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归属感

没有文化遗产便没有自我 　　　

2007-04-05

　　国家文物局今年开始颁发的“文化遗产赞助奖”，凸显了国家对本土集体记忆的重视。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见于两个方面：在国内这是国人归属感凝聚的所在，也是精神生活的重要养分；对外方面，具有本身特色的文化遗产，将是新加坡吸引国际游客的必要条件。

　　如今在世界各地，海底公园、夜店，甚至清洁城市，都已成了新兴旅游胜地的卖点。你能做的，别人也能做。如果新加坡只懂得复制欧美一些城市的美感设计，在外人眼中便毫无特色，欠缺自我的灵魂，没有吸引力。既然有关文化机构可以不惜重本，兴办只持续一段短时间的巨型国际展览或演出，当然也能够把重点放在悉心保护本地文化遗产上面，让本地的基础文化建设逐步确立起来。

　　从今年所颁发的86个奖项来看，文物局的赞助奖是个令人鼓舞的开始。获颁“荣誉奖”的有四个得奖者，以每个机构或个人所作的捐献达到两百万元的价值为准。得奖者是：

　　一、酒店业钜子邱德拔的后人捐出巨款，落实唐朝“黑石号”5万多件文物的购买，完整落户狮城；

　　二、李氏基金拨款赞助文物局各项建构与活动；

　　三、多元艺术家陈瑞献捐出6500件书籍、文物与艺术品给国家图书馆；

　　四、已故马来西亚商界闻人陈祯禄87岁的幼女陈金蕊，捐出巨款，让尼路的一栋本土式建筑物得以保留和修复。这栋“峇峇屋”将在今年内正式开幕，成为一个土生文化中心。

　　从这四个奖，我们自然可以感觉到新加坡优良传统的积累。而文物局强调，文化遗产奖并非只为捐出巨款者而设。此奖分为几个类别，除荣誉奖外，还有文化遗产赞助人奖、文化遗产之友奖、伙伴奖及支持者奖。换句话说，保存新加坡的文化遗产，人人都可以作出贡献。

　　从捐献者口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新加坡人保留亲人的文化遗产，以供分享，的确有很强烈的心愿。文物局赞助奖的得奖人之一，讲古大王李大傻的遗孀明有好，便对本报透露了她把507张照片、剪报、手稿等捐给国家档案馆之后的欢愉心情。

　　李大傻传人李瑞霞则说，有人曾跟他借了李大傻的珍贵照片和手稿去，却一去不复返。可见对文化遗产“虎视眈眈”的人很多，国家如感觉不痛不痒，“走宝”事件将层出不穷。

　　本月初国会辩论政府开支预算时，新闻、通讯及艺术部长李文献医生强调，推展艺术计划的下个阶段，政府不但提供更多资金，而也把焦点放在政府、人民和私人机构之间的合作上。在文化遗产的保存和展示方面，相信政府的这项方针也将带来推动力。

　　加强合作之外，我们希望当局也能多听听民间的声音。比如4月1日《早报星期天》的私人博物馆专访特辑中，我们便发觉本地有意愿、有耐力、有水平的私人珍藏并不少，经营者也并非伸手向政府要钱。他们只希望政府能在行政上给予一些方便，宣传上提供一些协助而已。

　　多年来，收藏家有的跑遍世界，有的广结善缘，为新加坡积累了大量的文物珍藏。比如广洽纪念馆中保存的书画，其原作者可以串成中国现代美术史的人物志。内学堂的佛像藏品，也常赢得世界各地专家惊羡的眼光。此外，来自北京的学者也鼓励新加坡建立考古中心，使我国在东南亚贸易陶瓷的研究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让文化遗产发出耀眼光芒，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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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榜精神仍然可贵 　　　　　

2007-03-05

　　国家发展部不久前推出新系列的论坛，探讨如何加强组屋社区的“心件”建设。为了照顾不同族群的语言习惯，当局还在英语以外特别增设了以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进行的对话会。

　　论坛小组认为，历时长达半年的公共咨询是有必要的，因为这意味着民众的意见将对决策的过程——包括硬体建设和各种社区政策的制订，具有影响力。换句话说，当局有意重新唤起新加坡各个社群的“甘榜精神”。

　　所谓“甘榜”，即马来语的“乡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加坡的城市化步伐全面加速进行，“甘榜”其实已消失多年，目前也事过境迁。不过，有关方面仍然希望，互相关怀、守望相助的“甘榜精神”，可以在高楼耸立的组屋区重新建立起来。

　　精神是从实体上升华而成的，因此，目前谈论的甘榜精神必须根据新的实体而建立。原本围绕着渔村、农村这些劳作生产方式而形成的社群结构，如樟宜村、林厝港、杨厝港、蔡厝港、忠邦村、潘家村等，都已走进历史，如今即使有地名留下，也不复具有原来的实质意义了。

　　同时，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经济结构，也影响着民众对“优质生活”的定义与追求。新加坡人基本上向往建立小家庭，而新住宅区的设计也日新月异。更甚的是，房地产越来越抽离“家居”的定义，成为有利可图的交易商品。早已形成居民归属感的许多旧社区，房地产纷纷集体出售，蔚然成风，反映的就是这一情况。目前，律政部有意修订法令，让愿意据守旧居的业主能有更公平的说话机会，或让原有的建筑与社群更有可能留存下来，就是要在“发展”与“保留”之间求取更大的平衡。

　　话说回来，聆听民众的意见固然重要，但根据社会学学者的看法，类似“甘榜精神”的树立，却仍然有赖高层次的推动。

　　南大国立教育学院人文与社会学系的黄玉玲教授便对本报说，在别的国家，社区与居民活动主要由地方政府推行，例如美国发生九一一事件，纽约市政府积极推动各种公民活动，务使破坏尽早修复，生活早日回复正常。而在新加坡的语境里，社会动员的角色该由国家扮演。

　　照我们看，甘榜虽然不在，但“甘榜精神”依然是值得珍惜的社会价值观，这是毫无疑问的。首先因为我们是小国寡民，社区与群体的凝聚力是和谐生活的要素。再而是全球化之下，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不断涌现，为了大家的和谐相处，安居乐业的社群必须融为一体。这不但将有助于防止灾难性的事件发生，而一旦发生不幸事故社区也可以及早恢复常态。

　　在建屋局组屋区或私人住宅区建立的“甘榜精神”，当然也须有新的面貌。住宅要成为“家居”而并非只是下一趟转手脱售的资产，便很有必要让居住在这里的人都有“家”的感觉。

　　个别地区成立本身的市镇中心，看来也是很有必要的。市镇中心主要照顾的不是居民的柴米油盐，而是社区邻里认同与归属观念的成长。消息说，建屋局将在预购组屋制度下，推出具环保概念的“生态邻里”设计，而也将在女皇镇老区中落实“公园里的组屋”新概念，都是些令人鼓舞的建设。事实上，关心组屋区的文娱生活，增加足以提升居民文化素养的机制与设施，也都应该是相当及时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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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从多方面着手

让新移民融入社会 　
　　
王慧容 2007-03-03

　　在吸引外来人才的同时，如何让新移民融入新加坡社会，并让新加坡人接受他们，是个重要的课题。唯有新加坡人和新移民双方面共同努力，才能维持我们多元社会的和谐。

探讨举办“公民日”

　　副总理黄根成昨天在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总理公署开支预算时，强调政府很认真看待新移民融入社会的课题，并意识到要在这方面做得更多。这包括探讨举办“公民日”(Citizenship Day)，让新加坡人，无论新公民或原住居民，都能欢庆共同的公民身份。

　　主管人口问题的黄根成再次解释，吸引和留住适当的外来人才是整体人口政策的重要部分，很多国家也都在努力吸引外国人在当地落地生根，促进经济增长。

　　他说，新加坡自1976年起，生育率就一直达不到人口替代水平。即使目前每年平均有8000名新公民（2001年到2005年），但以这个数字计算，到了2030年，每年死亡的人数也会超越新生人口。如果没有新移民的加入，我们的人口将如日本在2005年的情况，到了2020年就开始萎缩。

　　多名议员提出新移民无法融入本地社会的问题。黄根成回答时吁请新加坡人以开明的态度，欢迎新移民，而新移民本身也要设法融入本地社会。

　　他指出，吸取了之前作为移民社会和如今多元种族社会的经验，新加坡人应该更善于处理新移民融合的问题，对此有更高层次的了解与容忍。

　　他说：“我们应该承认新加坡人和新移民存在着差异。我们可能说不同的语言，但有一样东西能够把我们凝聚在一起——我们身为新加坡人的共同命运。

　　“要来到这里，选择这里当永久的新家园并不是容易的决定。我们要支持和鼓励他们（新移民）；这会加速他们融入我们的社区，而很快的，之前明显的差异就会消失。”

　黄根成指出，目前人民协会已经通过基层领袖举办社区活动，让新移民和本地人打成一片。马林百列集选区成立了一个附属委员会，为新移民举办聚会和共享新加坡的资讯。由外国人成立的组织如九龙会、华源会和印度俱乐部(India Club)，则协助新移民在新加坡定居。

　　教育部也计划通过系列活动和计划加强外国学生与本地学生的交流以及对本土文化的认识。

　　此外，为了促进国人的凝聚力和公民意识，黄根成也透露政府正探讨办“公民日”的可能性，就如澳洲的做法一样。他说：“‘公民日’将纪念和欢庆我们融合在一起，都是新加坡公民。”社会发展、青年和体育部将负责推动这个节日。

　　不过，黄根成也强调，在吸引外来人才的同时，政府还是会重视新加坡的公民。

　　他说，政府珍惜公民多于外国人，新加坡人的地位还是在外国人之上，因此，最近实施削减外国人和永久居民的保健与教育津贴，确保只有公民才能获得政府的全力支持。很多政府分享盈余的计划如填补公积金、新新加坡股票、经济重组股票、就业奖励花红也只让新加坡人受惠。

　　他说：“但我们也要了解，公民的价值不能用金钱去衡量。新加坡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称为自己的家。你不能为对一个地方的归属感标上价格。家是心之所在。”

　　除了吸引外来移民，政府也会通过鼓励人们生育以及与海外的新加坡侨民维持联系，来解决人口短缺的问题。

　　黄根成昨日也在国会中透露将会推出更多奖励措施来鼓励人民更早结婚和生育。而要确保海外的新加坡人与新加坡保持联系，政府已经成立了侨民联系署和设立网站来促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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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屋区重现甘榜精神 　　　　　　　

吴大地 　　2007-03-15

　　人到乐龄，每当心惊肉跳地阅览报上讣告栏时，总觉得生命中最珍贵的，还是“情”：亲情、爱情、友情与乡亲之情（邻里之情）等等。

　　社会国家的凝聚力与认同，从较深的层面看，其本质有很大成分是对亲人、朋友、邻居、国人的情感与关爱。所以，国家发展部在规划国家新蓝图时，除了各项宏大的硬件建设外，对邻里认同与归属感的成长亦非常关注。

　　《早报》3月5日的社论，把这邻里认同与归属感的概念，具体化为“甘榜精神”，这不但有助于理解掌握这抽象的概念，同时还指出了培养邻里精神的设计方向。

　　甘榜与都市最大的不同是：都市人基本上是“匿名”的陌生人，而甘榜里的村民，是有名有姓有门牌有性格的财叔、六婶、Ali、Jenny。所以，如果要在组屋区重现甘榜精神，看来有必要设建一个个自成一体的小社区（甘榜）。而这小社区的住户数目不可太大，三四百户应该是极限。

自然聚集并长时间逗留

　　 这里说自成一体的小社区，当然不是说要建篱笆划边界，而是指利用房屋的面向，环绕着一个大家共享的公共空间，促进这三四百户居民自然的认识交流，建立类似以前的甘榜村民的亲切关系。

　　这公共空间必须对各年龄性别的居民都要有吸引力，譬如小朋友喜爱的游乐场地、青年的球场、滑轮溜道、适宜散步晨操蹓狗的花园等。

　　玩在一起的小朋友，他们的父母阿公阿嬷女佣，以及球友们、晨运者或动物爱好者等，日子一久，迟早会相聚在一起，“日久生情”。笔者对此有切身体会：几个终身不渝的死党，都是小时候的邻居，一起踢足球长大的。

　　此外，还有一个绝佳的，可是却常被社区组织者忽视的公共场地——那就是组屋楼下的咖啡店。这是人潮自然聚集并长时间逗留之处。

　　有意搞社区活动者，或可以把办公室设在咖啡店旁边，亲近那惯性集聚的人潮。大家熟悉之后，举办社区活动或收集公众反馈，就会容易得多。马来西亚有一名著名的政治家，就把他的进行政治活动的办公室，设在一间咖啡店后面。

　　以上所列举的居民休闲空间与设施，在今日的组屋区，其实已经非常普遍齐备。问题是，所覆盖的服务地区太广，目标用户太多，所以较难培养基于“长期近距离接触”的甘榜精神。如果要在组屋区重现“甘榜精神”，看来似乎须要有意识地规划小型社区。

·作者为本地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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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公民的归属感

（2007年1月份《联合早报》读者关心的课题 2007-02-16）

　　2006年底有一则充满人情味的新闻，前英保良集团总裁林道荣先生，在2006年12月20日举办大团圆联欢晚宴，招待曾在他辖下几十家百货公司服务过的员工。念故旧、重情谊，这是为人称颂的美德。1月10日，一位老员工胡佛成的投函，道出了很多前英保良雇员的心声，“这次相聚，让我们重新取得联系，今后可以约会款款叙旧。而为我们安排聚会的二老板（即林道荣），还是那么热诚与关照大家，分给每个与会者100元红包和两张大彩券，处事真的非常周到。大家都说二老板是位难得的好老板。其实，他令人敬佩的还是那股不屈不挠、发奋图强的精神。他再度冲刺，重新建立起百货业王国的壮举，将会永远激励他以往的员工，成为每个人学习的榜样。”

　　一个老板能如此真诚对待员工，自然不难使员工对公司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那么，国民又如何才能对国家产生认同感呢？1月1日卓梅华的投函讨了这个大课题。

　　国务资政吴作栋担忧日子一久，到外地发展的国人可能失去同国家的联系，而选择在外地落地生根。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在新加坡人身上植入“回家本能”的基因。其中一个办法就是以已故建国元勋的名字为街道、地铁站、体育馆、公园等命名，以加强新加坡人对国家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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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回家的本能

（2007年1月份《联合早报》读者关心的课题 2007-02-16）

　　卓梅华认为，回家本能里应该包含一种叫做“共同的记忆”的脱氧核糖核酸（DNA）吧。而“共同的记忆”不能只是存在个人脑袋里的图像，它总是需要依附在一些大家所熟悉，并且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场景，如陪伴我们度过青涩岁月的红砖国家图书馆、让我们举国欢腾度国庆的国家体育馆、观赏大型演出的国家剧场、海皇剧院等等。”

　　除了国民，永久居民的归属感问题也在交流站引起了讨论。1月13日，读者项晨的投函说：“最近，常听到关于政府提高永久居民医疗费补贴，以及提高永久居民子女学费等问题的评论。很多永久居民看来对政府的这些措施很不满意，认为这样做对永久居民不公平，太偏袒新加坡公民了。但我却不那么认为，因为永久居民和新加坡公民本来就有差别……其实，新加坡政府已经给了永久居民很多方便。我们不应该再说什么不公平，不满意的话……”

　　这引起了永久居民刘晓阳（1月17日）的回应，“永久居民对国家的义务，和公民并没有什么大的分别。我们一样得缴纳所得税，买东西一样要付消费税，满18岁的第二代永久居民一样要参加国民服役……”“在李总理宣布新政策之前，永久居民和公民之间的待遇其实已经有差别。永久居民没有投票权，这当然不用说；永久居民学生亦没有教育储蓄户头，因此，任何与教育储蓄有关的福利，永久居民学生都不能得到。”

　　刘晓阳的结论是：“由于各人情况的不同，不同永久居民之间对新加坡的认同程度，可以说是天差地别。要吸引合格的永久居民成为公民，培养永久居民对新加坡的归属感是唯一的方法；而削减福利、增加限制对培养永久居民对新加坡的认同感的反效果反而更大。”

　　“由于种种实际上的原因希望成为新加坡公民的永久居民或外国人，政府根本不必做什么他们都会想方设法成为公民；无意在新加坡长期定居的人，区别化的政策对他们来说根本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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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本能”的基因 　　　　　　　

卓梅华 　　2007-01-01

　　随着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多新加坡人出国工作或念书。国务资政吴作栋担忧日子一久，这些国人可能失去同国家的联系，而选择在外地落地生根。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在新加坡人身上植入“回家本能”的基因。其中一个办法就是以已故建国元勋的名字为街道、地铁站、体育馆、公园等命名，以加强新加坡人对国家的归属感。到底这种命名方式对强化国人“回家本能”起着多大的作用，我们还得拭目以待。

　　女友远嫁瑞典已经十多年了。每隔两年，她就会带着两个儿子千里迢迢回到新加坡小住一个月。我问她新加坡有什么地方是令她留恋的。她不假思索地说：“每一次回来，都有一种面目全非的感觉。若不是家人和老朋友都在这里，实在找不到留恋的地方。”这些年来，岛国的面貌日新月异。那些陪伴过她走过成长岁月的学校、街道、建筑物如今已荡然无存。即使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人文景观，不是被迁离原址，就是被改得面目全非。因此，女友 “回家本能”只能根植于她所爱的家人和怀念的朋友，而绝对不是熟悉的街名或建筑物。

　　不久前，和一位迁居国外多年的资讯科技培训员闲聊时，他向我透露，他最终放弃保留了19年的新加坡国籍。这对他来说是个很困难的决定，因为他依然心系祖国，总想着有一天会回来这里生活，只可惜新加坡终究不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个中原因他不愿意说，也说不上来，只抛出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新加坡人拥有共同的历史，但没有共同的记忆。”　

　　回家本能里应该包含一种叫做“共同的记忆”的脱氧核糖核酸（DNA）吧？而“共同的记忆”不能只是存在个人脑袋里的图像，它总是需要依附在一些大家所熟悉，并且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场景，如陪伴我们度过青涩岁月的红砖国家图书馆、让我们举国欢腾度国庆的国家体育馆、观赏大型演出的国家剧场、海皇剧院等等。遗憾的是，这些场景都一一消失。

　　既然是基因就应该代代相传、生生不息。那我们的下一代又如何呢？《我报》的特约作者吴佩琪在12月29日的专栏中道出了我的隐忧：“在这样一个永远往前看、不断追求时尚与进步的时代，我们也许只能通过文物或照片跟孩子们分享，其实并不是很遥远的记忆。然而失去了场景之后，孩子们还能听得懂我们的故事吗？”

　　一位台湾前同事对我说：“去了那么多城市，最爱的还是台北。台北再脏、再乱还是我的归属。”　如果国人也能够做出类似这样感性的告白，那我们应该是真正拥有了回家本能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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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来到了转捩点　　　　　　　　　　　　　　　　　　

2006-11-03

　　我们将在城市建设方面作出投资以打造一个更充满活力、精彩万分的国际大都会。艺术和文化将为新加坡注入富有创意的元素。我们将为滨海湾和市中心披上新装，把它变成一个既能吸引游客，又能在国人心中唤起自豪和归属感的独特地方。与此同时，我们将为组屋区进行翻新以进一步改善我们一流的居住环境。新加坡将成为亚洲最佳的居住、工作及游乐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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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资政：

培养新生代，

迎接25年后的新加坡 　

潘星华　　 2006-11-09

　　25年后的新加坡，将面对一个益发开放、国际化，而且处处是机会的世界。学校现在就有必要培养学生对国家的归属感、灌输正确价值观，和养成终生学习的心态，来迎战未来。

　　国务资政吴作栋昨晚在道南庆祝建校100年的庆祝晚宴上致词时说，新加坡年轻人在接受英文教育，能够掌握双语，多才多艺而又受过良好训练的情况下，将成为世界各国需求殷切的国际劳动队伍，流动力强。

　　但是，他在向在座420名宾客描摹了一幅2030年的世界景观的同时，也抛出了一些问题——面对将来，新加坡人该怎样培养新一代？在那个时候，新加坡人也许贡献给其他国家的，比贡献给培育他们成长的国家的更多。套用“饮水思源”这句成语，他们喝水的时候，有想到源头吗？

　　吴资政说，到了2030年，美国预期仍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强大的国家，不过，中国将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并有着国际影响力。印度的经济力量能与德国竞争。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将改变亚洲的面貌，亚洲国民将能享受目前欧洲国家的生活水平。

　　届时，亚细安将成为一个巨大的经济体。亚细安各国已完成和亚洲重要合作伙伴如中国、印度、日本、韩国、澳洲和纽西兰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工作，整个亚洲将成为一个巨大的自由贸易区域，并且是世界一个最有活力和增长力的区域。

　　新加坡到时也将成为一个非常开放的环球都会。有更多受过高深教育、有才华、有技能的新移民加入，来协助新加坡解决生育率低，人口迅速老化的问题。

　　为了迎接这样的年代，吴资政说，新加坡人有必要养成终生学习的心态，就算教师也应该不断学习新教学法，吸收新知识，掌握新的教育科技。

　　处身在日渐国际化的环境，新加坡年轻人有必要在不断接收外国时尚、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情况下，仍然保有自己坚信的价值观，以免新加坡成为肤浅、没有价值观、缺乏原则的浮萍国家，最终失去在国际上的分量和影响力。

　　吴资政问道：“我们的新生代长大后，会更重视个人的权利、追求个人的抱负，还是也愿意扛起社会责任，贡献国家？他们是想着尽量从国家汲取所需，还是能想着尽量回报社会、同胞，与社会不幸人士分享自己所得。

从小培养归属感

　　他说，当新加坡鼓励人民尽量争取机会出国去，她同时也希望人民能根植祖国。否则，新加坡最终将成为一个只为国际市场提供劳动队伍的工厂。新加坡要作为一个国家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足够的人肯把新加坡当成自己的家、是自己所属的地方。这种归属感有必要从小开始培养。

　　吴资政说，跟很多有历史的国家不同，新加坡是个速成国家，就像一棵速成的树那样，很快开花、很快结果。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新加坡从穷国发展成为发达国家。新一代在舒适和富裕的环境中成长，完全不知道国家曾有艰辛的过去。我们该怎样凝炼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传给年轻人，从而培养起他们对家对国的永恒的爱？

　　他说，新加坡的前途决定在我们有什么样的新生代。有着优秀传统的道南学校，在这项工作上有她该扮演的角色。

　　福建会馆主席兼道南学校管委会主席黄祖耀也在演讲里说：“在日益竞争的世界里，争取优良的学业成绩固然重要，但是培养正确的道德观、敬老尊贤的良好品德，更加重要。”

　　昨晚，吴资政还为道南100周年纪念的铝雕主持揭幕仪式。他也把他和全体教师拍摄的照片，亲手放进一个要20年后才开启的时间囊内。



（让更多年轻人参与志愿工作：2006-11-10）


　　议员花蒂玛医生（马林百列集选区）认为参与志愿工作是培养人民对国家归属感的最佳途径，因此有必要创造更多让年轻人参与志愿工作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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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自主权计划：

让学生更有创意和归属感

蔡慧玲2006 -08-09　　

　　建国初期，许多小市民收入微薄，许多小孩也因为家境不够宽裕而错失上学的机会。随着经济稳健发展，新加坡不但实现了早期“人人有书读”的平等教育机会的愿景，而且也有越来越多国人有能力供孩子上大学。

　　国人的教育程度不断提升，环境不断变迁，学校也不得不与时并进，做出合时宜的调整。21世纪的学校不只是学习新知识的地方，也是培养学生创意、独立思考、发挥专长的教育机构。

　　头发不能长过领口、留海不能过眉梢、女生不能戴耳环、上学只能穿纯白色的帆布鞋……

　　圣公会中学自创校至今，一直以纪律严谨闻名。以上的校规至上个世纪90年代仍然生效，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些校规近年来也在不违反学校教条的情况下放宽。

　　现在，只要女学生将仪容打理整齐，教师不会干涉她们蓄长发；因为圣公会注重体育，为了让学生的足部在运动时得到更好的保护，他们可以穿运动鞋上课……

　　学校训导主任蔡崇彬说，校规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科技和环境的不同，校规也要做出相应的变通。他举例说，现在几乎每个学生都有一台手机，学校就在两三年前修改规定，没有限制学生不能带手机上学，重要的是学生能够自律，知道在什么时候才能使用手机。

　　蔡崇彬说：“我们希望让学生有更大的自主权，就算是纪律方面也不例外。我们不希望学生一味地听从指示做事，如果是这样，将会抹杀他们的创意和自我表达能力。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完全放纵学生让他们凡事随心所欲，重点是如何取得平衡。”

　　现在的学生也比以前的学生敢于发言。由校友变教师的廖永敬就说：“以前的学生都不会投诉或问‘为什么’，现在学生如果跟教师的看法不符，就会挑战教师，问‘为什么’。”

　　因此，学校越来越注重与学生的沟通。自两三年前开始，圣公会中学的校长每年同各年级的学生进行对话，了解他们所面对的问题。

　　有一年，学生提出运动服同一家清洁公司的制服相似，希望改换设计。校方随即举行运动服设计比赛，因为“毕竟最后穿运动服的还是学生”。现在的圣公会运动服就是学生们的设计成果。

　　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学生希望改变一些根深蒂固但却不合时宜的旧校规，学校为什么只有在这几年才决定“成全”学生的要求呢？蔡崇彬认为，这可能同教育部给予学校更大的自主权有关。

　　他说：“教育部现在会赋予学校更多的自主权，很多事情都可以由个别学校自行决定。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每所学校都有不同的学生。”

　　而更大自主权所带来的一些条规改变无形中也增加了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

　　除了中学之外，不少小学也把学生的美术作品拿来做为学校设计的一部分，加强学生对学校的认同感。工商小学就是其中之一。

　　两年前，学校开始把每个新学年的前四天定为迎新日，让所有学生有机会认识班上的新朋友。迎新活动之一就是让每个学生完成同一主题的美术作品。例如，其中一年的主题是“海底世界”，每个班级的学生就依照这个主题进行创作。这些作品后来被贴在校园的墙壁上，和学校的其他陈设融为一体。

　　工商小学美术协调员廖敏琳说，校方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告诉学生，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学校的一分子，都同样的重要。

　　对于这个简单的作业所带来的成果，廖敏琳满意地说：“我们发现很多学生都会驻足在这张大壁画前，找寻自己的作品。家长来学校接孩子放学时也会欣赏孩子的画作。

　　“虽然画作张挂在人来人往的食堂旁，但这两年来却没有受到任何顽皮学生的涂鸦和破坏，所以我们很高兴地说，这些学生是真的对学校产生了一定的归属感。”
注重排名转为更全面教育

　　廖敏琳认为，过去几年来教育环境从注重排名转为注重为学生提倡更全面的教育，是学校可以让学生有这些创意空间的主要原因。

　　她回忆起6年前刚加入学校时的观察说：“当时学校的艺术课程内容有些改变，主要是更加注重孩子是否能真正鉴赏艺术的美，所以我们注意的是整个过程。这大大地提高我们对不同创作的接纳度，也允许我们将所有学生的创作都陈列出来，这也能让学生培养自我评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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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愿清教授：

新加坡是跳板还是家园？

林婉诗 2006 -06-12

　　尽管新加坡有条件继续以一个城市经济体的形式生存下去，不过如果要成为一个有国民意识的国家，却面临艰巨的挑战。

　　美国密歇根大学罗斯(Ross)商学院的林愿清教授说，她的个人经验和观察显示，尽管新加坡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到本地来工作或生活，但对许多外国人来说，新加坡纯粹是一个能提供安全、舒适和优质生活的驻足点，而不是一个能够让他们轻易产生归属感及认同感的国家。

　　她举例说，她在美国接触到不少曾经在新加坡求学的中国和印度学生，到美国顶尖大学念MBA后，并不打算回到新加坡。据她了解，这些学生是把新加坡视为进入美国就业市场的跳板。

　　此外，一些来自东南亚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的美国留学生，之前也曾经在新加坡求学，不过他们最终的目的是回到自己的祖国。对这些东南亚学生来说，新加坡能够为他们提供世界级的高素质教育，从而提高他们回国时的竞争力。

　　林愿清说，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这不一定不利于新加坡，因为人才的循环流动能够提高经济的灵活性，对我国经济是有好处的。但是，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来看却可能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对一个有意对经济和政治保留较严格管制的政府而言。

　　林愿清教授日前在东南亚研究院(ISEAS)与政策研究学院(IPS)联办的讲座上，发表她的论文，探讨新加坡经济发展政策及面对的挑战。

　　她在演讲时提到，这么多年来，新加坡都是一个“环球城市”(global city)，一个从外国进口人才和材料、在本地进行加工后再出口到海外消费市场的地方。新加坡没有所谓的国民经济(national ecnonomy)，它是属于环球经济的一部分。

　　目前新加坡的劳工队伍当中，估计超过25％是外国劳工；对这群技术水平不高的员工来说，新加坡相信不是他们认同的国家，而只是一个他们暂时逗留的地方。

　　对于教育水平较高的外来人才如永久居民证件持有者，情况可能也是类似的。林愿清接触到的外国学生多数是短暂停留新加坡的过客。所以新加坡要成为一个让人们有归属感、有强烈国民意识的国家，是不容易的。

　　其实，要建立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允许人们亲自参与并给予实际的责任。林愿清举例说，就好像在大学里，大学不是由行政人员经营的，而是由一群对教学和教育有热忱的教授们来经营的。只有通过参与，才能够培养认同感，才会让人们对所属机构产生忠诚感。

“政府对市场经济，没有足够信心”

　　林愿清教授指出，“挑选赢家”(picking of winners)的策略，反映出新加坡政府仍然持续沿用上一代的方程式来达到经济发展的目标，政府并没有放手，继续牵导着市场经济的走势和掌握资源的支配，包括大力推动的经济组合(clusters)。

　　这同时也显示政府对市场经济与私人企业没有足够信心，不相信私人界可作为推动经济的力量。

　　她举生命科学为例说，生命科学业是一个需要大量资本、高技术人才，而且风险高的行业，新加坡没有这方面的资源、现成的市场或业者来领导行业的发展。因此政府必须从海外引进人才，并给外国企业提供资助或津贴，来推助这个行业的发展。

对市场力量驱动的经济更有信心

　　她说：“如果一个城市国家的经济是由市场力量驱动，而不是由政府来主导的话，我对它的生存更有信心。”因为在一个由政府驱动的经济模式里，万一有一天基于某种理由政府不再参与经济了，经济就有可能崩溃。

　　在环球化的大环境下，加上科技的普及化，新加坡也暴露于“世界扁平化”的风险，在国际上面对着更激烈的竞争。林愿清说，新加坡如果满足于作为一个没有特色、只求能与其他城市相互竞争的城市，可能会面对经济上的风险和潜在损失。

　　她建议，新加坡要在环球市场上与其他世界级城市相互竞争，或许应该发挥自己独有的特长，设法做到与别人不同，让别人不容易抄袭，比如借助新加坡特有的地理位置、发挥作为本区域中枢的优势，而不是一味追求“环球城市”的定位、复制其他世界级城市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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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岛国英华语前景　　

杨伟宁　　　2006-06-21

　　我一直认为新加坡式英华语都是新加坡文化的重要部分，而这样的文化象征对国人的认同感、归属感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但我们在保留这些搀杂方言、马来语的“本土话”、编拟新语法的同时也务必认识正统英华语的用法和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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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暮乡关何处是？ 　　　　　　　　

叶鹏飞　　　2006-06-26

　　教育部长尚达曼上周访问中国时，在北京与百多位侨胞座谈聚餐，一来说明政府的一些政策思考，二来了解侨胞面对的问题。

　　新加坡经济体制的高速国际化，促使越来越多的国人不得不外出寻求发展机会，而随着旅居海外人口的增多，政府也开始关注如何保持这些侨胞同祖国的联系。

　　无论出于什么因素，愿意离乡背井的新加坡人血液里多少带着祖先的冒险精神，这种精神素质是新加坡未来发展的宝贵资产。如何防止这批侨胞因为常年在外，与祖国的感情联系渐行渐远而最终失连，成为新加坡政府必须重视的课题。

　　尚达曼在发言时改编了邓丽君的成名作《月亮代表我的心》，用华语说：“新加坡代表我的心”，反映当局对侨胞的重视和期待。

　　当日的座谈会问答中出现了两个侨胞关注的议题，一是侨胞子弟的教育问题，二是这些缺乏新加坡生活经验的子弟对祖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淡薄的问题。

　　现场有家长就指出，由于他们全家长期在中国工作生活，男孩子长大后并不认为自己有参加国民服役的责任和义务，因为他们不觉得自己是新加坡人。

　　在大中国地区，只有香港有一所正规的新加坡学校，提供侨胞完整的国民教育，旅居大陆和台湾的侨胞别无选择，只能把子弟送到收费昂贵的国际学校，或干脆融入当地学校接受教育。

　　内阁资政李光耀今年访问中国时也在北京与侨胞座谈。他当时提出仿照大英帝国的寄宿学校制度，让必须出国谋生的国人把子弟留在新加坡接受教育，既解决侨胞的后顾之忧，也防止侨胞因为子弟在海外“在地化”而一并“流失”的现象。

　　或许是深受“亚洲价值观”的熏陶，国人对于把年轻的骨肉寄放在千里之外的学校这种做法似乎还不太能接受；同时，缺乏足够的学生因而没有经济效益，一直是务实的当局婉拒在香港以外开办新加坡学校的主要理由。

　　然而，权衡避免精英侨胞流失，为他们在海外提供国民教育变得越来越值得考虑。虽然尚达曼在会上并没有明确的承诺，但字里行间却可以感受到相关政策可能已经酝酿得接近成熟。

　　政府重视侨胞的另一个迹象，是在今年成立了隶属于总理公署的新加坡侨民联系署。在资政与教长的北京座谈会上，都可以看到联系署署长郭鸿盛忙碌的身影。

　　维持侨胞与祖国的联系可能是关系新加坡未来的千秋功业，政府的政策固然重要，侨胞本身的态度也是另一个关键。尚达曼座谈会上一位口操流利大陆腔华语的印度籍侨胞的发言，就引起现场的共鸣与热烈的掌声及喝采。

　　这位在中国长大，留学英国的沙儿玛先生表示，父母一直教导他自己是新加坡人，必要时得用捐躯沙场的方式报效祖国；他也如此对自己的孩子耳提面命。沙儿玛私下说，父母虽然在中国生活，但是心愿还是打算在新加坡终老。

　　政府的政策固然是维系侨胞与祖国的保证，心系祖国又何尝不是侨胞责无旁贷的义务？家乡可以是故土的风物，也应该是活在每一个侨胞心灵深处的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