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归属感

如何看待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陈子帛 2007-06-20

　　香港主权回归已整整十年。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画卷上，这个曾经的小渔村、这个历经一个多世纪外族统治的前殖民地，注定要扮演一个无可替代的角色。

　　我在给大陆《凤凰周刊》撰写的卷首语中说：“一国两制”的构想，为长达14年过渡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双赢共存，为香港主权的和平交接以及港人的心理调适提供了更多空间。其中，中国始终坚持改革开放路线，是最大的外部推动因素，而“后过渡期”的香港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正因如此，80年代末北京那场政治风波，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都未曾改变香港和大陆逐渐接近的进程。

强烈的香港意识

　　“香港意识”和“香港认同”，在70年代以前是何其陌生的概念。香港意识的萌生以及“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构想的提出，是香港身份认同的开始。对于难民痕迹明显、移民印记凸现的地方来说，多数人选择留下来见证历史，选择了对香港的认同，这是一种进步。

　　真正意义上的身份认同，从1997年进入了全新境界，并经历了严峻的洗礼和考验。这是一条不归路程。身份认同意识的逐渐提升，体现在多次举行由数十万人参加的政治集会。无论是狂风暴雨，或是烈日当空，那种无需动员的自动集结，自始至终的井然有序、守法守纪，呈现了中产阶级政治性格的可敬。它是香港身份认同的里程碑，被视为“经济动物”的香港人完成了政治意识的发育。

　　而恰恰是这种参与意识，印证了香港的身份认同感，勾勒出了香港回归十年的音符与《义勇军进行曲》的交织互动，俨然是一首和谐的奏鸣曲。

　　香港资深文化人陈冠中在接受媒体访谈时指出，九七回归之后，香港人的国家认同一直是一个热点问题。但关于香港人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这纯粹是一个伪问题，是社会学家人为制造出来的政治分裂。

　　但是，参与香港回归进程，包括起草基本法、筹建特区政府的行政会议议员梁振英，6月1日在香港媒体发表的《人心尚未回归，国人仍需努力》的文章，指出相当部分的香港人对国家的归属感仍然薄弱。

　　他说，其中有许多原因，包括国家积弱百年，多数港人或家庭成员因曾经受到大陆极左路线的冲击而心有余悸；大陆近些年来贪黩腐败成风，导致疏离感萌生；英国殖民政府对港人长期分而治之的策略奏效。

　　梁振英在肯定港人对国家认同感渐有进步的同时，强调指出，自豪感是人心回归的积极条件，但不能证明人心已经回归。而任何一个地方的居民对所属社会或国家没有归属感，没有向心力，那这个社会和国家就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因此对于人心回归不能操之过急，也不应放任自流。

家国情怀不容质疑

　　这位被定格在“爱国爱港”区块的政治精英慨然写道，没有一个社会有与生俱来的向心力，人们没有这样的遗传因子，香港人和中华民族也不例外。

　　身份认同、归属感、自豪感、凝聚力、向心力，几乎是一个水平线上的关键词，究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政治现实，还是政治学家、社会学者主观设定的伪命题，在多元结构的香港居民中，不可能有一致的看法。

　　不可能要求香港750多万市民对国家或者香港有强烈的归属感，也不能使用统一的标尺对所有港人做一个衡量和规定。即使在最具政治意识的大陆，今时今日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

　　即使在殖民地时代，香港的中国人也许最具家国情怀，对中国大陆所发生的种种政治、经济、社会变迁，都予以极为高度的关注。

　　这一群被视为政治冷感的“经济动物”，当年何以出现百多万人上街，对北京那场政治风波表达忧心和愤怒？何以在90年代大陆多次遭遇重大自然灾害时慷慨捐助，不断刷新捐款捐物的纪录？何以在九七回归之夜保持难得一见的平静和淡定？何以在临时立法会选举中创下近50％投票率的历史最高纪录？何以在金融风暴、禽流感、沙斯以及特区政府管制危机等冲击下，没有出现任何非理性的举措？

　　即使是50万人上街对23条立法表达忧虑，即使特区政府振兴经济不力、民意支持率创低、中产阶层承受力达到引爆点的时候，香港社会依然相对稳定、法治秩序依然稳固、经济运行未曾失序。

　　这种家国情怀，这种对香港的认同感、归属感、向心力和凝聚力，难道还需要任何人为的提炼和拔高么？

　　我完全同意梁振英的观点，没有一个社会有与生俱来的向心力。向心力不是强加于人的，必须耐心和努力培植，而且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香港未来的发展路向已定，没有任何人、任何外部和内部因素可以改变。中国的香港人和香港的中国人，意义和内涵是一致的，无须作任何政治和学理上的争辩。它并非是伪命题。

　　除了个别人之外，多数港人对自己的血脉传承从没有自我贬低，也不会自我否定。梁振英所担心的人心尚未回归，其实是指港人对中共政权的认同度，还无法达到北京或者爱国爱港群体所期待的程度。

　　对于相当多数港人来说，比较普遍的心态是“爱国爱港,但未必爱党”。这恰恰是特区的特色和常态，说明中国执政党要真正获得港、澳、台的由衷认同，还必须做更多的努力，包括民主法制的建设，清明政治的确立，民众的政治参与权以及贫富差距的缩小……

·作者是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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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烈国（新上任的标准、生产力与创新局（SPRING）主席）还有一个点子，他认为，中小型企业的老板们必须改变思维，以创新方式来吸引优秀人才加入企业。例如把员工视作伙伴，让他们拥有企业的部分股权，或甚至与员工分享盈利。
　　他相信，这么做有助于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心、提高员工的投入感和归属感。这无疑是一个吸引人才的好办法。

　　在一个全球商家求才若渴的时代，如果中小型企业能跳出陈旧的思想框架，开始在争取、珍惜、培养、保留人才方面作出努力，便可能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占上风。 （变则通，不变则滞 ——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几点看法 潘国驹 2007-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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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新加坡的疑虑 　　　　　　　　　　　

杨松坚 　2007-05-02

　　吸引外国人才是扩大我国人力资源，提升竞争力及增加人口的必需途径。在多方吸引外来人才的同时，也不应忽视本土国人和移居国外国人的贡献。

　　旅居海外新加坡当中，不少是学所成的专业人士。他们在国外经年取得一定成就后，可能面对孩子们的教育成长或本地年老父母的照顾问题，面临继续留在国外还是回到成长的父母之乡的抉择。

　　侄女是新加坡公民，她早年留学国外考获特许工程师资格，并任职州立政府工程部门。她与外籍华人工程师结婚并生育儿女，现在也已取得外国居留权。他们曾多次回新加坡旅游、探亲，很向往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和严谨学风，且她父母年事已高，希望他们能回来团聚。侄女一家有意回归岛国，但因具体事项的疑虑，较难于作出抉择。

　　重新觅职需要重新适应岛国的就业市场和环境，他们曾经联络相关行业的公司企业，雇主虽赏识其学历、经验，但在薪酬待遇和专业方面仍需面对风险和抉择。

　　国籍的择一性规定，也令其有后顾之虑。双重国籍涉及归属感和身份认同的严肃问题，但如今在全球人才流动性高，为了更好吸收人才，在技术性调控上可有一定灵活性。新加坡可否在双重国籍问题上适度放宽限制，例如经过审核，可寄予优选专业人才以10－15年的双重国籍期限，容许他们保留外国国籍，并拥有新加坡公民权。

　　孩子就学问题。在国外长大的孩子华语差，未接触汉语拼音。因学制不同，入学和插班在课程进度和时间安排上也有困难，而如须留级，孩子长得高头大马，也有心理障碍。他们很希望教育部和学校有较灵活的入学安排，减轻孩子的压力。

　　瞻望未来，将有更多回归国人回来发展，为吸引更多真正有志在岛国发展的回归人士，希望有关部门能统一规划，为回归国人提供一站式的质询服务和援助配套。除新加坡侨民联系署除可在侨民的联络起纽带作用外，也希望有关当即能成立统一机构，在就业、国籍、子女教育、住屋等方面，对回归热人士提供实质性的质询和必要的协助，有助于他们及时下定决心回归岛国。



对家有归属感终究会回来 　　　　　　

刘晓阳 2007-05-14

　　在众多离乡背井到异乡去寻梦的游子之中，我的资历尚算非常非常的浅。尽管如此，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亦从自己和朋友的经验中知道了一些；我希望能借此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这全球化的世界里，“父母在，不远游”早已成为不可行的过时教条。可是，这并不代表我们这些新一代的游子们都就这样撇下一切不管了：至少，在那些和我一样资浅的朋友心中，“家”所占的比重仍然是相当高的。让我来告诉大家我们是怎样和家里保持联系的吧。

　　高科技实在帮了我们不少的忙。只要电脑开着，我任何时候都能用最少的代价找得到家人。我妈也早已将我的美国手机号码输入到家里的自动拨号系统里去，随时她都找得到我。我曾不止一次在早上被她的电话吵醒，那我当然也不乏还以颜色的机会！

　　视频通讯亦大大地将彼此的距离拉近了。互联网的视像电话并不难使用，而且还是免费的。我的一些朋友几乎每天都和家里用视频通讯；而我则最少每周一次，平时大多使用互联网电话。我的父母相当喜欢视频通讯，他们甚至把我在香港的阿姨舅舅都纳入网络里去了。我们不时都会互相联络，有时因为网络阻塞而听不见声音就用大字报代替，然后大家笑成一团。最离谱的一次是我爸竟然将我的影像用投影机放到屏幕上去，然后要我妈和我“拍照留念”！

　　我和朋友之间就更加不用说了。由于我们都用同样的即时短讯软件，我们找彼此谈话根本无须刻意。那管他们在美国东岸、中部、西岸、英国、澳洲、新加坡，我随时都能一边写报告一边和他们谈天。虽说电脑交流总不如见面，但是如此频密地交流亦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见面时的隔膜。通过虚拟世界交谈亦不等于我们说的东西是虚拟的。我知道，坐在这电脑另一端和我打字的，就是那个我熟悉的朋友。由于即时短讯需要快速反应，我们亦能透过语气、情感符号、甚至通过拖延回答、不回答等来准确表达我们的信息和感情。而且由于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使用风格，冒充者是逃不过法眼的。

　　在资讯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能否有效地和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其实已到了纯粹是个人意愿的地步。如果一个人有心和家人朋友保持密切联系，互联网和电话的普及性对能出国的游子来说根本不会构成障碍。至于在电话里有没有东西好说，我认为，这根本和距离无关。若果平时家庭成员之间有良好沟通，一个人到了外国并不会影响这家人闲话家常。我平时打电话回家，和家人说的并不就是平时在家里就会说的东西？评论时政、说亲戚朋友的是非、取笑妹妹、讨教如何煮菜，哪有说得完的？我那些每天和家里视频通讯的朋友，想必也是一样的。

　　我们到国外去，是为了增广见闻和寻找更多更好的机会；我们到国外去，是为了做一些在家里可能做不到的事。但是，没有在国外生活过，我们也不会知道家里的食物的美味，不会知道樟宜机场原来真的实至名归，也不会知道新捷运其实真的很高效率。要不是这样，上个月在纽约举行的"新加坡日"就不会如此受欢迎了。

　　对家有归属感的游子，终究是会回家来的；就算他不回来，他也会尽量将自己的生活和家里紧密地连起来。对家没有归属感的人们，就算把他们留在家里又怎么样？我们根本不必在上飞机前对妈说：“我会回来看你的。”如果我们还要刻意地“回家看妈”，那我们是否从一开始就已打定主意和家里划清界线了？若是如此，这句话是否显得有一点点多余？