　和谐的社会，需要本土新加坡人和新移民之间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我希望本土新加坡人在接纳新移民的同时，新移民们也能够尽自己的力量，努力的融入，和本土新加坡人共同建设新加坡这个我们共同的家园。

·作者是在中国从事管理工作的新加坡人，文发自上海



站长的话
（2008-07-17）

　　在全球化的时代，移民现象已经遍及世界各角落。每个开放和接纳移民的社会，既得到移民所注入的新活力，也的在一定程度上面对移民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政府如何治理和引导，至关重要。但问题却并不能完全靠政府来解决，本地人要有宽阔的胸怀，能看清楚移民的贡献，新移民也须努力融入本地社会，这样才能相得益彰。　　



一个新移民的感想
（2008-07-17）

● 李小荣

　　我是一个来自中国的新移民，看了7月16日发表在《联合早报·言论》刘学敏的文章“他们vs我们：从本土意识的兴起看新移民现象”，觉得有些话不吐不快。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移民与接受移民，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移民的产生，来自于双方对彼此的需要。我喜欢新加坡的政府，廉洁高效，虽然人民为此支付的费用也不菲，总体而言还算值得，这是我选择移民新加坡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新加坡接受我作为移民，是因为我是专业人士，有工作能缴税，为新加坡作贡献，不会成为社会负担。

　　刘君有些说法不太准确。

　　新移民在新加坡，并没有享受到什么优待，只是政策相对公平，而这对我，就足够了。新移民都知道，政联企业和新加坡本地公司，会对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优先，而新移民的工作选择多半在跨国公司。在政府发放的奖学金里，如果同等条件，一定是优先选择新加坡人，而且很多奖学金是只对新加坡人的。当然喽，如果有人不满新公民享受到一样的权利，可以考虑推动立法，模仿马国的“土著人优先权”制度，根据个人以及祖辈加入新加坡国籍的年限，制定相应的优先权制度，看看会怎么样。

　　担任咖啡店助手的大多数中国人，不能被称为新移民，他们多半是持有工作准证, 准证性质和电子厂和建筑工地上的外劳，没有区别，只是外籍劳工而已。他们不可以带家属进新加坡，女工不可以怀孕，合同到期后除非延期，就要回国。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中国人有好有坏，新移民中有好有坏，新加坡人中同样也有好有坏。只追求物质的人，到处都有，谁也不敢铁齿地说，哪里的比例最高。

　　至于说居高临下的批评，我不想提我所遭遇到的某些甚至带侮辱性质的对于中国人和新移民的评价了，有些甚至反映在电视和广播节目里。

　　新移民的问题，不是要多去接触讲英文的群体，而是没时间接触任何团体。绝大多数新移民在新加坡都是无亲无故，完全要靠自己双手打拼，手停口停，为生活而奔波。不过请放心，新移民大多数识英文，读《海峡时报》和看“亚洲新闻台”的。

　　在这个变化莫测的世界里，只有变化才是永恒。对待不断变化的环境，人人都有恐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迁怒和责怪他人是容易的，但是却于事无补。对于自己不能改变的，要调整自己，试图适应，这是我在新加坡生活的信条，与大家共勉。



来自‘他们’的声音
（2008-07-18）

● 桑　竹

　　拜读刘学敏先生的文章《他们vs我们：从本土意识的兴起看新移民现象》，我对其中的一些看法有不同观点。

　　首先，今天世界上绝大部分移民是经济移民。移民的主要动力是寻求好的生活环境、教育条件和就业机会。新加坡人移民英国，不是为了效忠女王陛下，而是为了个人教育和发展空间；中国人移民新加坡也不是为了学唱“Majulah Singapura”，而是为了较好的生活。为政治权利而移民的是极个别的，大部分移民是为了追求好的生活。如果作者认同这个前提，那么新移民在入籍时打的经济小算盘便是合理行为。新移民对自己政治权利和义务的认识肯定没有经济方面清楚和直接。其实，这种重经济轻政治的现象在本土公民中也很普遍。

　　其次，对“机关算尽”的入籍，是否值得如此愤愤不平？假如有人真的照刘先生所说，让家中的女孩入籍，男孩作永久居民，到了当兵的年纪，逃避兵役，去国外求学，毕业后再回来重新申请移民，我们可以帮忙算算这么做成功的机会有多大？

机关算尽？不要以偏概全

　　一、这个家庭要有比较好的收入，负担男孩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所有开销；二、家庭收入必须稳定，只能往上升，不能往下降。因为男孩越来越大，开销也越来越大。如果父母中有一人中途失业或者患病，那么这个计划就要夭折；三、男孩成绩要够好。不然去到外国一个末流大学，还不如守在父母身边好；四、男孩要愿意配合父母才行。如果男孩有自己的志向，有自己的朋友，不愿听从父母摆布怎么办？如果男孩有了个新加坡女朋友，不肯去外国怎么办？五、执行这个计划要十几二十年。如果这期间政策变了怎么办？

　　最后、就算计划成功，男孩子忍受了二十年的不便，绕了半个地球，回到新加坡，不用服兵役，拿了新加坡公民，那又怎么样？他还是要结婚生子，他的孩子呢？他还愿意自己的孩子再来一次吗？这样的人，与其说他“机关算尽太聪明”，不如说他“自作聪明，自讨苦吃”。

　　分析了以上种种，那么，有多少新移民会这样做？想想这件事的难度和不确定性，恐怕一百个新移民家庭中不超过三五个。他们能代表整个移民群体吗？其余的家庭需要为这三五个家庭背黑锅吗？

　　本人在新加坡当了14年的新移民，遗憾的是两个孩子都是女儿，无法证明我们的忠诚。但是，从我的朋友邻居中，可以介绍十个以上的小男孩给刘先生认识，核查身份，看看他们是不是新移民的后代，有没有和父母一同入籍。女孩入籍，男孩不入的家庭，对不起，我还没见过。

　　第三，国民认同感的培养是需要时间的，急也急不来。就算有人拿了新加坡公民，还去挥舞中国国旗，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要去中国，还是要申请签证，没有合理理由，也不能在中国长住。在新加坡呢，他有一切公民所享有的福利和便利，他也肯定有一份工作，这一生最有可能在新加坡度过。

　　当在一个地方生活了十年二十年，有了自己熟悉的同事、朋友，知道地铁巴士多久来一趟，楼下的流浪猫一共有几只，楼前的树开什么颜色的花，停车场里抄牌开单的一天来几次，他就成了这里生活的一部分。反过来，这一切也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全部。如果把这些突然从他生活里拿掉，那他还有什么？到了那个时候，不管他拿什么护照，他都是新加坡人。至于那些为了旅行方便，为了去第三国，由他们去吧。也许他们还不知自己想要什么，也许他们有一天还会回来。

忠诚度是个伪命题

　　第四，新移民活跃于宗乡会馆和华社团体，是因为这些团体最愿意接受新移民。如果以此为依据，断言新移民不愿接触英语社群，不愿融入主流社会，自我封闭，是不正确的。在新加坡，从事脑力工作的人必须使用英语为工作语，从事服务业的也需要一定的语言能力，否则会面对来自上司、顾客和《海峡时报》言论版的巨大压力。从事体力劳动的对语言要求不高，但那些工作主要依靠短期外来劳工，不是新移民的主体。当新移民被要求接受新加坡的中文水平时，社会对新移民的语言能力和阅读习惯是否也应有一丝谅解？

　　第五，无论新移民怎么做，政客们都可以拿移民课题作文章。新移民是政治上最软弱的群体，因此也是最价廉物美的政治靶子。想想看，如果新移民都融入主流，成为社会的中坚，登上《海峡时报》主版，投机政客只要把题目改改，变成：“They take too much from us. We want it back.”那不是同样的好文章？

　　第六，在新加坡，新移民的忠诚度是个伪议题。就算我们在报纸上争论一个月，看不懂《海峡时报》的依然看不懂，喜欢去新加坡大会堂拉二胡的还是会去。这种讨论无法改变新移民的个人行为。

　　想想一百年前，过番南来的先辈有几个打算在这里终老的？可为什么他们再也没有回到家乡，而成了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的祖先呢？他们可想到忠诚的问题？他们留下来，是因为相信这里是安居乐业，抚养儿女的好地方。他们慢慢成了新加坡人，有了国民意识和忠诚。同样的，只要新加坡保持安定繁荣，让人们安居乐业，政府把该计划的计划好，该管住的地方管住，给它一百年，还分得出谁是新移民吗？

　　第七，“机关算尽”不是友善的字眼，希望作者慎用。对于大部分勤奋工作、热爱家庭、有社会责任感的新移民是不公和伤害。也希望早报编辑把好关，不要选用这样的文字作小标题。如果没有这四个字，我也就忍住不吭声了。毕竟我是新移民，最好的策略是交税和闭嘴。

·作者从事商业管理工作




新加坡需要怎样的本土意识？
（2008-07-18）

● 李叶明

　　笔者来狮城已经十多年了，怎奈乡音未改，一直被当成“新”移民。与朋友聊天，他们知道笔者已在狮城居住超过十年，便冲口而出：“那你根本就是新加坡人了！”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时，不但大家的关系更近了一层，而且一种美妙的认同感油然而生。

　　同样的聊天也会产生另一种反应。在一次讲座上，笔者下意识地用了“我们新加坡人”。茶点时间，一位听众对我说，“我很惊讶，你竟然会说‘我们新加坡人’……”。

　　看来，当一个新移民认同新加坡，以新加坡人自居的时候，并不是所有新加坡人都能接受的。

本土意识vs国民意识

　　刘学敏先生7月16日在《联合早报》言论版发表文章《他们vs我们：从本土意识的兴起看新移民现象》，显然就反应了这一部分人的心态。我好奇的是，为什么新移民就不能是“我们”的一部分，而必须是“他们”呢？

　　刘学敏君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有一个前提——“对于本土的认同和相应而来的排外情绪”。他认为，经过43年的独立建国和政府有意识地塑造国民意识之后，新加坡人已成为具有强烈本土意识的公民了。而在刘学敏君看来，“强烈的本土意识”必然会导致“高涨的排外情绪”，新移民理所当然被当成与“我们”不一样的“他们”。

　　刘学敏君提出的这个问题，无疑是非常严重、相当负面的。但我不认为这是新加坡塑造“国民意识”的结果。

　　必须指出，“本土意识”并不是“排外”的代名词。新加坡早期华文文学中所出现的“本土意识”的作品，就丝毫不带任何排外的倾向。而刘学敏文中所说的排外的“本土意识”，类似于前一时期非常高涨的所谓“台湾本土意识”。在“本土意识”下，台湾人被分成了“我们”和“他们”（外省人）。好端端的一个社会竟然被活生生地割裂，出现了水火不容的族群对立和恶斗。难道新加坡需要这样的“本土意识”吗？这样的“本土意识”怎么可能是新加坡所培养的“国民意识”呢？！

　　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新加坡的“国民意识”除了对国家的认同外，还有强烈的不分种族、不分宗教，追求平等与自由的信念。这是新加坡能够独立建国，实现种族和谐的保证。既然我们的“国民意识”能够帮助人民包容种族、宗教和文化的差异，能够凝聚新加坡人追求“One Nation, One Singapore”的大融合，为什么又允许所谓的“本土意识”去切割“我们”，制造一个“他们”，最终造成“我们vs我们”的隔阂？

苛求认同，无助于认同

　　刘学敏君在文章中列举了一些极端的个例来讨论新移民的认同和融入问题，他也提到了一些新加坡人典型的排外言论。我认为，这样只会挑起更多情绪化的反应。

　　事实上，来自中国的新一代移民，已不再像先辈那样，是为了求出路、求活路而移民的。他们更多的是为了追求更美好、更富裕的生活。在选择是否移民时，考虑新加坡能为他们提供的“好处”，是合理的逻辑。如果他们选择了新加坡，就证明新加坡还有一些优势，这是值得新加坡人自豪的。

　　新移民与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成长经历，不同的习惯，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这太正常不过了。没有必要把这种种“不同”上升到“不认同”的高度。新加坡人完全可以像包容种族和宗教差异那样，去包容这些小小的“不同”。

　　新移民选择了新加坡，就必然要选择融入。对任何一个新移民来讲，拒绝融入纯粹是自找麻烦！所以，关于新移民“不愿意融入”的担心，是多虑了。

　　可是在现实中，新移民的融入，却总是不太顺畅。三江会馆会长李秉萱曾经提到，新移民要融入新加坡必须过一道难关，就是老移民的心态。事实上，新移民在新加坡到底可以融入到什么程度，绝对不是由新移民单方面决定的。

　　黄根成副总理在去年的一次讲话中也指出：多数新加坡人对外来移民表示欢迎，但也有一些国人抱有负面的看法，即使对方真心要根植新加坡，也对他们采取排斥的态度，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他认为，这些人对新移民的负面看法其实是情绪化的反应。

　　为此，黄根成呼吁新加坡人反思：“如果一直对新移民抱着怀疑的态度，最后必定会弄假成真，导致新移民只在新加坡短暂居留。理由很简单，没有人会喜欢长期住在一个自己不受欢迎的地方。”

　　而刘学敏君在他的文章中也提到：It takes two to tango, 意思是要跳好一场探戈需要两方的配合。事实上，“认同感”的形成，也同样需要双方的努力。如果一味指责新移民不够融入，苛求对方无条件“认同”，夸大双方的各种“不同”，把新移民当成“他们”来看待，这才是新移民融入本地社会的最大障碍。

·作者从事教育与科技工作



站长的话
（2008-07-19）

　　如何让新移民融入新入籍国家的主流社会，是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和媒体“意见领袖”都关注的问题。要融入主流社会，首先需要了解主流社会，从而进一步分析、理清融入主流社会的障碍。要求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应多接触英语群体”，是出自希望移民和本地社会更快融合的善意，抑或是出自下意识的对新移民的歧视，或是“以偏概全”的错误观察。这是还可澄清的枝节，并非要旨。重点仍是，不论是本地或是外国，主流社会与新移民的融合，向来都需要双方努力了解对方的历史文化背景，接受对方的文化差异，分析批判一些阻碍理解和融合的偏见和情绪，确立一些有助于融合的机制与法规，往往还须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磨合，才能让新移民更顺利地融入主流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应和新移民平等交流
（2008-07-19）

● 王树森

　　翻开7月16日的早报言论版，刘学敏君的一篇文章《他们vs我们》的标题吸引了我。可是读了以后，我心情特别沉重，心里也不禁有许多疑问：

　　一、在该文里怎么中国人成了抢新加坡人饭碗的乞丐？那么作者刘学敏到“乞丐王国”又是去干什么了呢？

　　二、作者引用反对党的话说：“行动党政府之所以大举引入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根本是为了让这些听话的新移民来取代那些具有英文教育背景和批判精神、因为不满行动党权威统治愤而移民的本土新加坡人，以巩固自己的政权。”那我就纳闷了，好好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什么时候就孤立到如此地步，要靠外来移民的支撑才得以巩固它的统治？这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不能不说起到了贬低、丑化的作用。

　　三、我第一次听说，一个加入新加坡国籍的外国人，连自己原来是什么国家的人都不可以讲了、挥舞一下自己原国家国旗就犯法了、唱一下自己原国家的国歌就成了新加坡的叛徒。这是什么逻辑？这是什么主义（一个小国的大国沙文主义）？

　　四、作者俨然以一个长老的身份教育新移民：“新移民应多接触英语群体”，多么深刻的教诲。孰不知，在这个全球化的社会里，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还像上世纪60年代那样，东方就永远落后于西方吗？什么都是西方好吗？美国攻打伊拉克、美国的次贷危机好吗？群体之间的沟通是十分需要的，讲中国话和讲英语、法语、日语的，在工作上、生活上、学习上的沟通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有需要自然就会有沟通。问题在于作者的提法不对，他是看中国人不顺眼！看看吧：日本人、马来人、越南人和英语群体的接触又怎样了呢？不都是一样嘛！同语种的沟通总比不同语种的容易得多，这是客观规律。

　　刘学敏还引用了李显龙总理、资深报人韩山元、前人力部长黄永宏医生等的讲话，似乎他很拥护政府的移民政策；但是他话锋一转，在后面大做文章。在大谈新移民的不是时，又要引用博客、反对党、XXX议员、XXX读者、知名作家XXX的话来指责新移民、反对政府的移民政策。并告诉人家，不是刘学敏对新移民政策有多大看法，而是其他人有看法……

　　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了：现今的新加坡，民主法制十分健全，言论自由，不像文革中的中国，动不动要扣上“反革命”、“打着红旗反红旗”、“右派”的帽子。刘学敏先生又何苦躲躲闪闪，一方面打着领袖的红旗，然后引用别人的话来达到自己反对新加坡移民政策，从而挑起新移民与本土新加坡人之间的隔阂呢？

　　我个人认为，现在的所谓移民政策，已不是过去单向的了，在如今这个地球村里，你到我家，我到你家，相互的交流、帮助是十分频繁和不可或缺的。如果谁以为自己是老大，不要人家来帮忙，认为到他家来的客人就是讨饭的，那他就是坐井观天的青蛙（今天的老美也不敢如此狂妄）。以平常心对自己，以平常心对别人，平等待人，大家就能和睦相处，社会和谐才能实现。

·作者是上海资深教育工作者，现旅居新加坡



谈谈我的“机关算尽”
（2008-07-19）

● 蒋琦

　　读了刘学敏7月16日刊登在联合早报上的《他们vs我们：从本土意识的兴起看新移民现象》一文和随后几位读者的文章，觉得意犹未尽，不妨以本人为例作一番探讨。

　　本人1991年从中国来新加坡工作，随后太太、3岁半的儿子一起移居新加坡并成为新加坡公民。目前儿子正在国民服役。

　　有关国民服役确实是有男孩的新移民家庭所面临的问题。因为在中国，绝大部分男子尤其是能考上大学的是不需当兵的。我也确实看到有少数新移民家庭的男孩在中四毕业后离开新加坡，避免服兵役。

　　在我看来，如果一个新移民家庭没有打算在新加坡作永久居留，在新加坡只作工作和学习考量，那么让小孩避免服兵役也是很正常的。

　　对于我们儿子的将来选择，我们是这样考虑的：选择一，回中国；选择二，去其他国家，如美国；选择三，在新加坡。

　　如果是选择一，服兵役就没有必要了。但，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

　　对于选择二或三，我们考虑后认为还是应该服兵役，让孩子成为一个真正的新加坡人，这是他学习、成长的地方，有他的很多同学，朋友和回忆。即使今后他选择了二，他仍然有他的家园，任何时候他可以回来，那是他的家，将来的一切由他自己主宰。

　　对于新移民自己将来的安排，也是新移民家庭所面对的问题。

　　由于背景的不同，作为第一代移民面对最多、最大的困惑是来自精神层面的。我们必须去适应和接受这新的环境。但是，当你看到楼下年老的老移民们退休后的生活情景，你不禁要问自己：我们所努力去适应的这个新环境，最终让我们退休后的生活像他们一样乏味？

　　现在的新移民大多数接受高等教育，他们不但希望有好的物质条件和生活环境，更希望有丰富的精神和文化生活。

　　刘学敏文中谈到的新加坡华文群体和英文群体间的差别确实存在，那是新加坡本身的历史问题，与新移民无关。本人认为，在现代高科技的信息社会，只有受教育的高低差别，与不同语种（如华文或英文）应该并无大的差别。不管是科技、艺术、经济、政治、文化、新闻，你都能以不同的语种去欣赏它。

　　新移民们以自己的语种拥有上述方面丰富的知识是有目共睹的。倒是反观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和水准实在不敢恭维，不但华族新移民们担心，也让许多新加坡华族家长担心。而十几年的华语运动仍落得个市井水平而已。

　　新移民们从短期到长期居住新加坡，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心路历程，绝非三言两语能道尽。而社会也应该在创造好的物质环境的同时，更注意精神和文化环境的建设。这不但有利于新移民，也有利于全体国民素质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